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中杰静静地坐在桌边，望着微弱的烛光，说：“我今年88岁，刨去8岁，从我记事时起，80年里，水祸害人的事情就没断过。”
　　他的老屋子静卧于秦岭脚下的一座山头边。老屋东边不足100米的地方，是他家唯一一块地，成了乱石滩；旁边，村支书刘新锋新砌的庄基已了无踪迹。一棵棵被连根拔起的大树和横七竖八的石块，是洪灾投给这里狰狞而恐怖的影子。
　　洛源镇是洛南“7·23”洪灾受灾较严重的镇办之一。道路被毁，农作物受损，部分房屋倒塌，村民家里不同程度过水，电力通信几乎全部中断。
　　最严重的是农林村。清澈的洛河水给了她春华和秋实，给了人们活命的粮食，袅袅不绝的炊烟，也给了她灾难。农林村北去是秦岭东段最高峰——草链岭。它高耸着巍峨着，聚集了雨季里最充盈最肆意无度的水流。密集而落差极大的山沟峡谷，给雨季洪水的横冲直撞提供了最好的理由。散落于河谷沟坡的村舍人家，不能也无法躲过雨水带来的灾难。
　　这场洪灾很大。
　　农林村所在的山谷，是洛河一支小巧的支流，溪流潺潺，野花烂漫，鱼儿浅翔。那天晚上，暴雨如注，仅几个小时，河谷被劈开，巨浪排空之后，是一眼也望不到头的巨石泥沙，是被洪流洗劫后无边的苍凉。藏在绿树里的许多农家，只剩下未被洪水带走的残垣断壁。
　　比起那些被毁得一无所有的村民来说，袁书平是幸运的。巨大的洪流从南边的屋子涌进来，在中间屋子堆起半米高的泥沙石头，北边屋子里的柜子床铺等物件全被淹没；大铁门被水冲得变了形，一扇门差不多被剥离门框。而最让他心疼的是，孩子结婚时购置的贵重家具及物品，已荡然无存。“老屋子破得不行了，几年前，花去所有积蓄，又借钱才修了这座房子，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袁书良站在屋中，一脸沉痛。
　　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刘新锋家的几块地全部变成乱石滩。老屋子破败不堪，被他拆掉，准备建新房。地基刚刚砌好，上面还堆放着18吨水泥。洪水过后，一切都化为乌有。不仅如此，洪水到来的几天前，他把36万元的建房贷款打给了建筑商。“这些我都不想说，大家谁没有损失？”刘新锋说。
　　7月22日深夜，洪水到来之前，刘新锋接到上级通知，立即与几个副主任分头通知村民撤离。他一头钻进黑漆漆的夜里，挨家挨户叫醒睡得正酣的村民。有几户村民实在留恋香喷喷的睡眠，不愿意起来，刘新锋差不多是踹开门把他们从床上拽起来的。前脚刚刚转移，后脚便是黑暗里呼啸而至的洪峰，村民热乎乎的炕头和房屋瞬间没入滔天的巨浪。
　　几十年不遇的洪灾，没有一个村民伤亡，这是刘新锋最为欣慰的。洪水稍稍退去，他第一个穿过激流险滩，赶到山谷下的村子，安置受灾的村民。
　　蔡中杰的屋子，成了临时安置点。人们安详而平静地待在屋子或院子。没有人惊慌失措，没有人怨天尤人，仿佛这只是他们到洛源街赶趟集在这里歇一下脚。
　　这是我在洛源灾区在人们脸上看到的表情。
　　千百年来，无数次被复制的洪灾，锻造了这样安详和平静。安详和平静的背后是有着河里的石头一样质地的性格——坚强。当然，还有希望。这希望来自人与人之间在灾难面前彼此成携、心手相依的默契，还来自不假思索不遗余力的援手。
　　交通通信中断，但洛源没有成为孤岛。洪水可以毁掉道路，但在生死相依的人间真情面前，它毫无办法。一辆辆救灾车辆绕道沪陕高速，从蓝田的灞源驶进洛源。生活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被送到灾民手中。
　　赵西芳，农林村五组人。她出生并在这里长大。春季里野花遍地秋日里红叶点点冬日里银装素裹的老家，是她一辈子都割舍不掉的记忆。7月25日，她与西安的朋友花去数万元，购置了一大卡车生活用品，送到老家。
　　走进满目疮痍的老家，她禁不住哇哇地哭起来——这就是她曾经山明水秀、花草环绕的家园吗？
　　村民拉着她的手，给她拭去眼泪，仿佛受灾的是她而不是给她擦眼泪的村民。她不哭了。因为她在乡亲的脸上看到了笑容。
　　救灾路上，在河谷里遇到艰难地爬上爬下运送物资的灾民，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我告诉他们小心脚下，别摔倒了，他们笑着说：“咋能呢？惯了。”
　　袁书良在半米深的淤泥里走来走去，镇定而从容，说：“没啥，都会好的。”
　　一个真理是：老天是不能被漠视也是无法战胜的。人在自然里渺小得像一棵衰弱的草。因而，天灾总会不期而遇。但是，灾难却成就了坚强、无畏、自信、理解、尊重以及希望。灾难总是孤独的，没有什么会与它为伴，而人可以心手相依。
　　阿尔贝·加缪在小说《鼠疫》里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不能成为圣徒，但可以拒绝向瘟疫屈服，竭尽全力做创伤的医治者。
　　是的，我们无法躲避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向灾难低头，而且，还可以医治灾难给予我们的伤痛。
　　在微弱的烛光下，蔡中杰老人静静地说：“80年里，洛源镇边的洛河桥一共被冲毁了四次，冲毁了又建起来，像人跌倒了又爬起来一样。”
　　在数不清的时间里，洪水一次次肆虐一次次践踏，但是，山花绿树在，屋舍庄稼在，人在。我们所深恶痛绝的灾难无处不在，可最终离去的是灾难；唯有人永远在，总是站着，地老天荒，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