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言
　　从当年的知识青年招工开始，无论是在基层粮站还是到商州区粮食局，几十年来他一直干着普普通通的粮食仓储工作。虽然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年轻时错过了接受更多教育的机会，可他凭着一股子刻苦钻研、吃苦耐劳的劲头，硬是把这个不起眼的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他通过自学考试成为全区粮食系统唯一的专业工程师，既有多项科研成果，又有国家技术专利，撰写的科技论文被世界粮农组织推荐到几十个成员国推广应用，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工作单位，发给他的荣誉证书能装一背笼。他也有过多次升迁或改行去其他的部门工作的机会，可他却知足常乐始终懵懵懂懂无动于衷，整天钻在仓库里一门心思和粮食“交流思想”，加之为人处世不懂圆滑变通，遇事总要较真硬杠，好开玩笑的同事就送给他个外号“憨憨老大”，他听了反而觉得亲热受用，总是随叫随应。他叫王向古，一个不是土生却是土长的商州汉子。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憨憨老大”要退休了。按照机关惯例，由工会举办茶话会欢送“憨憨老大”。
　　茶话会完全是程序化进行，先是领导高度概括的致辞，然后职工们自由发言。大家尽力激活大脑中的记忆细胞，搜集出“憨憨老大”往事中的亮点，再加上略显夸张的形容词赞誉一番，表达对他退休的惋惜之情。最后，领导邀请“憨憨老大”发言，并且热情地表示，听说他有很多关于粮食的故事，希望再给大家讲一讲。
　　由于今天是为自己举办的专场送别会议，“憨憨老大”开始时有点伤感，脸上想装笑却比哭还别扭，到了这时反倒兴奋起来，先是干咳两声清清嗓门，短短两句向大家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然后就不紧不慢地讲了起来——我这大半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可是心里头经常想着的，还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那个年代，大家因为粮食短缺而经常忍饥挨饿的经历，至今刻骨铭心没法忘记。
　　1958年，我8岁，上小学二年级。因为家里是城镇居民，吃的是国家定量供应的玉米糁、红薯片和少量的面粉，每天两顿饭基本上都是稀糊汤里边煮红薯片和能数得清的几根面条，里边也没有什么油水。尽管每顿饭大人们总是让我们吃饱了自己才吃，可是两堂课没上完，我就饿得浑身没有了力气。我和同学们每人拿着一个装着凉开水的瓶子，里边放点盐和辣椒粉，饿了就喝一口，压一压肚子里的难受劲儿。有一次课间休息，我和同学到教室后边的石垛上边玩耍，看见老师倒掉的中药渣子里有几颗大红枣，忍不住捡起来擦一擦放进嘴里，只觉得那枣儿软软的、糯糯的，浓浓的中药味里透出一丝淡淡的果香，含在嘴里有点苦又夹杂着一点甜意，实在是好吃。那一段日子，我庆幸自己发现了能够充饥的秘密，人在教室上课，心里却一直想着那些药渣中的大红枣，每到下课都要赶紧去看一看，总是第一时间把它们捡起来吃掉。可惜好景不长，十多天过后，石垛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药渣，更没有了大红枣。从此以后，那些大红枣的香甜就成了我童年生活中最美好的记忆。
　　1961年前后，全国连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供应给城镇居民的口粮品种更是复杂，有玉米糁、玉米面、红薯粉、杂粮等，小麦粉越来越少了。每顿饭差不多都是能照见人影的稀糊汤或者玉米面糊，抗饿的主食就是有限的一点红薯馍或者稀饭里煮几个玉米酸菜团子，当然这还是我们几个孩子的特殊待遇，大人们则将挖来的野菜或者在郊区菜地里捡拾的青菜叶子，煮熟后混在稀饭里吃。当时11岁的我，已经懂得了和周围的孩子们一起，去县城北边的山坡上采摘些槐花回来蒸着吃，或者跑几里路寻找蓖麻叶，煮熟后放在清水中泡几天，去除毒性后掺到稀饭里边吃。我还发现了一个窍道，那就是丹江两岸的柳树很多，不但叶子容易采摘，味道还好吃一些，只是生产队派人看管得严，偷偷摸摸摘不了多少。于是，我就借来一把镰刀，等到半夜河边没人时，上到树上连枝带叶砍下来扛回家。万万没有想到，树枝在土路上拉过的痕迹出卖了我，第二天一大早，队上的干部就找到家里要求赔偿。得知是我这个小孩为了吃柳树叶才去砍的树枝时，大队支书沉默了半晌，轻轻地摇了摇头，带着人离去了。当时他看着我的时候，那个复杂的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几年以后，我在家里的阁楼上发现了当时舍不得吃而存起来的一点干槐花和柳树叶，想想父母和弟弟们遭受的罪，我不由得坐在那里默默地流起了眼泪。
