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时期的米信公

晚年的米信公

　　我的父亲米信公，1914年5月13日生于商县米家塬村(今丹凤县棣花镇米家塬村)。他14岁到两岭村朝阳乐育小学上高小时，与年长4岁的同学王柏栋结为密友，在王柏栋影响、带领下走上革命道路，并由王柏栋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王柏栋的得力助手及我党在商洛早期活动的主要骨干和领导成员之一。
　　一
　　1931年春，米信公考入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九·一八事变后，按照王柏栋的安排指令，在校园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不抗日、围剿革命力量打内战的罪行，联络同学参加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学生运动。
　　1932年春，西安学生掀起了驱逐压制爱国抗日学生运动反动官员、反对蒋介石在西安设立陪都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的运动，驱逐师范学校和一中、二中校长出校，驱逐教育厅厅长和南京来的大员戴季陶出陕。4月26日，各校师生游行示威队伍行至西华门附近时被宪兵阻止，宪兵和学生厮打，致学生死伤8人。
　　在这次被称为“西安四·二六惨案”事件后，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抗日学生的压制，米信公在惨案中受了伤，接着又患了病，自1932年冬开始休学、复学、再休学。1934年秋，他休学在家，一天中午王柏栋找到家里，给他带来一本《社会发展史》、一本《共产主义浅说》，畅谈了别后情怀和国内外形势，以及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让他保持清醒头脑，养精蓄锐做好斗争准备。
　　1937年，中共陕西省委派王柏栋回家乡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开辟地方工作，领导商洛抗日救亡运动。在两岭小学任教的米信公，得到许多王柏栋带来的宣传材料和《解放》《西北》等刊物，他自己学习后，又转给知己同事周文斌阅读，并交流认识、体会，两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从此，他俩利用教师身份撑起了王柏栋在两岭小学开展工作的支柱，两岭也成了工委在商洛工作、活动的一个支点。
　　他们在学校成立了“国难研究会”，向学生宣传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行，号召学生团结起来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给学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组织学生排演抗日宣传节目，还打着“两岭小学抗敌救援分会”的旗子，到夜村以东、龙驹寨以西的集镇、农村宣传演讲，办抗日墙报、写抗日标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唤起民众抗日热情。
　　工作开展起来以后，王柏栋安排他们以两岭小学为据点，把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发展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并叮嘱这项工作秘密进行。米信公和周文斌作为筹建人，也是负责人，按照王柏栋交给的表格样式及要求的程序，从商镇买回土纸，油印民先队员申请表，介绍积极分子填表，秘密发展、建立了一个中队。
　　民先队成立后，他们又在两岭村和巩家湾开办农民夜校，成立中山会、妇女救国会。随着当地抗日救亡工作更加深入扩大，米信公和王柏栋的工作接触也更加频繁紧密，有一次，王柏栋向米信公和周文斌分别询问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和认识，过了几天，王柏栋拿来入党申请表让米信公填写，表上的入党介绍人是王柏栋。
