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的一天，毛军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毛锜故去，有如五雷轰顶，我一下子头脑全发懵了。记得半年以前，毛锜先生还和我通过手机交谈，希望两人近期能有一次晤谈。我说：“咱俩都上了岁数，行动不便，没有孩子陪伴是不行的，而儿子们都在上班，只能借他们有空才行，日子不要定，到能成行时我再告诉你。”可惜，晤面未能如愿，而先生他却匆匆去了天国，这真是莫大的遗憾哪！放下电话，我呆坐在寄寞庄里，思绪如浪，和先生交往的65年，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在脑际闪过……
　　我和毛锜先生最早的相交，是在1956年的冬天，因为蔡畅同志呼吁机关干部不要和中小学女生恋爱，以免影响她们的学习。那时节，新中国建立不久，旧社会无缘上学读书的女子，大量进入学堂，故中小学里的女生很多是十八九甚至二十多岁，形成机关干部和她们恋爱这一独特历史现象。我当时刚过20岁，为了响应蔡畅同志的呼吁，便写了《一个女中学生的日记》，诉说女中学生受到被恋爱的困扰。稿子写好后，便投寄陕西日报“秦岭”副刊。想也想不到，只不过二十多天，这篇三四千字的文章竟然发表了，占了报纸不小的篇幅。因为此系我的处女作，心里自然高兴，便打听责任编辑是谁。打听的结果，得知是毛锜，可毛锜是个什么样的人，没见过。直到1959年，时任商县县委副书记的作家肖征写了部长篇小说《火龙岗》初稿，请几位同志座谈提修改意见，参加者除我是当地人，另3位是西安作协的韦昕、省剧协的丁希、陕西日报的毛锜。他们3位都是省上下放龙王庙的劳动锻炼人员，也就是这次我才和毛锜见第一面。记得我俩握手时，他吃惊地说：“哎呀，你就是清漪，要不是这次见面，我还以为你是位女同志哩，原来是个年轻小伙子！”我笑着说：“那是因为‘日记’是第一人称写的，才闹了这个误会。”由于参加肖征同志作品的讨论，我首先感佩的是毛锜先生的认真、负责。他对《火龙岗》除说了优点，竟一下子就其缺点提了五六条，特别是指出，作品有图解政治和人物的欠丰满诸问题，把肖征说得心服口服，也使我对这位一米八九的关中汉子另眼相看。按一般情况，自己是人家县委副书记请来的客人，好话自然多说为妙，缺点嘛，简单提几句就行了。可他不，直言不讳地讲了好大时晌。事后，我曾经私下对他说：“你是我钦敬的编辑，不给作者讲一句溢美之词。”他回答说：“肖征同志一片诚心请咱提意见，咱要是说些浮泛的空话，就是对不起朋友。”对于和我的认识，30年后他在给我的《寄寞庄杂记》写的序言中说：“五十年代中期，我在报社副刊为人作嫁，编发了清漪的〈女中学生日记〉，还以为作者是一个锦心绣口、披露心曲的‘女中学生’，谁知随后下放商洛，才发现是一位‘翩翩佳公子’也，不觉哑然失笑……”
　　时隔不久，到了1959年秋季，省上打算编基层干部教材，商县县委抽调西安作协的韦昕写商镇公社的女宣传员王银档，陕西日报里扬写沙河子公社的陈福，毛锜写龙王庙公社书记王永元，而分配我写龙驹公社马炉大队支书刘西有。4篇文章分别于国庆节前以征文名义在“丹江报”发表，这才使我明显感到什么是好什么是差。韦昕、里扬的文章，当然比我的好得多，而更是我榜样的，当是毛锜先生的《老王书记》。
　　同样是写人物特写，我写刘西有的《创业将》，虽然写了不少较为生动的故事，但主人公的形象欠丰满，缺乏立体感。而毛锜先生笔下的王永元，则写得细致、感人。我对他说：“人常讲，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把咱俩的文章放在一起，高下立见，你真是我学习的榜样。”而他则谦虚地说：“你说的过分了，两篇文章各有长短，咱俩互相学习吧！不过我建议你，以后写人物特写，多注意主人公的音容笑貌，多写生动的细节，这样才能够抓住读者的心。”我说：“你的话在理，不注重细节恰好是我的短板。”这次谈话后不久，他就离开了商县龙王庙。
　　大概是1960年或1961年的冬天，他来商洛采访，点名要我和他同行，还有一位是商洛出版社的编辑路桦，三人一起去龙驹、商镇和孝义湾。去孝义湾后，公社书记朱长命特意用当地的特产柿饼招待。毛锜先生是用怀疑的眼光看了看盘里的招待品，但当他尝了几口后，立即发出赞美的笑声，连声说：“没吃之前我还怀疑它的质量，吃了后才知道真好，又软又甜而且无核。人都说富平流曲的柿饼天下第一，叫我说孝义湾的柿饼可以和流曲的相比美。作为新闻记者，我有责任给你们做好宣传。”他是个负责任的人，回西安不久，陕报就发表了他写的《孝义湾的柿饼》。后据朱长命告诉我，自陕报登了《孝义湾的柿饼》，外地人来孝义湾买柿饼的人特别多，当年的柿饼价钱也特别好，他叫我代他向毛锜先生表示谢意。当我把朱长命的话告诉他时，他却说：“谢什么意，报道农村和农民，是咱的责任和义务，不然党报设记者一职干什么！”作为编辑，他的认真实在让我佩服。就在我和他共同采访了孝义湾之后，我又写了篇关于丹凤马炉劳模刘西有的文章《老兵新传》，因为是署名当时商县广播站的“商播声”寄给他的，他既不知道作者是我，也不知道作者是一个集体名字，但回信却一笔一画写了一大张稿纸的修改意见。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直到他逝世我才把它交给丹影保存。只可惜的是，那个约八九千字的《老兵新传》怎么也寻不见了。我认为，对一个陌生作者“商播声”的长稿，能如此认真地写回信，在报刊编辑里实在少有。只是在当时，他的信是以陕报文艺部名义写的，并未署他的名字。
　　从此次采访孝义湾和给“商播声”回信之后，我和毛锜先生的友谊更深了，也再不称他为老毛或毛锜，而代之以毛锜兄。兄，大哥哥之意也，这称呼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
　　作为文艺家，毛锜兄堪称多面手，新诗旧诗皆为所长，1956年他写的《造林英雄之歌》直到今天还为人乐道。写报告文学亦是高手，秦俑出世经他写的世界奇迹一文，遐迩一时，石兴邦老人说的“显俑”就是指这回事。同时他又是文艺理论家，为不少人文集写的序言，很少有浮泛之语。特别是杂文、散文更为写作界同仁所乐道，散文空灵隽永，杂文笔尖如刀。他仙逝的第二天，我从书架抽出他赠我的多本著作，我敬佩他的为人、为文，见书思人，不觉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