父亲老了，记性也差得厉害，前说后忘，和他一起，常常闷声不语。但一提到他那个年代，父亲的话匣子就开了。
　　疫情之下，天天闲坐，一家人也都没了话。三大在城里买了房，老家总还是根，过事回去没个落脚的地方不行。那两间土房，总是一疙瘩心病。这不，他又回家盖房了。父亲说，你三大盖房的那块儿原先有农业社的老碾子，所以才叫碾子河。碾子上头是队里往年的猪圈，一排石头扎成的洞子就是喂猪的地方。不是他说，偶尔遇到，我还以为是废弃了的墓穴呢。忽然，他像是恍然大悟般感叹，说起来水土流失严重很！碾子河以前跟谁谁的场阶一样高，过了这些年，河道现在低了几人深，水不大，咋还恁厉害呢？还说哪里是老河道，而今又都种成了地。
　　接下来父亲说的，让似听非听的我奓直了耳朵，像是天方夜谭，还反复向他确认。父亲说，那时候不知道人咋恁有劲，全大队、全公社都组织农业学大寨修梯田，把河改道淤积成地，垒的石练跟刀切了一样。上官坊公社当年的书记叫刘范华，他跟大家一块抬石头，人都爱整他。他抬前头，后面的故意腿一崴，摇摆得前面抬不稳，逗惹得大家浪笑，他也不见怪。后来他坚决不抬前头了，剩下咋抬都行。那人厉害呢！不管多大的石头，他都敢架势，你说抬，他就抬，怯都不怯。隐隐乎乎记得刘范华是山阳二峪河还是商县砚池河的，客家人，说的鬼蛮子话。1985年战友结婚他到黑山行人情，还见了刘范华，那时都老老的了，说起老人名字，刘书记都记得。父亲还说公社文书叫马小鹿，孔中杰是武装专干，工作组组长是谁，都是哪儿的。老年人都说，刘范华走时两手空空，啥都没拿；李书记捞的多，走到哪里看上谁的红椿树，就给弄走了。
　　这是啥时间的事？他说八几年，当兵刚回来。听罢，不由得感慨。父亲说的人都是当年上官坊的一方诸侯，坐主席台上的，而今大概也作古了。可我惊讶，那时的农民怎么对公社的大领导那么熟悉，提名叫姓说得清。我想他们是真的深入了群众，和农民打成了一片。不信，你随便问问，现在他们的镇长、书记是谁，怕是少有人说得清。更别说，能找到和农民一起抬石头干活的镇长、书记了。记得有人问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剧作者之一的田井制，你为什么不写戏了？田作家说，当年写县长牛六斤抬残疾农民南有余过河，有人信，没人骂；而今你写，有人信吗？
　　公社书记跟农民一块抬石头，父亲讲得说说笑笑，平平淡淡，丝毫没有惊讶，更没有感激涕零。而在我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社会风气变了，在今天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让我想起鱼在洋《无缘涌泉相报感恩收藏美好》里写到的周书记，也和农民一起担石头。有一截写道：“有个记者朋友在市上的水利志上看到有关他的记载，专门讲给我听，听了不由不让人心生感动。20世纪70年代，在修庾岭水库时，他是县委书记，一月除了四天开会，其余都在水库上和民工一样担石头。开头担八十斤，后来担一百二，和大家一样喝稀糊汤，吃蒸红薯，与民工又说又笑像一家人，民工们叫他老周，他也乐哈哈答应着，一点也不生气。当年的领导真没把自己当作官，跟老百姓一起出力流汗。哪像如今的官老爷，别说担石头，连老百姓见一面都难，老晃在电视上，成天讲个不停，却见不到真人。要是见了不叫官衔，恨你一辈子。”
　　他还写，“写作有了点名气，市上想调我当文学干部。我当教师的局里硬是不放，我抓耳挠腮想不出办法。县广播站的老温也是文人，他说，你写封信，我给地委周书记。他跟书记是乡党，书记也真爽快，笔一挥批了。我没花一分钱，烟也没发一根就调成了，真让人不敢想象”。
　　听到这些平民官员，想起朋友说的一位。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初，她供职的师范学校有天中午接到通知，杨专员下午要来。学校赶紧布置会议室，准备茶叶，洗了泡茶的搪瓷缸。下午一上班专员就来了，领导们去大门口迎接。那天天很热，专员下车，和大家打了招呼，就一屁股坐在楼前树荫下的台阶上，一边扇着手里的草帽子，一边就开始谈工作了。校领导劝他进会议室喝些水，他摆摆手，直接说工作，一会说完了，起身坐车就走了。留下大家都笑了，说这专员也太不像领导了。
　　看《之江新语》，记得一句话，“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父亲讲故事，又带出来了故事，写完我也给他念了。他说：“就是啊，现在得知道谁当乡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