　　1938年2月10日，王柏栋严肃地宣布：“今天正式接收米信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要求他认真宣誓：“要服从党组织分配，严守党的机密，在任何情况下不暴露党组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入党后，米信公多次参加王柏栋主持召开的党员会议。鉴于当时的斗争环境，会议经常是晚上在野地里进行，不熟悉的谁也认不清谁，会一开完就各自散去。一次会后，王柏栋留下米信公和周文斌，给他们布置工作，说可将民先队员中学习优秀、思想进步、忠诚可靠的发展为党员。于是，他们从民先队员中首批发展了18名党员，随之在两岭小学建立了党支部。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学校掀起了与反动势力斗争的新高潮。时任校长之兄孙有道被红二十五军长征路过商洛时镇压，该校长对共产党恨之入骨，支持他安排在学校任教的妹夫李成锦谩骂拥护我党抗日主张、参加抗日运动的学生，反对唱抗日歌曲，阻挠破坏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活动。党支部组织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发动全校师生将李成锦轰出学校。校长搬来龙驹寨警察局局长及全副武装的军警，威胁学生。党支部以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把握掌控斗争的节奏，在校长承诺了保证条件后，让李成锦回了学校。国民党当局随之给学校派驻了全副武装的“别动队”队员。
　　米信公将驱赶李成锦的斗争经过及“别动队”进驻学校的情况向王柏栋作了汇报，王柏栋赞扬并肯定了这次斗争“有理、有利、有节”，把握得好，做得对，并指示对“别动队”仔细观察，做好隐蔽工作，讲究斗争策略，争取合法斗争。
　　党支部及时调整更新工作思路，给党员们逐个布置新的工作，并对敌对势力开展分化瓦解工作。譬如像李成锦的女婿杨振东，就是经教育争取过来的，其对岳父不满，后经介绍入党，被选派到云阳党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外地工作。
　　二
　　1938年6月，周文斌去云阳党训班学习，党支部工作全部由米信公负责。7月25日，国民党顽固派分子用阴谋暗杀手段，杀害了王柏栋同志。敌顽固势力幸灾乐祸，趁机捣乱破坏，有些党员思想也有波动，党组织活动受到一定影响。米信公化悲痛为力量，顶住恶风恶浪，不让工作受损失，对党员逐个谈话，稳定思想情绪，坚定工作信心，并安排骨干分子相互鼓励，随机应变，争取合法斗争。同时，为有利于保存革命力量，米信公按照省委的通信密码，将部分党员、民先队员介绍到云阳党训班和安吴堡青训班学习。
　　8月底，省委紧急调派即将在党训班结业的彭一民回商担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并让周文斌提前结束学习，与彭一民同时回商负责工委组织工作。二人回到商洛后，吸收米信公和周宝航、雷振杰为工委委员。
　　二届工委建立后，继续积极发展党员和民先队员，不断扩大党的组织，选派人员送往陕甘宁边区学习，同时争取一切力量，推动抗日救国，搞好统战工作。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暴露得愈来愈明显，二届工委加大了军事斗争的力度，与反动顽固势力对地方武装力量的掌控、争夺更加激烈。茶房常备队队长谢效廉极力清理我党安插在常备队的人员，工委研究决定除掉这个反共顽固分子，使这支武装掌握在我党手中。因雷振杰已被排挤出常备队且遭谢效廉派人追杀，具体行动由巩德芳负责，蔡生成、薛兴军等人组织实施。
　　二届工委的工作成效，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及反动顽固势力的警觉。1939年暑假期间，两岭小学代表反动顽固势力的校长把商县教育科长领到米信公家，训斥他思想不好、搞乱了学校，免除教师职务。米信公和周宝航分析这件事情，周宝航说：“这是敌人已经知道你的身份，被盯上了。我们两人去省委党训班学习，离开一段时间，避一下风。”彭一民也同意这个建议，随后两人一起去了云阳镇的省委党训班。
　　学习即将结束时，米信公患了痢疾。周宝航在医药方面既有专业特长，又人熟路广，一路护送他回到西安。到西安后，经找医寻药治疗，米信公病情稍愈，准备回商，适逢陈效真、李庆华、张德胜同店住宿，3人都是清除谢效廉行动的主要成员，对米信公说：“咱们把谢效廉打死了以后，商县保安团进驻咱那里，整天搜查围剿，这时千万不能回去，我们都是被追的没地方去，准备过汉南。”米信公和周宝航分析了他们所说的情况，决定暂不回商洛，并介绍他们3人去安吴堡青训班学习。
　　陈效真等人走后，米信公写信找关系，从洛川兑来10块大洋，和周宝航各带5块作路费，分别去洛川、黄龙暂避。
　　11月，米信公在返回途中，被国民党盘查出入陕北青年学生的关卡截留，连同一批扣留的青年学生被拘禁于对进步青年进行强制软化教育的咸阳战干团特训队。米信公当时患阿米巴痢疾病，因延误了治疗，病情日益加重，战干团只好开了因病淘汰的证明让回家。
