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暮春，天气渐渐热了起来，踏青便成为一件美事。周日，信步踏上久违的山坡，随处可见野蒜，那是饥饿年代的美食，看到那一株株在春风中舒展着腰肢的野蒜，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把野蒜当作主食吃，才得以活命。
　　那年月，每到春季我们都要上坡挖野蒜。爹娘在生产队上工，自然是顾不上的。因为人人都在挖，坡上野蒜不像现在这么好找，我们得在树林和荆棘刺丛里寻找，好在野蒜极易辨识，我们每寻到一株野蒜便欣喜得喊上一阵。坡地的野蒜被挖光了，有人就到山崖眉上去挖，在我们黄沟，就有两个媳妇从崖眉上跌下深谷摔死了，直到现在，我眼前还经常浮现出那血肉模糊、鲜血流淌的惨烈情景。
　　天寒知衣暖，肚饿知饭香。在那饥荒年代，我们一家人是靠槐花救活的，靠野蒜养命的，尤其是大姐。
　　那时候，我们姊妹五个都在上学，家中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青黄不接的季节，我们一家靠吃野蒜和槐花度日。看着母亲拖着病体累死累活，大姐辍学上了基建队，在河滩修田。家里一天吃两顿饭，没面没馍馍，光是稀溜溜的糊汤拌野蒜，吃不饱饿不死，大姐一天到晚挑着土担子飞奔。别人笼里土多了自己倒出去一些，大姐人老实，别人给倒多少她担多少。放了工，大姐累成了一摊泥，索性也不回家喝稀饭，渐渐饿出了头晕病。
　　后来，大姐嫁给高陵县的一个男人。第一年那男人看起来还勤快，家里吃穿充足，后来那男人旧病复发，赌博、盗窃，家中余粮也被坐吃山空，大姐的大女无钱医治病死了。生二女儿时，大姐月子里饿出了浮肿病，孩子刚出月，她看实在活不下去，偷偷用牛皮纸写了一封信寄回来。这封系着母女二人生死的信，竟遥遥几百里平安地送到父母手里。父母粜了家里一点存粮当路费，火速赶到高陵，找到媒人和那男人协商，可他不思悔改，还打人、骂人。万般无奈，一天夜里，趁那男人外出偷玉米之际，父母带着大姐，偷偷跑到车站上了车。
　　大姐回到家乡的日子，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大姐得了浮肿病，皮肤一按一个坑。我们上山挖药让她熬着喝，渐渐地浮肿塌了。家里没吃的，我们就上山挖野蒜、捋槐花，大笼大笼的槐花吃不完，把捋来的槐花晒干，然后下饭吃，槐花玉米稀饭、槐花拌汤、槐花小米汤，我们吃得那么香甜，感觉那滋味胜过现在的山珍海味。
　　挖回的野蒜，一般要架起破柴烧三天三夜，野蒜才能煮熟，我们家柴火少，娘煮一天一夜。将多日来挖的一大锅野蒜煮熟，满屋子都是野蒜甜甜的气味。有时大姐忍不住饥饿，就去闻一闻那袅袅升腾的白气。破柴火一停，锅盖一揭开，一家人都迫不及待地每人舀一大碗，大姐碗里堆得鼓起来，就着稀溜溜的糊汤饭吃。野蒜麻甜滑溜，我们姊妹个个吃得像孕妇的肚子，饱嗝像连珠炮一样向上窜。
　　有时，娘还把绿豆皮和红薯蔓子在碾子上碾成粉，用箩一过，在锅中炒熟，做成炒面，让我们伴着野蒜吃。因为野蒜毕竟不是主食，吃多了肚子难受，人会拉稀，可不吃咋办呀？人得活命啊。
　　如今，一到春天，野蒜满坡都是，有的沟里还密密麻麻，可已经无人瞧它一眼。那麻甜麻甜的野蒜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苦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它留给人的伤痛却还在。后来，大姐再嫁日子好过些了，吃穿不愁，但由于在生产队饿出了晕病，在山外被百般折磨，常年药不离嘴，一年时间，有半年连饭也做不了，痴痴地盯着米、面、油、菜发愣。
　　前些年，姐夫没出去打工，住的三间瓦房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一家人愁得不得了。前年在政府的帮助下，三间崭新的钢筋混凝土砖房拔地而起，姐喜出望外，添置了好些家具。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大姐也像其他老人一样领到了养老金、高龄补贴。
　　党的阳光照遍每一个角落，让大姐他们这些几乎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衣食无忧，大姐的心情好了许多。愿大姐的病渐渐好起来，陈年伤疤慢慢痊愈，过上幸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