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建国心中一半是伤痛，另一半，是难以描述的轻松。
　　耄耋之年，身体各个器官都已老化，一场感冒引发的肺炎让父亲急遽衰败，陷入昏迷。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建国白天上班，夜里衣不解带地陪着父亲，擦洗、清理痰液、按摩，极尽认真。夜深人静时，抚着父亲温热的手，一个邪恶的念头像背阴处的植物一样，迅速地发芽，缠枝绕蔓地疯长，占据着他的心房。
　　建国心里在谋划着那件事。市上腾出一个坑，他和民政局局长最有竞争力，在局长岗位多年一直得不到提拔，再不努力一把，自己的政治生涯便画上了句号。建国思想斗争了多次，终于决定搏一把。
　　可他迟迟没敢实施，他怕面对父亲。几十年来，父亲那紧皱的眉头、如刀刃般审视的目光，总上他胆战心惊，后背发凉。
　　记得参加工作之初，他写了入党申请兴冲冲地让父亲帮忙修改，父亲目光如刃，冷冰冰地问他，你够格吗？吓得他将申请放了三年才递上去。那年单位发福利，他让同事捎给父亲，被父亲误会是送礼，打电话冲他一顿骂，手里有点权就收礼，你还是党员吗？每逢过节一家团圆时，父亲总是训诫他，你是党员，莫干糊涂事，啥时候都不能忘！
　　在父亲严密的监控下，这些年，他从不敢越雷池半步，生怕一个小小的错误，被父亲的目光杀死。但他“官运”并不好，如今在一把手位置上坐了十多年。不知从何时起，建国心底就冒出一个念头，如果父亲走了，一切就好了！
　　这个秘密让他既惭愧，又带着隐秘的期待。终于，这天半夜，父亲悄悄地去了。
　　封锁消息，低调地处理后事。圆了父亲的心愿，也腾出手来办那件事。第二天是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当天晚上，建国去父亲家，收拾父亲生前得用的东西，送它们到另一个世界继续陪伴父亲。
　　眼镜、磁杯、蓝格子手绢，他给父亲买的呢大衣，一一收进一个纸箱子。还有啥呢？他目光在屋中一一扫过，生怕遗漏了什么，让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不趁手。突然间，他看到了那只箱子。
　　那是一只比他年龄还大的箱子，岁月做旧了红漆的颜色，也蚕食了小部分漆皮，使它斑斑驳驳，黯淡无光。但那黄铜锁扣和极具年代感的锁子依旧明亮，显然是经常用手摩挲的结果。建国猛地一个机灵，在床头柜抽屉里翻找起钥匙来。
　　关于这个箱子，他有着强烈的神秘感。小时候，父亲从不让他碰这个木箱子。他曾偷偷地找过钥匙，父亲用带着冰碴的目光瞪了他足足一分钟。从此以后，便熄了心思。
　　他也曾猜想过，里面是父亲和初恋姑娘的情书，或是信物？还是爷奶留下来的祖传宝贝？抑或是父亲或他身世的秘密？
　　娶妻生子后，每次在父亲的衣柜深处看到这个箱子，他都宽容地笑笑，谁还没个秘密。
　　拉开抽屉，钥匙就在手边。看来父亲对这一天早有预料。怀着复杂的心情打开箱子，眼前的东西却让他疑惑不解。一个盒子里，装着一个小小的党员证，两本套着厚皮的《毛主席语录》，一个厚厚的信封。下面是一个泛黄且发硬的白包袱，像是包着一件衣服。
　　翻开党员证，照片上年轻英俊的父亲目光炯炯。建国讶然，活了五十多年，他压根没把父亲和党员联系到一起过。
　　抽出信封，一封信与一沓厚厚的、有零有整的钞票掉了出来。信只有薄薄的一张，上面写着：尊敬的党组织：
　　请原谅我这个不合格的党员。我1969年7月在部队入党，1978年退伍后，与党组织断了联系。因为我干了一件这一辈子最懊悔也是一个党员不应该干的事情。
　　从那以后，我无时无刻不受到良心的谴责，无颜再在部队待下去，便选择了转业。在新的单位，我不敢以党员自居，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工作，希望组织能原谅我！这些钱是我多年来攒的党费。我不在了，我儿子会上交党组织，希望组织接纳，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颤抖的手打下包袱，眼前是一件半旧的蓝布棉袄。建国半眯着眼睛，从记忆中打捞出一段往事。
　　七岁那年，父亲带他去看病，挤车时小偷把包偷走了，到了郑州下车后，他们走了很远的路。夜晚很冷，他在风里直打哆嗦，接着秋雨抽在身上，他发烧了，爷儿俩在一处墙角的几捆稻草靠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脸烧得通红，身子却冷得蜷在一起，嘴里不停地喊着：“娘，我饿！”父亲跑出去一会儿，回来时怀里揣着一个黑面馍，还带着件半旧的蓝夹衣。也得亏这两样东西，让他没有冻死饿死在异地他乡。
　　现在，他明白了，原来，那两样东西，是父亲为救他的命偷来的。为此，父亲犯了错。
　　谜底揭开，一切也都明了了。他想到父亲在工作上一辈子负责认真，到头来还是以普通干部身份退休；想到妻子曾对他说，你爸不是党员，比党员还讲原则……原来，在父亲心中，他是个有“污点”的人，永远都不够党员的标准。所以，他一辈子都盯紧自己，不让自己有半点的差池。
　　第二天一大早，一些东西跟随着父亲进了火葬场，党费被他交到父亲单位。那件衣服被他放在书房抽屉。书房最高处，挂着父亲的遗照，仍旧目光烔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