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有幸间接或直接接触到不少前辈干部清廉从政的故事。这些故事体现了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也说明廉洁从政是我们共产党员优良的传统，更让我们认识到清正廉洁是共产党员得到群众拥护的根本。
　　罗占山让房
　　1949年3月上旬，国民党胡宗南部中将盛文率新三军进攻陕南解放区。13日，两郧专区上官独立团合同镇安县独立营阻击盛文部七五零团，取得七里峡红崖山战斗的胜利。16日，中共镇安县委书记希庄与两郧分区政治部主任张文彬在镇安县政府驻地泗峡口(郧西辖)研究决定：为对付新三军，将镇安县党政军分成三部分打游击。县长罗占山、县委副书记王德甫、宣传部长白原之等与第五区茅坪回民联防队坚持原地斗争。
　　茅坪是回民支队根据地，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县长罗占山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严令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军民关系十分融洽，县委干部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当地群众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主动把泗峡口大道场陈家院子作为县政府工作场所。县委干部在此运筹帷幄，抗击敌人，巩固革命成果，保护群众利益，取得多场胜利。
　　然而，随着敌军力量加强，敌情瞬息万变，经常有其他部队到县政府驻地休养整顿，罗占山要求他们尽量不打扰群众生活。3月16日晚，五区干部及联防队在经历一场战斗后，疲惫地赶到县政府驻地，罗占山在泗峡口大道场陈家院子接待他们。3月的天气乍暖还寒，看到衣衫单薄的战士，他立即要求机关干部腾出陈家院子，说：“同志们太辛苦了，今晚就住在这里，我们人熟，另寻住处。”尽管五区同志推辞着，罗县长还是带人到梁头另一边去住了。
　　白光德严于律己
　　白光德(1896-1966)，镇安县高峰镇升坪村人，中共党员，劳动模范，全国群英会代表。
　　他自幼家贫，通过扫盲识字，历任村互助组长、行政村主任、后坪农业合作社主任兼原和平乡农会副主任及和平公社副社长、后坪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一心想改变家乡面貌，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治坡造田改变山地，取得优异成绩，1956年起先后6次出席县、地、省及全国劳动模范大会。
　　他清正廉洁，从不占国家、集体、群众一分钱的便宜。1952年，在兼任和平乡副乡长领导土地改革的4个多月中，他自带粮菜在群众家搭伙，连乡上规定补助的生活费也不领取。1958年，他在兼任公社副社长期间，不吃群众派饭，即使工作到很晚，也赶回家中吃饭。有时草鞋跑烂了，就赤着脚行走，社员见状给他寻鞋，他也坚决谢绝。1958年冬，白光德被推选为镇安出席全国群英会代表，县上领导见他衣着单薄破旧，决定由财政补助20元给他做衣服。白光德认为国家的钱不能乱花，仅做了条棉裤，花去3.7元，剩下的钱退给财政局。回忆起这次群英会，白光德万分感动，他与全体代表在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白光德一贯舍小家为大家。1961年春天，政府见他家缺粮，以菜汤度日，便供给30斤销粮。谁能想到一心为公的白光德买回这点销粮后，却将它全部作了生产队的种子。当年队里因此多收了些粮食，减轻了灾害损失，照常完成了全队2800斤公购粮的入库任务。
　　1963年，白光德已经67岁了，坚持出工劳动310天。在他病故前的那个春节，当乡亲们在家过年时，独有大队支部书记白光德仍带着儿子坚持在生产队工地上修地。在他数年如一日的带动下，后坪大队(后并入升坪村)梯田缠腰、沟壑封卡，粮食稳产增产，成为当时全县治山治水的一面旗帜。
　　1966年8月15日，这位著名劳模病逝，身后留下两间破瓦房及几把锄头、铁棍。1968年，中共镇安县委组织部编印了《模范共产党员白光德》一书，号召全县共产党员向他学习。
　　斯人已去，其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共产党员本色，仍在启迪、教育着后人。国家因为这些苦干实干的人才奠定了经济基础，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
 　 乔县长二三事
　　乔占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参加革命，旬邑人，1956年11月至1961年2月担任镇安县县长。
　　他担任县长时，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兜里揣着旱烟袋，到群众中常席地而坐，拉起家常搞调研，深受干群好评。他勤政务实，负责修筑镇安首条公路
　　——山阳至镇安公路镇安段，深受群众爱戴；蹲点包抓回龙龙脖子改河造田工程，解决具体困难，裁弯取直增加耕地250多亩，成为镇安第一个样板改河工程。
