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基因注鹿城
文章字数:2982
地处陕豫鄂三省八县结合部的商南县,属于红色革命老区。素有“鹿城”之称的商南县城,是历史比较悠久且红色基因传承的红色城市,也是一座英雄城市。自有历史记载以来,随着商南建置不断更迭、变化,商南县城——“鹿城”的演变也充满着曲折而离奇的历史故事。
商南在夏朝时期属于古梁州辖地,商朝属于商邑,西周朝共和元年属古鄀国管辖。秦统一六国后,商南属于汉中郡辖地,汉朝时期商南先后属弘农郡、京兆伊辖地。春秋战国时期,商南地处秦头楚尾,扼南北要冲,是秦楚鏖战、汉刘兴兵必争必经之地。北魏景明元年(500)置县,因处商山以南,故名南商县,苌和郡领此一县。此后,商南建置不断更迭,区域沿革反复变化。隋开皇四年(584)撤销建置,并入商县为商洛县。唐属山南道,宋属京西南路,元归奉元路。明成化十三年(1477)二次置县,名商南县,隶属商州。民国初期,属第四专员公署行政督察区(系19绥靖区)直辖县。1949年2月7日商南县城解放后,商南又隶属陕西行政主任公署第二分区;1950年5月又隶属商洛地区专员公署。时至今日商南隶属商洛市。
素有“鹿城”之称的商南县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钟灵毓秀。县城北20公里处有一座名叫“双尖”的山峰,如笋并峙,耸秀云霄,亦称“双峰”,是商南的标志性山峰。因秦末汉初商山四皓之一甪里先生在双巅峰上隐居,山顶又极像一对鹿角,故称甪峰,而“甪”与“鹿”为同音字。后人为纪念这位贤人,就把商南县城叫鹿城。也因商南与“鹿”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商南人与鹿亦有着不解之缘。从历史文化与现代时尚相结合、地域特色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抽象符号与现实形象相结合、直观美感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要求出发,达到体现生活品质的城市发展核心理念与城市品牌之目的,1995年3月10日由时任县委书记吴前进主持召开县六套班子扩大会议,研究确定“以鹿作为商南县城城徽”的决议,才把商南县城以官方的名义正式命名叫“鹿城”。“鹿城”因此而沿用至今并名声远扬,成为商南的一张响亮名片。这座城市因历史的原因又是一座光荣而伟大的县城,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的红色革命故事,为鹿城注入了浓浓的红色元素,使得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早在1922年,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介绍入党的试马镇大坪村旅京学生田紫荣(也叫田荆庭),暑假从北京回商南,在县城国民小学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列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了一大批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商南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商南县城也因此成为商洛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地方。
1925年秋,豫西刘镇华率领镇蒿军先后多次来商南县城劫财杀人、剥削人民,县城民众在县长的带领下成立“大刀会”“红枪会”“白带会”等组织,奋起抗击,保护了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同年11月,中共领导的商南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县城成立,并在县城文昌宫职业学校召开纪念孙中山会议,宣传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宣传三民主义和国共两党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号召人们为实现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县城文昌宫成为商南县最早有中共党组织活动的地方。
1926年,挪威国传教士费特生到商南县城传教并在西街修建福音堂,成立基督教会,以办慈善事业为幌子传播殖民主义思想,以奴化毒害商南人民,乘危放债盘剥群众。深受其害的商南民众首先在县城掀起了反教堂侵略的斗争,县城关小学、县职业学校师生先后到西街福音堂前游行,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赶走洋人”等口号,在强大的反对基督教呼声压力下,费特生被迫逃离商南。这次斗争是商南县城民众把反帝斗争同反封建斗争相结合的有力体现。
1938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党员训练班党支部书记赵希愚为巡视员,到商南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赵希愚带着一份合法的“通行证”回到家乡商南县城,找到在县城南街小学任教的学友汪深容,了解红军路过情况及全县国民党的党、政、军方面的情况,并商定商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工作首先从教育界入手,要想方设法把时任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长兼城关中学校长的田紫荣(地下共产党员)和南街小学校长董有祯等人争取过来,以打开抗日救亡工作的突破口。正当赵希愚和田紫荣、董有祯等人在县城赵岱青家(赵希愚的兄长)商讨如何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时,国民党驻商洛预备第一师师长谢辅三察觉了赵希愚在商南的抗日救亡活动,立即命令驻商南连长何竞堂率领10多人连夜包围了赵家,以“汉奸”的罪名公开逮捕了赵希愚。汪深容在赵希愚的兄长赵岱青和田紫荣、董有祯的帮助下,搭乘由汉口开往西安的军车前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报告情况,同时在赵希愚家当差的汤显发到清油河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打电话,赵希愚的表弟胡金声去河南荆紫关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发了电报,请求营救。国民党将赵希愚装在麻袋内,动用一个排的兵力,用邮车秘密押解商县。当邮车行至武关八里湾时,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罗炳辉派员持胡宗南手谕营救,并返回西安。