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沟新貌
　　读了8月20日商洛日报上刊登的《一心为公的老支书》一文，一位可亲可敬的老支书形象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关于他生前一些已经远去但被村里人时常提起的零碎琐事，又荡漾在我的心头，回响在我的耳边，多日来挥之不去，有不写不快之感。
　　这位名叫许经化的老支书是我的邻居，与我家仅一墙之隔，他家的侧窗正对着我家的灶房，其家人的说话声、咳嗽声都能听得见，因而我对他非常熟悉。《一心为公的老支书》写得真实，写得细致，但在我和村里的好多人看来，有些地方还需要补充，让更多的人知道得更具体一些。
　　听爷爷说，许经化早年投身革命，与我党的游击队来往密切，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秘密地给陕南游击队送情报、给养和药品。他家在村后的天坡崖下有几亩地，许经化常借着去地里做活，把棣花一带的敌情传递给隐蔽在梨树台的游击队领导人巩德芳、薛兴军等人，让游击队对敌情了如指掌，打得赢，跑得快。爷爷说，他有几次往后沟里送粪时，都见着有本(许经化的小名)在背笼底下藏着的盐、锅盔、熟红薯等，背到天坡崖下，悄悄地送到梨树台的几户群众家里去——那时候国民党部队搞坚壁清野，把群众赶到棣花一带居住，梨树台成了游击队的栖身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效真、薛兴军、陈寿益、田申荣等游击队领导人经常到有本家里来，亲热得像一家人。
　　“老支书”当时在棣花一带人所共知，代替了他的官号和小名。他是1951年棣花乡成立党支部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也是圪崂村的第一个农民党员，从那时起就一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任职20多年，把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建设成了全县的先进村、红旗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全县的口号是“学大寨、赶马炉、超许沟”，各地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老支书”自然是模范党员、先进基层党支部书记。在这个千把口人的山村里，他以正直、务实、爱民、清廉赢得了全村人的敬重，让群众在困难的岁月里吃得饱，穿得
　　暖，并且帮助邻近的贫困群众度过了饥荒，至
　　今让人津津乐道，交口称赞。
　　在屹崂村(后来叫许家沟)的人看来，老支书对粮食生产抓得特别紧，而且抓得有方。他抓粮食生产，首先抓肥料。种庄稼的人都知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那时候没有化肥，他以老农民的经验，要求全村(后改成大队)7个生产队在所有的地塄坎上种苜蓿。苜蓿是最好的上地肥料，全大队1600多亩坡地、沟台地、梯田坎上都是嫩闪闪的苜蓿草，一到春夏，开满了紫红色的小花，成了腰山一景。苜蓿一年割三茬，头茬高1.5米左右，4月底收割，用铡刀铡碎，刚好上水稻地；二茬高1米左右，6月底收割，刚好是苞谷的追肥；三茬高0.5米左右，8月底收割，刚赶上种麦，是最好的底肥。此外，他号召全村养猪喂牛，自己带头养母猪，为村里的人提供猪源，还养了两头黑牛。他在群众大会上常说：“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我记得他到地里干活时，常常肩上扛着锄头，锄头上挑着笼子，回来时满满一笼子猪草。在他的号召和带动下，全村户户养猪养牛，猪牛粪都是有机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地里缺肥的问题。另外，他还发动群众在雪岭、帽子岭、柳树洼一带广种油桐，将桐籽卖给国家，同时买回桐籽饼、棉籽饼、药籽饼等肥料，使各生产队地里的庄稼都长得好，从没有白茬下种的现象。
　　老支书抓粮食生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抓良种引进和推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级社时，他就从外地引进玉米良种“金皇后”“白马牙”、小麦良种“碧蚂一号”“阿勃”“小偃一号”和“矮化水稻”“四号红薯”“百号”“懒薯”等优良品种，使全村的粮食产量由亩产一二百斤猛增到四五百斤，甚至超过了当时的“黄河”指标，达到了六七百斤。特别是从河南内乡县请来了两位“红薯下蛋”专家，指导群众将挑选的小红薯栽在窝子顶上，等红薯发芽长叶时，剥掉红薯周围的土壤，让起根发芽的根系向下生长，吸收养料，长成大红薯。这项技术看似简单，效果却非常好，“红薯下蛋，亩产不是八千，就是一万”，让屹崂村成了全县有名的“红薯窝”，各队挖的红薯往场房里倒时，要搭长梯子才能倒上去。村里每人每年平均分红薯八九百斤，其中一队挖的一窝红薯达到6.8公斤，最大的一个重5.6公斤。有一年，我家的红薯除过窖里藏满，晒干的红薯片还背了15背笼。在困难的岁月里，圪崂人用红薯馍、凉粉、饸烙、蒸红薯度过了饥荒，好多人还接济邻村的亲戚、朋友，许多人都说：“多亏了老支书抓红薯生产，要不然会饿饭的啊！”
　　他抓粮食生产的第三个特点，是抓农田基本建设。每年秋收还未结束，他就开会安排修地、修水渠。我清楚地记得，社员们白天收庄稼，晚上趁月亮或打马灯修梯田、搞深翻，10多年间，硬是把沟沟岔岔、山山岭岭的地都修了一遍。他还组织修天条沟水库，让棣花旱塬上的300多亩地变成了水浇田。在修王世岭百亩平原时，他抱病到西安、商县，找在省军区当副政委的陈效真和在商洛行署工作的陈寿益，让他们支援了一大批架子车、镢头、铁锨，还有炸药、雷管、导火索，使原来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王世岭变成了平展展的平原，大大改变了全村的土地结构，增加了粮食产量。
　　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老支书还抓了农具改革，除了引进“双轮双铧犁”“一牛拽四磨”等先进生产生活工具以外，他召集全村的高手木匠，研制了一种叫作“尖杈”的场里农具，形状是四个长杈安在“尖杈”的前面，腰身下有两个木轮，后面是两个人推的方形把儿，其作用是收麦后在大场上推麦秸，一次推小山大的一堆，大大减轻了挑、推麦秸的劳动量，受到了全村妇女的欢迎和称赞。我后来当了三年生产队保管，常听到妇女们说这件事情。
　　他还关心群众的文化生活，村里有夜校，有扫盲识字班，一到正月，村里的剧团便开始演戏，《游龟山》《火焰驹》《游西湖》《春秋碑》天天演，戏楼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他天黑前就开始烧汽灯，有时搭个凳子给灯添油，还亲自帮厨，给演员吃加班饭，有时是蒸红薯熬萝卜，有时是烙锅盔熬糊汤……“老支书”还是村里有名的大孝子。冬天，他为80多岁高龄的母亲烧炕，暖被窝；夏天乘凉的时候，给母亲扇扇子，赶蚊子；吃饭时，母亲吃一碗，他就给舀一碗；不管工作多忙，每天回家先去母亲屋里看望、请安，永远没有在母亲跟前犟嘴、发脾气……其孝顺程度，实为罕见。
　　他也十分爱惜粮食，无论走到哪里，见地上或路边撒了几颗豆子、麦子或苞谷，就蹴下身子，一颗颗地捡起来，带回场里，倒进生产队的粮食堆里。“老支书”晚年的时候，我几次到他家里去，见他用铁勺子在锅洞里烧剩饭，有时候是拌汤，有时候是糊汤面，并对我说：“娃呀，粮食是宝贝，是度人性命的东西，千万不敢糟蹋！”这话，我至今言犹在耳，牢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