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元忠
　　镇安自古以来都是“人杰地灵”。“地灵”，已被写得琳琅满目了，好山好水好物好民俗好地方已被大家宣传得声名远播。然而“人杰”这方面的宣传，尤其挖掘历史“人杰”资源就是“短腿”了，难道镇安这块贫瘠的热土，历史上就没有自己的“人杰”了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晏安澜就是镇安“人杰”的代表。
　　晏安澜是一位从镇安大山皱褶中走出去的杰出历史人物，虽在家乡有着零散的、片段式的轶事或传说，但终未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血肉丰满的“晏安澜”，零散片段式的传说，甚至以讹传讹被蒙上许多宗教迷信的色彩，让晏安澜不完全被人所知所识，甚至黯然失色。令人欣喜的是，一部镇安“人杰”的传记，一部较高质量的历史人物传记摆在人们的案头，让这位接近尘封的本土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走进我们的视野。他的身影还是那么的鲜活，他的品质至今仍令人高山仰止，他的灵魂让如今为人为官者的心灵得到再一次拷问和洗涤。
　　我是用两个整天的时间，一气读完了吴相阳的这部近26万字的《晏安澜传》，掩卷不禁拍案叫好。可以这样说，《晏安澜传》填补了镇安“人杰”宣传的空白，做了一件“善莫大焉”的好事！
　　让一位早已躺入历史档案，或被家乡断断续续碎片化传说，甚至被神化的历史人物回归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位人物虽然生于镇安长于镇安，但他的官宦仕途经历，他不同凡响的业绩政绩，他大半辈子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却在外地、在庙堂，却在风雨飘摇腐朽没落的晚清年代，这就更加增添了写作的难度。作者必须去了解人物所处的环境，所处的社会背景，只有这样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之史观写好这个人物。
　　这方面，吴相阳下的功夫可能不亚于对晏安澜本身的了解。他在书的后记里揭示了自己这样的写作经历：“幸好书籍可以弥补这个不足，我或借或买，读了《清史稿》《甲午战争史》这一类的史志书籍，读了《慈禧大传》《翁同龢传》《李鸿章传》这一类人物传记，使我对那个时代、那些人物、那项事业有了一定的了解，下笔才不至于茫然无措。”正因为吴相阳这方面功夫下得深，在全书中始终都能准确地、恰当地把握住晏安澜与整个社会背景的关系，包括与家庭的关系、与同仁以及上下级的关系。我们在书中看到，他的祖父、父母勤劳善良济贫的美德，老师的教诲以及儒家学说对他一生的影响，铸就了他正直高尚的品质；他所遇到的唯才是举的老师，任人唯贤的上司伯乐，才能让一个穷乡僻壤农民的儿子走出秦岭，脱颖而出步入庙堂，并一路行稳致远；一些背景则反衬了他，譬如清末乱世，朝廷软弱无能，官员普遍腐败贪婪，反衬出他始终出淤泥而不染的高风亮节，彰显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体恤百姓为民请命的壮举、疾恶如仇治贪无畏的勇气。这些都从不同侧面还原了一个真实可信、血肉丰满的晏安澜，烘托出出类拔萃、灵魂高洁的人杰形象，相信读过该书的人，无不为晏安澜的人品官品所感染所钦佩。
　　写好历史人物传记的一个难点是如何处理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真实与演义的关系。有的传记史料真实，文笔却干涩而乏生动，没半点文学性，读来如同嚼蜡。有的胡编乱造，虽然生动有趣，却少了真实性。这本书对此处理得较好。作者可能从司马迁《史记》中汲取了营养，在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基础上，铺开笔墨，用文学之笔调，生动、简明、有趣地写来，使其成为一部纪实性文学传记，读来不干瘪乏味，尤其一些人物细节的描写，不乏有大胆演义的成分，但符合人物内在逻辑和性格特征以及当时背景，既生动传神，又真实可信，让晏安澜跃然纸上，鲜活丰满，可亲可敬。可以看出，作者写晏安澜的动机来自对家乡这位“人杰”品质的钦佩与感动，所以写作不是强迫的，而是主动的，是有感而发的，其笔墨总是饱含深情的。
　　在叙述中，作者不时地加入自己对时局的分析评判，极有利于对晏安澜内心世界的挖掘。另外，在章节的处理上也恰到好处，借用长篇小说的写法，章章相连，环环相扣，一个时期为一章，一章中有相对独立的小故事，章节之间，小节之间，保持一定的衔接，使之浑然一体。包括简明的标题，都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总之，作者调动不同的艺术手段，让家乡这位百年前的“人杰”走出历史时空的隧道，以高尚灵魂的光亮去照射今人心灵，为当今如何做人、怎样为官提供了一部生动教材，这真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