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赵希愚在商南县城被捕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面目和“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政策,教育了许多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使商南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在商南抗日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县城青年学生成为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出了积极贡献。1937年秋,商南县城南街小学、女子小学的一些进步青年教师,在时任教育科长田紫荣的领导下,组织学生演唱抗日进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卖报歌》《五月的鲜花》等,县城各学校广大师生迅速组织起来,走上街头举办抗日演讲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县城到处是抗日标语,抗日口号响彻天空,市民、店员和乡下进城赶集的群众都参加到了学生游行队伍之中。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激发了商南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最终把日本鬼子抗击在陕西东大门之外的河南西峡县八庙,没有打入商南和商洛境内。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商南县城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六进五出、六次攻打才得以解放。首次解放商南县城是1947年10月2日,晋冀鲁豫军区十二旅和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向驻城敌军发起进攻,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争夺,攻克了商南县城。1948年1月5日第二分区陕南独立团第二次收复商南县城,4月30日第二分区陕南独立四、五两团第三次收复商南县城,5月19日人民解放军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协助第二分区陕南独立四、五两团和商南县大队第五次收复商南县城。1949年2月7日,商洛军分区独立四、五两团第六次收复商南县城,也是最后一次解放商南县城。此次,商南县城终于从国民党手中夺回到了人民手中。从1947年10月2日首次解放商南县城,到1949年2月7日最后一次解放县城的1年5个月中,人民解放军展开了“拉锯战”的态势,先后经过六进五出、六次攻打的艰难争夺,在全县各地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为了夺回商南县城,先后有300多名英雄儿女的鲜血洒在了商南这片红色的热土上,其中著名的烈士有商洛军分区独立五团团长郝世英、湘河区长姚国雄、赵川区干队指导员张金才、民兵连长谭传仁等。这些为商南解放事业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烈士的英魂,最终都埋葬在了县城的商南县烈士陵园里。烈士的英灵定会与这座被鲜血染红了的英雄城市一样流芳百世、万古长青!
红色鹿城,承载了商南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在鹿城变迁的进程中,历史的接力棒传给了一代又一代商南人,特别是那充满着血与火的红色基因也代代相传,并激励着商南人在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奋勇前行。
商南在夏朝时期属于古梁州辖地,商朝属于商邑,西周朝共和元年属古鄀国管辖。秦统一六国后,商南属于汉中郡辖地,汉朝时期商南先后属弘农郡、京兆伊辖地。春秋战国时期,商南地处秦头楚尾,扼南北要冲,是秦楚鏖战、汉刘兴兵必争必经之地。北魏景明元年(500)置县,因处商山以南,故名南商县,苌和郡领此一县。此后,商南建置不断更迭,区域沿革反复变化。隋开皇四年(584)撤销建置,并入商县为商洛县。唐属山南道,宋属京西南路,元归奉元路。明成化十三年(1477)二次置县,名商南县,隶属商州。民国初期,属第四专员公署行政督察区(系19绥靖区)直辖县。1949年2月7日商南县城解放后,商南又隶属陕西行政主任公署第二分区;1950年5月又隶属商洛地区专员公署。时至今日商南隶属商洛市。
素有“鹿城”之称的商南县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钟灵毓秀。县城北20公里处有一座名叫“双尖”的山峰,如笋并峙,耸秀云霄,亦称“双峰”,是商南的标志性山峰。因秦末汉初商山四皓之一甪里先生在双巅峰上隐居,山顶又极像一对鹿角,故称甪峰,而“甪”与“鹿”为同音字。后人为纪念这位贤人,就把商南县城叫鹿城。也因商南与“鹿”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商南人与鹿亦有着不解之缘。从历史文化与现代时尚相结合、地域特色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抽象符号与现实形象相结合、直观美感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要求出发,达到体现生活品质的城市发展核心理念与城市品牌之目的,1995年3月10日由时任县委书记吴前进主持召开县六套班子扩大会议,研究确定“以鹿作为商南县城城徽”的决议,才把商南县城以官方的名义正式命名叫“鹿城”。“鹿城”因此而沿用至今并名声远扬,成为商南的一张响亮名片。这座城市因历史的原因又是一座光荣而伟大的县城,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的红色革命故事,为鹿城注入了浓浓的红色元素,使得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早在1922年,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介绍入党的试马镇大坪村旅京学生田紫荣(也叫田荆庭),暑假从北京回商南,在县城国民小学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列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了一大批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商南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商南县城也因此成为商洛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地方。
