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一过，小玉(化名)就该上小学了。同龄孩子都在进行幼小衔接，而小玉的重心依旧是学习说话。
　　对有严重听力障碍的女儿，郝玉珍唯一能做的就是陪孩子做康复训练，让她吐字更清晰些，以便正常入学。
　　“阿姨好！”见到记者，小玉礼貌地打招呼，6岁的她机灵可爱，实在无法与聋哑联系起来，但耳朵上的助听器又在提示她的“特别”。
　　“孩子说话挺好啊，没觉得有啥问题。”不明就里的人会生出这样的疑问，他们却不知道，为了小玉能学会说话，和正常人一样表达，郝玉珍付出了多少心血。
　　郝玉珍家住洛南农村，本以为会和多数人一样生儿育女，过平淡的生活，然而，意外却在浑然不觉中降临。女儿两岁多时，还不会说话，而隔壁家同龄的孩子却早跟着大人学说话了。郝玉珍有些着急，带孩子去医院一检查，诊断为听力障碍，患病的原因和时间无法查明。“看到那个报告，就跟天塌了一样。”郝玉珍说，她想不通，怎么看孩子都不像是个聋哑儿呀。然而，记忆却不由得在脑海翻滚：每次逗孩子时，她好像都没啥回应；带她出去时，也总是睡觉，没有表现出兴奋和好奇……
　　痛苦过后，还得接受现实。“当时就想尽一切办法给孩子治，听人说如果不移植人工耳蜗，或者不配助听器，孩子一辈子就毁了。”在配助听器时，随着引导的鼓点，小玉转了一下头，这是她第一次清楚地听到声音，郝玉珍流泪了。
　　配了助听器，还要进行听力和语言训练，这样才能有效听到和听懂声音。2017年过完春节，因丈夫要去外地打工，郝玉珍独自带孩子到市区一家康复中心训练。去了之后，看好多孩子都这样，而且康复得很好，郝玉珍心里敞亮了。当时，小玉只会叫妈妈，想要啥东西不会说就去抢，康复了一段时间，学会了基本的手势，行为上也有了一些改变。
　　郝玉珍租了一间民房，白天送孩子上学，晚上教孩子听说练习。单调的生活充满艰辛。下雪天，她打着伞，抱着孩子去上学，走着走着，伞掉了，人也摔倒了，孩子哭，她也跟着哭；半夜，孩子高烧不退，外面漆黑一片，怎么去医院？她焦急无助；训练时，孩子不配合，她莫名地烦躁，甚至心生绝望。
　　经过两年的康复期训练，小玉有了很大变化，基本和正常小孩一样，能说会道。这时，小玉也要上幼儿园了，郝玉珍有了新的担心：毕竟不是特殊学校，孩子戴着助听器，心理会不会有影响？于是，她这样教小玉：“你戴助听器，就跟其他孩子戴眼镜是一样的。如果有小朋友问起，你就说我戴的是助听器，它们帮我听话，帮我说话，我不能没有它，我要保护它。”
　　令人欣慰的是，小玉很快融入集体，展现出活泼开朗的一面。“但是，说话还有点不清晰。”郝玉珍又给孩子报了个口才班，她想，勤能补拙，说得多了自然越说越好。才上了几次课，老师就直夸小玉：“真没想到，这孩子比正常孩子适应得还快。”这一句话，给了母女俩莫大的信心。
　　“六一”前夕，商洛聋哑协会组织了一次诵读活动，小玉得了三等奖，比赛前，她认真地对郝玉珍说：“妈妈，我相信我能行，我一定听你的话好好说。”
　　“我相信她，她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一家也会越来越好。”郝玉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