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在红岩寺戏楼召开千人大会，宣布中共五星县委、五星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资料图片）

东岳庙——中共五星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驻地旧址

南晓文
　　1935年2月5日文公岭战斗以后，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田银斗被任命为主席兼游击队队长。在他的组织领导下，葛牌镇地区的抗粮、抗税、抗夫、抗丁和打土豪分财物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相继建立了葛牌、草坪、玉川、蓝桥、红门寺、牧护关6个苏维埃政府，动员了200多名青壮年参加游击队，主席田银斗率领游击队以葛牌镇为根据地，在蓝田、柞水、商县交界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当地群众亲切地称田银斗是“好司令”。
　　1935年3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和郑世甲反动民团占据葛牌镇，迫使田银斗率领游击队转移到岭南九间房、红岩寺、曹家坪一带活动。
　　1935年4月，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在红岩寺戏楼召开千人大会，宣布中共五星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由于它像镇安、柞水、山阳、商县、蓝田5县交界处的红岩寺升起的一颗闪闪红星，故名“五星县”。鄂陕第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任中共五星县委书记，原葛牌镇区苏维埃主席田银斗任五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五星县委下辖中共红岩寺区工委、山阳西区区委。五星县苏维埃政府属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辖山阳袁家沟口、柞水红岩寺、蓝田葛牌镇3个区苏维埃，共29个乡苏维埃政府。乡以下都普遍建立了村苏维埃。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建立了农民土地委员会、青年团、妇女会、童子团、抗捐军或游击队等组织。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第三路游击师三位一体，驻柞水县红岩寺下街东岳庙。五星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宣传土地革命的宗旨和《关于工商业政策问题》布告、分配土地的政策方法及红军对待白军士兵的政策等，并领导红岩寺区工委、区苏维埃政府将68户恶霸地主的2700多亩土地分给了525户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同时，还在红岩寺等地建立了红二十五军后方机关、医院和物资基地。中共五星县委的建立，表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柞水苏区的政权建设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至此，柞水苏区建成。
　　中共五星县委成立后，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司令陈先瑞率领鄂陕第四路游击师到红岩寺，配合第三路游击师攻打了红岩寺地区势力较强的敌瓦房口廖功安民团。该民团有90多人(枪)和5门自造土大炮，其据点高耸于岩巅，易守难攻。寨子内存放有大批粮食和其他财物，附近的土豪劣绅也纷纷躲在寨子里面。这次战斗整整打了一天，终于攻破山寨，除击毙者外，活捉了国民党军队派往廖团任“顾问”的连长和连副等10多人，其余人狼狈逃窜。战斗中，第三路游击师第二连连长李金庭和机枪班班长陈永寿负伤，陈先瑞派员护送到山阳袁家沟口红军后方医院养伤3个月，6月痊愈归队。
　　省委在蓝田葛牌镇召开有地方和红军中的积极分子参加的扩大会议，总结4个月来的工作，改选了省委。新的鄂豫陕省委由11人组成，省委常委是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李隆贵、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委员是程子华、戴秀英、陈先瑞、张希才，后又增选了郑位三、郭述申。徐宝珊为书记，吴焕先为副书记。这次会议提出准备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和加紧建设根据地的任务。
　　5月上旬，蒋介石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敌第六十七军9个团和第九十五师3个团在洛南县城以东展开，向南进攻；第四十四师4个团，由湖北郧西上津向北进攻；第四十军5个团、陕军第三十八军4个团、警备第一旅两个团、特务第一旅两个团则从南到北，依次配置于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线，在西面堵截红军。
　　1935年5月上旬，在五星县委的领导下，鄂陕第三路游击师第七路游击队到九间房铁锁沟召开群众会议，宣布成立铁锁沟乡苏维埃政府，任命周三多任乡政府主席，推选出王金德、邓崇明、黄柏朝、吴希才等5人为委员。乡政府设在周家大院。会上，第七路游击队长王思兴作了动员讲话，号召“穷人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去住他们的房，种他们的地，拿起枪杆子为穷人打江山”。会后，乡苏维埃政府组织全乡穷苦农民开展了抗粮、抗款、抗税、抗丁、抗夫和“打土豪、均田地”运动。
　　5月下旬，第三路游击师在红岩寺、九间房、曹家坪一线，与敌陕警备第一旅唐嗣桐部作战数次，后在第四路游击师增援下，迫敌于5月25日撤离柞水县境。
