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故乡的时候，是二O一二年，一别九年。从此，回乡的日子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节假日。这九年里，去过许多地方，但魂牵梦绕的永远是那养育了我的黄土地。
　　虽心有所念，但回乡的日子只能在年底。回去的时候，通往县城的大巴停在南环路上，长途换乘各类车辆的劳累，在双脚踏上那块熟悉的土地，嗅到那熟悉的年味的时候，顷刻间化为久违的舒惬。那是灵魂在长期攀登跋涉后，暂时得以休憩的圣地；那是卸下所有包袱，重新做回自己的珍贵时光。静静地背上远行时一直背着的行李，心里却在大声呐喊：啊！回到故乡了！回屋过年了！
　　接近年关的县城里，四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天气虽冷，但街道上仍遍布着卖春联、卖年画、卖灯笼的摊子。走过都市大大小小的街道，看到的最多的是人行道上铺着的冰冷的石板。从没在哪个城市的主干街道上，看到过铺天盖地悬挂的对联、年画、红灯笼。漫天彻地的喜庆的红，红红火火地迎接我们这些身在异乡的游子。在感叹之余，莫不为故乡现代化城市管理工作中，予以保留的那让人留恋的故乡的年味，那让人感觉到温暖的扑面而来的人情味而点赞加油。
　　乡愁是一盏红彤彤的灯笼，挂上去了，就会永远忘记取下来。
　　回乡的时候，已是腊月尽头。父母已把过年需用的菜品、礼档都归置好，舍也扫过了。就等着自个儿，盘腿坐炕过大年。父母年岁不轻了，简单收拾收拾，帮着母亲捋捋过年待客的菜品，帮父亲修修那些坏了一年的家用小电器。与父母在一起过的每一个年都值得珍视，全然不是过套套。父亲早已过了花甲之年，自己按父亲的要求，在年三十那天，一样样把贴春联的东西收拾好，一样样慢悠悠地贴上去。贴的时候再不厌其烦地看春联的高低端正，看春联中央挂的红灯笼的端正匀称。在挂那头门顶上的灯笼的时候，父母一人一边，双手按着人字梯的腰部，脚踩着梯子的根部。小时候，我大概也是由父母这样专注地托举着长大的。现今，我的身躯已比父母高大，父母依然忘我地护卫着已长大成人的我。这时，我觉得时光悄悄静止了，变幻成了一幅优美的乡村生活画卷。等到年岁渐长，我进一步知道了，父辈们在过节时所追求的仪式感和秩序感，是对村落里流传千年的春节民俗的讴歌。
　　我喜欢那盏挂在门顶上的红呢绒大灯笼，这不仅是因为我每年都要挂一次，而是过年时家家户户的门楼上都挂着一到两个大红灯笼。有讲究的人家，甚至在盖的二层小楼的檐头也要添挂二到四个红灯笼。白天的时候，那大红灯笼的魅力并不能完全显现出来。晚些时候，塬上一户户人家门上的大红灯笼便都纷纷亮了起来。乡村里少见霓虹灯的炫丽，那淡淡的透过红呢绒照射出来的红光连缀成片，给寂静的村庄披上一条条红色的缎带。那红色的光，投射在地上，刚好照亮每户人家门户前面的地方，像一条条连绵不绝的红毯，正等待着那从远方纷至沓来的新娘。白炽灯通过红灯笼散发出含蓄的红光，搭配着乡村宁静得让人觉得无比惬意的夜色，把塬上千家万户连接成一条条红红火火的缎带。那红缎带一排排，一行行，跨过了黄土高原特有的千沟万壑的独特地貌，把那在三秦大地上生活着的父老乡亲过得愈发红火的日子紧密地连接起来。这样的乡村夜景，比之于那都市的灯红酒绿，有着让人为之沉醉的乡土气息，那是积淀了千年的中式古典审美风格，在现代乡村的传承与创新。
　　过年时，我每每在夜晚漫步在挂满了大红灯笼的乡村街道上。旧时村庄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已然在悄悄瓦解，那些记忆里的老椽土房已变成了乡村曾经的文化符号。但幸好，通过这一路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我看到了乡村里新的民俗的兴起。这些在新时代依托着现有经济发展规模而兴起的民俗文化，可以适当满足乡亲们在旧有乡约村俗迅速瓦解的情形下，需要被满足的质朴的精神文明需求。
　　过年了，家里每一年的灯笼都是我在年三十挂上去的。然，取下来的时候，是我那老父亲摇摇晃晃地攀爬那对他现在来说已有些高的人字梯。而我那满头银发的母亲在下面，两手按着梯子，指引着父亲一点一点试探着伸手够那灯笼，力求平稳地把灯笼取下来。每一年，我都想在离家的时候，记着把灯笼早早取下来。但每一年，从没记起过一次。
　　我的灯笼挂上去了，但取下来的，却是我的父亲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