　　他经常深入基层，善于在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救灾中看到山区物流严重不畅，缺少运输企业，便划拨有限资金建立镇安县马车运输站，改善物资运输的调运，后又发展为镇安县汽车运输公司，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家3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很多人挨饿，吃不饱肚子。1961年春节前夕，乔县长一家孩子多，口粮不够吃，他没有找粮食局要粮搞特殊，而是找镇城三队队长蔡克勤商量。他说：“我没有供应票，买不来粮，你能不能卖给我点萝卜？”蔡克勤十分惊讶，立即派社员送去200斤萝卜。乔县长付了钱，他的孩子立即拿起萝卜啃起来。队里社员听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受，也很自豪，自豪有这样的好领导。
　　1962年2月，在反右倾运动中，乔占忠受到错误批判被调回地委。临走时，蔡克勤知道乔家缺粮，派镇城三队干部送去一担萝卜。看着那一担萝卜，乔县长十分感动，流着泪说：“镇安人民能送我，我很满足。我对得起镇安人民，我是清白的”。
　　区委书记的半斤白酒
　　今天，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商品产大于供，达到饱和状态，流通领域转向了以销促产。然而在几十年前，物资严重匮乏，啥都难买到，为保障人民公平消费有限的商品物资，生活必需品采取凭票供应。
　　1961年端阳节前，社员群众持着购货证，纷纷赶到供销社购买古巴红糖以及白酒、碱面、煤油、棉布等紧缺商品。因为群众多，几个营业员忙不过来，西口区供销社主任便请区公所领导到柜台帮助发售。区委有位副书记到柜台帮忙时，很希望结束后能买两斤白酒回家孝敬母亲，因为他母亲很喜欢喝酒。他在柜台边整整忙了两天，而离开时，也仅仅按自己购货证上的指标购了一斤红糖、半斤白酒，在端阳节早上送回家中，交给老母亲。母亲说：“你就不能多买半斤？”他知道，多买半斤不是不可能，但根据纪律，如果额外超指标购买，就犯了“多吃多占”的错误，作为领导干部谁也不愿违犯物资定量供应政策。这种物资紧缺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家经济物资的丰富逐渐好转，直至取消了票证，放开了市场供应。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几起违纪事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在这样的国民经济复苏时期，党特别强调“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以勤俭节约为荣，和群众一道过苦日子成为党员干部的标准。直到八九十年代，县委领导办公仍坚持一间房，和我们一般干部排队吃大灶。谁要自私自利、图享受、摆阔气，属于违法乱纪，必受处理。
　　这里有份1952年《枣园乡三反试办报告》，其中总结道：“经过三反运动(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基本击退了资产阶级腐蚀思想，消灭了‘三害’。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考验教育了干部，群众认识也提高了一步。大家普遍认识到‘三害’是可耻的，忠诚老实为人民服务是光荣的，彻底揭穿了贪污分子的丑恶事实。如三村村长李某给群众汇报二份，从中贪污六百元(折新币6分钱)；赠送土改干部锦旗(未收)，从中贪污白布5寸。四村村长寇某贪污捐献款一百元(折新币一分钱)；贪污修桥粮20斤。该村代表尹某土改中给干部吃神福(即增加酒肉)以少报多，贪污一万零六百元(折新币1元零6分)；大队长查某在1951年领一次优属粮，以大称入小称出的办法贪污包谷20斤、大米13斤。农会主任张某在‘反霸’中集体贪污斗争果实人民币15万元(折新币15元)、小麦420斤、稻子208斤、包谷800斤、皮纸1万4千张、布48丈1尺5寸、白洋5块、麻铁240斤，共值人民币288万5千元(折新币288.5元)。”报告中写道：“三反中，共暴露出有贪污的干部22人，占总干部数43人的百分之五十一，由此看来资产阶级在农村的腐蚀是严重的。将22名贪污干部给予不同处理，改造教育不退脏的9人，批评教育自动退赃的10人，对贪污百万元(折新币100元)以上的3人交区政府处理。”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党从建国初期，就非常重视反腐倡廉工作。
　　艰苦奋斗、廉洁从政，是共产党人的传家宝。1952年，铁厂乡乡长蒋国恩将分给自己的农具等让给了贫苦农民，领导群众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在集体合作化时期，涌现出模范共产党员白光德、新声村支书修地模范邓自有烈士；新时期，因抗洪抢险牺牲的大坪镇旗帜村共产党员肖文章烈士等，都表现出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回忆过去，我们充分认识到只有保持这种廉洁、务实、创业精神，才能攻坚克难，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早日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