　　6月初，红二十五军根据省委郧西会议确定的第二次反“围剿”方针，北上东进，奔袭荆紫关转入外线作战。进入柞水地区的敌陕军警备第二旅韩子芳团，敌第四十军庞炳勋部与地方反动民团头子王阴财、蔡定帮、柯玉茂等一起，乘机“围剿”柞水苏区。
　　6月下旬，敌第二次“围剿”部署已被打乱，敌军被拖得疲惫不堪，多数连队减员三分之一以上。红二十五军趁机诱敌西进，不日到达红岩寺、黄土砭一线，诱尾追之敌前往袁家沟口地区。
　　7月1日，红二十五军到达袁家沟口，选定伏击战场。省委指示活动在红岩寺的鄂陕第三路游击师和活动在袁家沟口的鄂陕第四路游击师以及地方党政组织，动员群众，封锁消息，修筑工事，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准备配合主力作战。
　　7月2日，敌陕军警备第一旅尾追红军至袁家沟口，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三团首先从北面发起攻击，敌遭突然袭击，慌忙向东逃跑，又被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五团居高临下迎头痛击，敌又向南突围，被二二五团一部和第三路游击师阻击后占据一个小寨子顽抗，经红军多次猛攻，到午后全部将其歼灭。此战全歼敌警备第一旅，毙伤敌团长以下300多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多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大胜利。是日，蒋介石在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电报中称，红二十五军“已在东区(蔡川、庚家河、峦庄一带)，西区(袁家沟口、牛耳川、米粮川，碾子河、黄土砭一带)完全赤化”“希即设法极力破坏其组织……”
　　7月12日，红二十五军乘胜东进，佯逼商县，此时各路敌人均不敢贸然行动。为继续掌握主动，把敌人调出根据地，相机歼灭敌人，补充兵员和物资，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部队再次转到外线行动，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红二十五军和鄂陕第四路游击师3个大队在省委的率领下，经商县杨家斜、蓝田石嘴子、后更子等地，北出终南山。
　　1935年7月15日，省委根据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送来的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及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向北行动的消息。当晚，即在长安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创建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
　　7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4000多人，从长安县丰峪口出发，西征北上。
　　7月17日，杨虎城下令除以部分兵力尾追红二十五军外，以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施划区“清剿”。
　　7月25日，省委于留坝县西江口给鄂陕、豫陕两特委主要负责人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等发出工作指示，告知红二十五军去陕甘边，指示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统一党的领导与组织工作，将游击总部健全成为边区军事和游击战的领导机关。
　　7月30日，省委于留坝县西江口再次给坚持鄂陕、豫陕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郑位三及鄂陕、豫陕两特委发出工作指示信，指出特委目前的任务是根据总的政治任务，“巩固于开创边区的苏区”“组织新的红军”“把现有游击部队武装组织一个较强大的独立团，争取进攻胜利，发展成一个师的单位红军”“开展陕南的苏维埃运动，最高度的牵制敌人，为创造苏区和红军而斗争，为配合西北革命而斗争”。
　　1935年8月上旬，省委的两封指示信交到当时在蓝田县汤峪活动的中共五星县委书记、鄂陕第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手里。李志英和师长汪世才率师部特务队移驻长安县大峪，向柞水、镇安方向寻找中共鄂陕特委。在大峪岭，特务队队长赵九海叛变，以夜间查哨为名，窜入中共五星县委李志英处，抢去省委的两封指示信并将李志英和8名红军老战士杀害。汪世才师长闻讯，即令机枪班火力封锁要道，击毙叛兵6名，赵九海只身逃脱，到宁陕县东江口投降了国民党地方当局。至此，中共五星县委活动终止。
　　五星县委书记李志英牺牲后，五星县委终止了一切活动，而五星县苏维埃政府继续领导县、区、乡、村苏维埃干部群众对敌斗争，广泛开展“打土豪、均田地”运动。
　　泰山庙乡苏维埃政府建立后，乡苏维埃领导抗捐军在全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均田地”运动，没收了12户恶霸地主的粮食5万多斤、漆油1.5万斤、腊肉2000斤、土地350亩，以及土布、银圆等财物，把没收的财物全部支援了红军部队和第四路游击师，土地分配给当地210户穷苦百姓。同时，打击了企图颠覆我红色政权的反动武装，处决了反动民团团总王锡照和不法土豪劣绅黄昌太、黄昌义，并没收了他们的全部家产。
　　8月以后，由于红军主力北上，反动民团王阴才勾结国民党陕军警备第二旅韩子芳团、朱志荣团乘机进行反扑，“围剿”革命根据地，泰山庙乡苏维埃政府遭到严重破坏，副主席张文凤在作战中牺牲，土地委员宋广新被民团抓去活活挖心掏肺致死。被敌人杀害的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和群众达47人，有17人被迫逃亡异乡，有33户被抄家破产。但是，敌人的残酷镇压并没有吓倒泰山庙根据地的广大干部群众，他们由明转暗，坚持打游击，直到1936年春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率部到袁家沟口、牛槽沟一带活动时，泰山庙乡的多数干部、游击队员和青年跟随部队转入外线作战，乡苏维埃政府的活动到此停止。