1925年秋,豫西刘镇华率领镇蒿军先后多次来商南县城劫财杀人、剥削人民,县城民众在县长的带领下成立“大刀会”“红枪会”“白带会”等组织,奋起抗击,保护了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同年11月,中共领导的商南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县城成立,并在县城文昌宫职业学校召开纪念孙中山会议,宣传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宣传三民主义和国共两党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号召人们为实现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县城文昌宫成为商南县最早有中共党组织活动的地方。
1926年,挪威国传教士费特生到商南县城传教并在西街修建福音堂,成立基督教会,以办慈善事业为幌子传播殖民主义思想,以奴化毒害商南人民,乘危放债盘剥群众。深受其害的商南民众首先在县城掀起了反教堂侵略的斗争,县城关小学、县职业学校师生先后到西街福音堂前游行,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赶走洋人”等口号,在强大的反对基督教呼声压力下,费特生被迫逃离商南。这次斗争是商南县城民众把反帝斗争同反封建斗争相结合的有力体现。
1938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党员训练班党支部书记赵希愚为巡视员,到商南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赵希愚带着一份合法的“通行证”回到家乡商南县城,找到在县城南街小学任教的学友汪深容,了解红军路过情况及全县国民党的党、政、军方面的情况,并商定商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工作首先从教育界入手,要想方设法把时任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长兼城关中学校长的田紫荣(地下共产党员)和南街小学校长董有祯等人争取过来,以打开抗日救亡工作的突破口。正当赵希愚和田紫荣、董有祯等人在县城赵岱青家(赵希愚的兄长)商讨如何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时,国民党驻商洛预备第一师师长谢辅三察觉了赵希愚在商南的抗日救亡活动,立即命令驻商南连长何竞堂率领10多人连夜包围了赵家,以“汉奸”的罪名公开逮捕了赵希愚。汪深容在赵希愚的兄长赵岱青和田紫荣、董有祯的帮助下,搭乘由汉口开往西安的军车前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报告情况,同时在赵希愚家当差的汤显发到清油河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打电话,赵希愚的表弟胡金声去河南荆紫关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发了电报,请求营救。国民党将赵希愚装在麻袋内,动用一个排的兵力,用邮车秘密押解商县。当邮车行至武关八里湾时,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罗炳辉派员持胡宗南手谕营救,并返回西安。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赵希愚在商南县城被捕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面目和“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政策,教育了许多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使商南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在商南抗日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县城青年学生成为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出了积极贡献。1937年秋,商南县城南街小学、女子小学的一些进步青年教师,在时任教育科长田紫荣的领导下,组织学生演唱抗日进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卖报歌》《五月的鲜花》等,县城各学校广大师生迅速组织起来,走上街头举办抗日演讲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县城到处是抗日标语,抗日口号响彻天空,市民、店员和乡下进城赶集的群众都参加到了学生游行队伍之中。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激发了商南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最终把日本鬼子抗击在陕西东大门之外的河南西峡县八庙,没有打入商南和商洛境内。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商南县城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六进五出、六次攻打才得以解放。首次解放商南县城是1947年10月2日,晋冀鲁豫军区十二旅和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向驻城敌军发起进攻,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争夺,攻克了商南县城。1948年1月5日第二分区陕南独立团第二次收复商南县城,4月30日第二分区陕南独立四、五两团第三次收复商南县城,5月19日人民解放军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协助第二分区陕南独立四、五两团和商南县大队第五次收复商南县城。1949年2月7日,商洛军分区独立四、五两团第六次收复商南县城,也是最后一次解放商南县城。此次,商南县城终于从国民党手中夺回到了人民手中。从1947年10月2日首次解放商南县城,到1949年2月7日最后一次解放县城的1年5个月中,人民解放军展开了“拉锯战”的态势,先后经过六进五出、六次攻打的艰难争夺,在全县各地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为了夺回商南县城,先后有300多名英雄儿女的鲜血洒在了商南这片红色的热土上,其中著名的烈士有商洛军分区独立五团团长郝世英、湘河区长姚国雄、赵川区干队指导员张金才、民兵连长谭传仁等。这些为商南解放事业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烈士的英魂,最终都埋葬在了县城的商南县烈士陵园里。烈士的英灵定会与这座被鲜血染红了的英雄城市一样流芳百世、万古长青!
红色鹿城,承载了商南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在鹿城变迁的进程中,历史的接力棒传给了一代又一代商南人,特别是那充满着血与火的红色基因也代代相传,并激励着商南人在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