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退休了光吃饭不读书，虽说可以享清闲，却又无聊难挨。最近，吴相阳同志赠我一部新著《晏安澜传》，让我欣喜不已。一路仰视晏公的一生、汗颜无地，却又深感自己远比晏公幸福多了。掩卷沉思，五味杂陈，难以厘清的思绪再次回到了人生选择的原点：人生一世都不容易，究竟怎样的选择才算最有意义呢？
　　反复思考中，不由记起了明代文学家万民英的一篇《人鉴论》，顿感豁然开朗。“鉴”者，人镜也。意即面对人镜可以正人形色，也不至于自我妄断而干混。否则，便难免失却自主判断能力，借口迷茫而犯傻或自弃。纵观此文，作者所要阐明的核心就这两句忠告：源清者，其流必远；本壮者，其叶必荣。
　　若从人要学好不学坏上讲，《人鉴论》恐怕也是规劝人们不走歪门邪道的文章。虽没有就此与吴相阳同志作过深入的交流，但他却是基于“无人辨人镜，尘封故纸堆”的惋惜，毅然不顾如今写好书如同卖废铁的尴尬，这才有了一部不可多得的《晏安澜传》的问世。
　　凡诗文都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凡人杰也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晏公出生于镇安北阳山上那个贫穷的小山坳，家境似乎也不太好。可晏公那仁慈厚道的祖父、父母为满足其走出乡关、读书成才的渴望，却不惜一切代价。发妻虽然识字不多，却甘愿朝夕伴读、举案齐眉，夫则静下心来研读典籍、见贤思齐。如此夫唱妇随、鹣鲽情深，岂不令人羡慕？设若荣登金榜的前后，晏公没有幸逢那么多的好先生、好官员为其拨云见日，让他能有机会穷平生之所学而“守正”如一，那他恐怕也很难成长为战事频仍、政局纷乱的历史大背景下的一棵参天大树。
　　我说晏公是一棵参天大树，这一不是说他官至三品大得吓人，二不是说他的钱多得怕怕。晏公清廉奋斗了一辈子，从未给自己捞过钱，除了从容面对急务乱局、劫匪盗贼、散兵游勇、不法商人以及洋人丁恩外，家里平时根本没有几个铜板和银圆，强盗在他这个“肥缺”身上搜不出钱来大发脾气时，他却规劝强盗以后要好好做人。而面对朝廷重用，晏公三辞而不就，那也并非礼节性的谦让。因为他那几次三番发自肺腑的话语和即兴唱和的诗句里毫无私图，而是由衷地希望朝廷培养选拔新人，自己则甘为人梯，做做帮手、圆圆场子。什么是家国情怀？他官做大了仍然不忘商洛、镇安，筹建“塔云仙馆”亲力亲为。在京城主持修建“商山会馆”的目的，那是要让家乡人进京办事时，好有个落脚之地。
　　况且，论其文才，晏公饱读诗书，受北宋张载思想和治学精神的影响很大，诗文意境深邃、气势豪迈，戊戌年参与编修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行政法典《大清会典》，并有《两淮盐法纲要》《沿海产盐州县地理志》等著作传世。从政30余载历任数职，上为朝廷解忧，下为百姓纾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尤以鼎新盐政著称，如《晏海澄先生年谱》里载有光绪七年（1881年）成功整顿淮北票盐后的盛况：“行旅歌于途，商贾歌于市，农夫歌于野。”而对于腐败行为，晏公向来都不心慈手软。查灾到陵县，他根本不买蛮横霸道、胡作非为的县令“倪老虎”的夹道欢迎、叫“吃好喝好”的账，断然一纸奏请，让朝廷革了倪嗣冲的职。公以四品官身查处一方大员忽视治安、草菅人命等斑斑劣迹，缴获赃银21万两，让山东巡抚张汝梅自食其果而身败名裂。论其武功，晏公不仅善骑，而且枪法很好。甲午战争中奉命兼办督操，跃马疆场，立下了“凡寇皆不可纵，凡民皆不可扰”的规矩。当锦州、海城之战清军受困时，他要求“请令节制诸将，先径侦敌督战”，一举赢得了战场主动。就在这次督战间歇，晏公也不忘总结得失，著有《虚舟东行录记实》一书。
　　由此可见，晏公这棵大树的与众不同在于：他既可为朝廷挡挡风，又能给平民百姓遮遮雨。
　　众所周知，传记文学尤其是人物传记，因要排除虚构成分，所以最能考验作者有无熔文、史、哲于一炉的刻画人物，且叙而不评的描写功夫。只有发自内心良知的写作动机，又不为获取个人蝇头名利所累，而且文章博学、哲思缜密、敢于负责的作家，才能真正排除干扰、尊重史实、去伪存真而不牵强附会，生动活泼地刻画出，而非凭空捏造的传主的鲜活形象。
　　吴相阳同志所著的《晏安澜传》，给我的深刻印象亦是如此。作者结合自己在传主原乡驻村扶贫过程中的冷静而深刻的思考，充分利用业余时间，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背景，以传主生平事迹和心路历程为经纬，苦寻史料、构思立意，追根求源、博采众说、甄别汎常，始终围绕传主展开环境、场面、旅途、动作、表情、对答、心理等诸多细节描写，文笔流畅，叙述曲折，生动再现了晏公安澜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终生守正、民胞物与的一生。
　　人生若无好的榜样，易于跛足蹇行。一代人杰，晏公安澜，胸怀坦荡，文武兼备，朝堂干臣，百姓恩公，就连只传不评的《清史稿》，也言其“居官尤清，累有风操。”他是陕西的先贤之一，更是镇安人的自豪。从这些意义上说，一部《晏安澜传》无疑为世人揩亮
　　了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