　　19岁那年，国家号召城里的学生上山下乡插队劳动，很多家长都不愿意让孩子去乡下受苦，我却没有告诉家里就去学校报了名。我不图什么光荣不光荣，也不相信凭我一个初中都没读完的半文盲能在广阔天地里有什么大的作为，只是想着去山里就能吃饱饭。我一直听老辈人念叨着山能养川、川养不了山的道理，说的是山里边土地多，只要随便刨几块种下去，就能收获吃不完的粮食，我相信那是真的。1969年冬天，我作为第一批知识青年来到板桥公社桃岔河大队吴村小队。据说这儿是这条长达20里的山沟里边粮食条件最好的地方，可在这个村子里的三年知青岁月，把我那吃饱饭的梦想撕扯得一片粉碎。全小队只有河边上不大的几块平地，打下的小麦交售公粮后就剩不了多少。贫瘠的山坡地上，广种薄收的各种杂粮、薯类，也只能让村民们在稀糊汤里比城里人多煮了一些土豆、红薯或杂粮面片。这些饭食不耐饥，老乡们叫它“哄上坡”，到地里干一会儿活就会饥肠辘辘，特别是往高山上送肥，担着80多斤重的担子，上去时尽管山路陡峭、大喘气地向上爬，总算还能坚持，下坡时就饿得满头虚汗腿脚发软，眼前直冒金星。村子里偶然有人吃一顿饺子，那一定是家里来了贵客，尽管那饺子皮儿是用杂面做的，饺子馅是用青菜拌和的，人们都会羡慕地把这顿饭叫做“人饭”，成为大家在田间地头歇工时议论好几天的话题。
　　1972年春天，我接到知青招工的通知，分配我到地区塑料厂工作。当我得知粮食部门也有招工名额时，就赶紧找到安置办公室，软缠硬磨要求去粮站工作。因为我当知青交公粮的时候，看见过仓库里边堆积如山的粮食，在我的意识里，那肯定是一个不会让人挨饿的地方，而且将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我为自己这个明智果断的人生选择兴奋得几次从梦中笑醒。在大山深处的杨斜粮站上班后不久，我就发现自己的美好愿望又一次破灭了。粮站职工每天的工作强度很大，除了收粮、销粮、管粮，还要自己动手装包、装车卸车、翻倒粮堆，每月定量供应的工种粮根本不够吃。有人说，粮站职工把院子里散落的粮食扫一扫都吃不完，其实那是外行人的想法。粮食部门的管理极其严格，曾经有一个姓吴的职工是个老先进，仅仅把一个熟识的老乡寄存的大豆抓出一小把煨熟充饥，就被县局给了很重的处分。所以，无论肚子再饿，谁也不敢打国库粮食的主意。无奈之下，我和同事们只好从家里拿一些用麦麸、谷糠等粮食下脚料混合加工的“炒面”，每顿饭搭补一点，就这样一天一天往前熬着。
　　青少年时期经常饿肚子的经历，让我从骨子里体会到了每一颗粮食的珍贵，参加粮食工作以后，则更加懂得了粮食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我怀揣着对粮食无比敬畏的情怀，坚持发扬粮食行业“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的优良传统，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粮食管理工作。回顾过去，我为自己能在几十年里保证粮食安全储存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和自豪。
　　1978年以后，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党和政府把解决好人民群众吃饭问题当成头等大事，各种惠农政策和促进粮食生产的措施连续出台，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农民有了余粮，国库不断充实，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天天吃饱饭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但是，让人担心的问题随之也出现了。在我去过的很多川道和山区，农田里已经很少种植粮食，因为其他经济作物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也有大块的耕地被白白撂荒，因为它的主人几年前就已经去城市里务工挣钱，农户家里也不再储存粮食，农民的儿孙很少懂得粮田耕作。从城市到乡村，关于粮食的事情已经在不经意间淡出了人们的话题。更可怕的是，社会上浪费粮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把雪白的馒头和散发着香气的大米饭随手扔掉的场面随处可见，而人们的脸上透出的则是满不在乎的麻木神情。每当看见这种情景，我就会深深地感到忧虑和悲哀。
　　我知道大家嫌我的话多，叫我“祥林嫂”，可是我忍不住还是要说，我们一定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粮食问题上不可能长期出现高枕无忧的局面”“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的告诫和叮嘱，时刻不能放松对粮食安全的忧患意识，永远传承先辈们重视粮食事业的优良传统，努力把粮食生产落到实处，把收获的粮食管好用好，保证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子孙后辈们记住那些吃不饱饭的艰难日子，懂得爱惜粮食，节约粮食，让丰衣足食的日子过得长远。
　　“憨憨老大”的发言终于结束了，会场上一片寂静。良久，热烈的掌声突然响起，惊动得窗外树枝上的鸟儿们“噗噜噜”飞向了天空。
　　那天的茶话会上没有喝酒，可“憨憨老大”醉了，醉得很深沉，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