　　回家后，米信公将全部过程向彭一民作了汇报，1940年又到商县向周宝航汇报了被截留拘禁的情况，并让他们看了被淘汰的路条，后经组织同意在家养病。
　　抗战期间，米信公在丹凤、西安两地奔波，一边治病，一边做群众宣传工作、旧保甲人员的转化工作、革命者家属的保护工作，并为地下党员从丹凤往来西安开路条、证明提供掩护。1942年春，米信公接到周文斌从富平的回信告知彭勃的联络地址后，遂到西安找到彭勃(即刘彭勃)，在彭勃联络站住了一段时间，治病月余不见效，又回到了商洛。1945年春，家里卖掉3亩地，到省立医院查清了病症，对症治疗5个月，基本痊愈。同年7月，米信公发展雷新柱和王振堂加入党组织。
　　1946年秋，周宝航通知米信公去两岭村，与从南山回来的彭勃接头。两人见面，交谈了分别后的情况和地方工作，彭勃说他远在南边不便联系，他已到北山说好，米信公以后与北山的巩德芳接头。
　　巩德芳知道米信公身体不好，不便随军行动，给他配备了一把手枪，让他继续留在地方，以学校遮掩身份从事地下活动，主要为革命做联络和掩护工作。
　　三
　　父亲生前总是说，自己只是为党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平常工作，隐蔽战线地下工作没有像战场上那样轰轰烈烈的壮举，但我从他的同代乡亲及母亲口中却听到，他也有过生死攸关、惊心动魄的经历。
　　1946年冬，米信公转达巩德芳通知，请当时任伪商棣镇长谢虎山接组织关系，在见面交流中觉察到谢虎山背叛了党组织，立即上北山给巩德芳作了汇报。针对这一新情况，巩德芳说得端掉谢虎山，需要米信公做策反国民党地方武装警备队的工作，工作对象是谢虎山的警备队长郑海毛。一开始工作还比较顺利，基本取得了成功，然后米信公牵线联络北山部队的代表陈效真、李庆华和郑海毛见面，双方把佩枪都交给米信公进行商谈。因为有前期工作基础，商谈很快达成共识，接下来一段时间郑海毛表现很好，任务都按要求落实完成，但到了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要进攻山东解放区和延安，郑便反悔并背叛。
　　郑海毛为了向谢虎山表示忠诚，将其与陈效真见面的情况和盘托出，谢为考验郑的可靠程度，下令要郑“亲手拿了米信公的头”再回去见他。
　　一天，米信公在家正准备吃午饭时，来了一个本村乡民，以串门的名义进到上房堂屋，闲聊数语又要告辞离去。米信公跨出堂屋，站在上房门口目送那人出了院门，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警惕与敏感，让他迅即返身回屋，从后院的暗门逃出。那个以串门为名来打探的村民，出了院子门后朝着左侧邻居家茅厕中隐藏的郑海毛示意要杀的人在家，郑提着子弹上膛的手枪冲进来时，米信公已经翻过后院墙，直接从村后上了北山。
　　当时，北山苗沟一带陈效真的部队已经转移向洛南、潼关方向，马上要过黄河。米信公便转赴西安，走到秦岭山中的张家坪时，遇见从两岭村上来的人，说谢虎山把郑海毛处死了。这真是瞬间反转的你死我活啊。
　　到西安后，米信公经同学帮忙在白鹭湾含光小学找了个教师职位。他利用讲课及日常交流，引导、影响身边的师生接受进步思想。教导主任的侄子杨若英当时无业，家境贫寒，但为人正直，要求进步，米信公把其作为党员发展对象进行培养。随着国民党大举进攻陕北解放区，西安环境紧张，要求所有居住人员必须有身份证明并实行联座切结，这时杨若英告诉米信公：“学校有人说你是真共产党。”米信公便中断了对杨若英的培养，离开了西安，杨若英的思想已深刻转变，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
　　米信公离开西安后，来到富平卤泊滩盐务局周文斌处，周安排他到盐工子弟学校任教。这年秋天，薛兴军从铜川回商洛时找到卤泊滩，3人交谈了当时的情况和一段时期应注意的问题，米信公和周文斌想一块回商洛开展工作，薛兴军说：“你们两个先留在这里，也让去陕北往来的同志有个中转的住处，我回去铺摊子，要你们回来时会给你们信。”一年后，薛兴军发信，二人于1948年年底回到商洛。
　　1949年春，组织安排米信公去郧阳陕南公学学习。农历正月初六，周文斌到我家通知父亲，彭勃接他们去山阳，初七夜间出发。次日晚天黑后，他们摸过丹江到大峪沟，彭勃带着他的警卫员在沟口接应。走到山阳中村，彭勃安排人护送米信公一行先走，说他把当地民兵整顿好就赶来。然而，这次与彭勃的分别，却在米信公心中留下了一辈子去不掉的痛。
　　当时，彭勃的手枪撞针坏了，米信公把自己的手枪留给了彭勃，以便遭遇情况时能有效防身，但后来彭勃还是牺牲了。
　　米信公一行经过我党当时的山阳县政府所在地漫川关，顺利到达郧阳陕南公学。学习结束后，米信公随军西进到安康，被分配参加地方工作，搞土改、建立地方政权。
　　四
　　革命胜利了，米信公作为隐蔽战线的一名地下工作者，相比那些倒在曙光之前的先烈，他是幸运的；但那一个多月被截留强制受训的经历，加之阿米巴痢疾在当时还是无有效治疗措施的一种疾病，他一直带病工作，而那个年代地下工作交通通信又非常困难，难免有时会与组织联系中断，便给他的一生带来了很大的不幸和麻烦。
