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健在时，时常教导我们姐弟仨做人做事一定要遵纪守法，要勤劳致富。决不能去偷，去抢，而去犯法坐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时，父亲是乡村民办教师。我上小学，大姐二姐上初中，家庭各项开销日渐增大，捉襟见肘。我家住在偏远的农村小镇，母亲不善言辞，更没有经商本钱，办商店开饭馆很不现实，只好想方设法多养猪。
　　我念小学二年级的那年秋天，刚从村小学调入镇中学的父亲，打起了师生们“剩饭剩菜”的主意。父亲忙，就让念初中的大姐、二姐负责往回运。学校到家有3公里坑坑洼洼的路，提着脏兮兮的泔水桶，还要走2公里长的主街道，这让我们姐弟怕遇到熟人难为情。清瘦的父亲就教育我们，脏点，苦点，累点，勤劳致富，挣钱正道。贼娃子偷钱财来得快，可犯法坐牢多丢人！
　　父亲不忙的时候，每天下午放学后，推着自行车驮着一满桶泔水回家。遇到父亲忙或去县城出差时，俩姐姐就上了“一线”。等到姐姐们去外地上中专后，我递补，直到去邻镇念高中。周末除打扫猪圈，出猪粪外，我们姊妹仨还去土路边、河边捡拾枯树枝，为煮猪食储备柴火。
　　烟秆，比麦草耐烧，火旺，中等硬柴。我家地少，不种烤烟，烟秆却也是我家经常烧的柴。贾寨村，距我们村4公里多，家家户户种烤烟。初秋，摘完末茬烟叶，烟农天天忙着烤烟叶，三班倒，连轴转。谁挖烟秆，烟秆归谁。国庆节放假期间，全家人齐上阵，天麻麻亮下地，天擦黑收工。手指头黑黢黢黏黏的，满嘴的涩苦。香皂洗了又洗嘴唇，连刷两次牙，嘴唇牙齿还是苦的，黏的。烟田里暴晒几日，烟秆又干了两三成，架子车一车车拉回家，摊晾在门前的土场上，继续风吹日晒。半月后，麦秸垛旁，多了十架子车的干烟秆垛，一座小柴山。
　　一切的一切，只为最大限度降低养猪成本。我家养猪十多年，每年养有四五头300多斤的大肥猪出栏，引来左邻右舍羡慕的目光，啧啧称赞。
　　我上大四的那年初冬，不到60的父亲，积劳成疾病逝。弥留之际，父亲反复叮嘱我们姐弟仨要遵纪守法。
　　我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法官。
　　从此，母亲对父亲原来挂在嘴边的遵纪守法增添了新的注解，担心我在清廉方面大意，犯错误，常以先贤明事理这古朴的方式给我敲警钟。见面时敲，打电话时也敲。
　　包拯，成了母亲心中的偶像，有关包拯的戏曲影视剧，母亲百看不厌。每次母亲见到我必定会讲一讲包拯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故事，比小品《粮票的故事》中讲粮票故事的爷爷还执着。母亲常说，国家给咱发的工资，足以够用。想吃啥穿啥，咱用工资买。吃穿差点不丢人，受贿贪污才丢人！
　　参加工作十多年来，父亲的教诲，党纪国法，筑成了我人生的廉政防火墙，双保险。小到一条香烟，大到一沓现金，或小或大的各色“心意”，我自觉拒之于千里之外，恪守慎独。
　　遵纪守法，既是父母信奉的做人做事原则，也是父亲留给我们姐弟仨的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