　　1935年8月中旬，鄂陕第三路游击师孤军在柞水坚持斗争，在红岩寺青岗槽奇袭敌民团，打死匪徒曹明智等人；又在九间房全歼追击我军的蔡玉窑“剿共义勇队”，击毙队长蔡家善、保长何清英及队员10多人。尔后，又北进蓝田葛牌镇、红石沟、甘家坪等地。
　　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根据地以后，形势逆转。西安绥靖公署发布命令，除以一部分兵力尾追红二十五军主力外，集第六十七军、第四十军、第九十五师、第四十四师、陕西警备第二旅和特务团等，加紧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施划区“清剿”，妄图以“分割包剿”“各个击破”的残酷手段，消灭苏区革命武装，摧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此形势下，敌人叫嚣要把共产党、红军和造反的农民斩尽杀绝。进入柞水地区的敌庞炳勋第四十军和陕军警备第二旅蔺国春、韩子芳、沈西亭、朱志荣等4个团勾结柞水蔡略函、廖功安、蔡乾珊、柯玉茂、王阴才、蔡定帮、王玉琼、王会康、杨世友、张养彩、胡力富，商县杨金龙、朱要强，蓝田郑世甲等14个地方反动民团，分割“清剿”柞水苏区，屠杀根据地干部、群众和游击队员。这一时期，柞水苏区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均遭破坏。据不完全统
　　计，仅红岩寺一带牺牲的红军官兵、游击队员、苏
　　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就有300多人。
　　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中共红岩寺区工委书记陈新焕收拢失散的区、乡游击队员归入鄂陕第三路游击师。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田银斗所率游击队与黄照明带领的第三路游击师、第三路游击队会合，转战于秦岭南北山地，开展游击斗争。
　　9月9日，中共鄂陕、豫陕两特委会合于商南县梁家坟。经过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两特委合并，成立中共鄂豫陕特委，选举郑位三为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为常委，李书全、袁崇安、张培真、郑连顺、李学先为委员。
　　9月中旬，鄂陕第三路游击师转战在柞水营盘、陈家沟、丰北河、九华山及汤峪、库峪一带。
　　1935年10月6日，由原鄂陕、豫陕两特委领导的游击武装会合于商南县碾子坪，合编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陈先瑞为师长，李隆贵为政委，方升普为副师长兼参谋长，曾焜为政治部主任。全师辖手枪团、第一营、第二营和警卫连、通讯排、看护排。手枪团团长张培真，政委吴济云；第一营营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第二营营长肖大喜、政委郑连顺。全师700人。红七十四师成立后由碾子坪出发，沿鄂陕交界处西进，在山阳、镇安、柞水、宁陕间与敌周旋，宣传、发动群众，收拢各路游击师和伤病员。
　　10月中旬，红七十四师在镇安、柞水、宁陕三县交界边建立了菩萨店区苏维埃政府。鄂陕第三路游击师孤军转战镇柞地区寻找特委和红七十四师。
　　10月下旬，五星县苏维埃主席田银斗率领游击队在柞水、山阳、蓝田边与敌民团多次激战。
　　1935年11月初，鄂陕第三路游击师为了保存实力，从柞水东北的红岩寺转移到柞水西部的两河、火地沟一带活动。经过细致的宣传动员工作，召开了群众大会，师长汪世才在会上宣布成立了两河乡苏维埃政府，属镇安菩萨店区苏维埃领导。但是，由于时间仓促，被推选的苏维埃乡政府干部工作消极被动，加上生活特别困难，基础太差，迫使鄂陕第三路游击师撤出两河、火地沟。因此，两河乡苏维埃政府只坚持了两个月，就停止了活动。
　　11月初的一天，陈先瑞率红七十四师到红岩寺击溃蔡略函民团，继而到营盘歼灭阮大庭保甲队，毙敌队长以下10多人。
　　12月中旬，鄂陕第三路游击师在镇安菩萨店与七十四师会合后，西去宁陕东江口修整，被编为红七十四师补充团，汪世才任团长。
　　1936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由洋县东进，回到根据地镇安店垭子、柞水红岩寺、山阳袁家沟口等地，失散在柞水地区的红军战士和痊愈伤病员归队。
　　2月12日，鄂陕第四路游击师连长王迪升在张家坪、掌上执行任务时，被王惠谱民团抓捕，英勇就义。
　　1936年2月中旬，五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田银斗和第三路游击师第三路游击队队长黄照明带领游击队在九间房、丰北河、汤峪一带坚持打游击，后被敌郑世甲民团包围，战斗中田银斗、黄照明分别牺牲。至此，五星县苏维埃政府活动终止。
　　中共五星县委、五星县苏维埃政府是鄂豫陕苏区西部蓝田、柞水、山阳、镇安、商县5县边区党的组织和政权，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所创建的政权组织。1935年8月以后，三路游击师在敌“围剿”斗争中损失惨重，各级苏维埃都遭受严重破坏，但是田银斗等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和三路游击师仍然坚持在秦岭南北进行游击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五星县苏维埃政府在全县境内共没收地主豪绅101户的土地3740亩，房屋125间，粮食120万斤，腊肉1.2万斤，肥猪150头，漆油3.8万斤，烟土300两，银圆7000块。除了在经济上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外，苏维埃政府还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的土豪恶霸，削弱了国民党当局在根据地内的统治基础，激发了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