　　1946年与巩德芳接上关系时，米信公就将1939年到1946年的经历给巩作了说明，要求恢复1938年的党籍。巩说当下环境紧张，前面的难以调查澄清，现在可以重新入党。米信公没有同意。
　　1949年冬，米信公逐级申请恢复党籍，安康地委的意见是可以恢复党籍，陕南区党委批示准予重新入党，待被捕一段有可靠证明时再恢复全部党籍。米信公于1950年6月重新入党并不设预备期。
　　面对这样的结果，米信公很无奈也很委屈，但没有影响他对党的忠诚和兢兢业业的工作。这个结果，组织部门也是受条件所限。咸阳拘禁受训时与他同住一室的几位同志都已经在新中国成立前牺牲，抗战中后期他的工作是与彭勃单线联系，和巩德芳还是经过彭勃接上头的，且基本也是单线联系，难以保证组织联系、组织生活，而王柏栋、彭勃、巩德芳都已牺牲。何况建国初期的交通通信相当落后，有多少战乱年代失散的战友、亲朋多年都互不知情，要在更大范围外调，其成本和效率可想而知。
　　然后，地委领导给米信公说：“你以前的党籍问题先放过去吧，而且组织一直也没有把你当作新党员对待啊。”米信公就这样在安康工作了多年，历任安康干校教务科长、安康专区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等职。
　　1962年，米信公因要照顾高龄老母，申请调回原籍。商洛专区一些领导及老同事劝他留在专区机关，说：“你老米要是回丹凤县，职位给你不好安排啊。”米信公说：“我只要有个岗位能为党工作就行，讲究啥级别职位哩。原来一起的好多战友、同志没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就倒下了，跟谁到哪里讲级别职位啊！”在他的意识里，共产党人把头提在手里豁出去干革命是为了人民、为了理想，根本就没有想着要有什么官职特权地位作为享受。后来，他在中共丹凤县委组织部部长、县人委办主任等职位工作多年，但那一个多月被截留拘禁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前的党籍依然悬着没有结论。
　　“文革”中，米信公被人抓住档案中不知什么时候把“截留拘禁”的事实说成了“被捕”的用词，提出一个问题要他老实交代：“既然被国民党逮捕了，你若不叛变，怎么能出来？”米信公也被这个词绕进去转不过来，只是反复地如实说明当时的过程。事实也是没有绑、没有铐，进到训练班后无审讯，只是简单询问、登记了一下。因为国民党当时开设这种训练班，不是逮捕清查共产党员的，只是为了给向往延安的青年学生强制培训洗脑，为他们的队伍所用。但是，这些在当时什么也说明不了。
　　1969年3月，父亲被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1973年7月，又按1953年的结论，恢复党籍、恢复公职。
　　一个共产党员，可以承受委屈、任劳任怨，不为名利、不求级别为党工作，可以不怕牺牲生命，但是十分珍视政治生命。米信公一直没有放弃对全部党籍的诉求。1981年7月，他还在申请中写道：“请组织研究，恢复我的全部党籍，我虽已年近七旬，但查清事实，恢复全部党籍，表明我一生清白，正大光明，没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情。”
　　1982年，省委两个同志来到我家，找父亲了解省委副书记严克伦与咸阳特训队的情况。父亲恍然醒悟，怎么一直没想起这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呢？严克伦是当年他们在师范学校的校友、西安学运的骨干分子，也都在咸阳特训队拘禁过，这就可以证明了啊。
　　再者，米信公曾经发展的党员、民先队员，介绍去省委党训班、安吴堡青训班的学员，大多都在他没有恢复的党籍时间段里，“文革”后仍有好多厅级、省军级干部在省内外各地。在落实干部文革积案和党史资料收编工作中，组织部、党史办赴省内外调查奔波，发现了许多人和事的介绍人、证明人，追踪到最后，线索都集中到了米信公这里。
　　1982年4月，父亲终于等来了定论，恢复他自1938年2月10日起的全部党籍，并将待遇改为离休。这也使一生坚信党、坚守初心的父亲晚年感到欣慰。1996年12月30日，父亲因病去世，享年82岁。
　　父亲的地下工作经历，表现出了对党无限忠诚和不为名利的献身精神，在被追杀逃亡、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孤立情况下，没有上级给他布置任务、检查考核，但他仍然不忘宣传群众、培养发展对象，为党增添力量。这种为了信仰自觉践行、自觉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晚辈敬仰、学习、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