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剿匪期间，一场战斗后，翟万宝副司令员（左二）和战士们欢聚在一起。

晚年的郭增尚

　　今年83岁的退伍老兵郭增尚，家住商州区腰市镇。11月中旬，记者在腰市镇的紫峪村，见到了勤劳淳朴的郭增尚一家人。
　　郭增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冬日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地爬上了他的脸。“我耳朵背了，眼睛还好着呢。”尽管已是耄耋之年，郭增尚说话很清楚，思路也很清晰。听他细数当年从军的经历，记者如同接受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翟万宝副司令员与商洛的不解之缘
　　商洛是革命老区。郭增尚于1957年的农历腊月初八，在商县（今商州区）参军。来商县接收新兵的接兵团团长，是时任柴达木军分区的副司令员翟万宝。这个接新兵的副司令员，后来成了郭增尚用自己的身体为其挡子弹、成为其得力警卫员的最亲密的上司和战友。
　　翟万宝是甘肃静宁人，家庭穷苦，给地主当过长工，跟地主家的武师学过几年武功，后来在煤矿背了几年煤，攒了点小钱。因不堪忍受当地恶霸的欺负，他逃难到了西安，在西安周边做货郎担生意。因为一心想复仇，得知红军打到了商洛，正在商洛招兵时，他就步行了五六天来到龙驹寨（今属丹凤），参加了红25军，孙光是他的连长。翟万宝从此与商洛结了缘，在商洛参加了几场战斗之后，跟随红25军到了甘肃。西安事变以后，他又跟随红25军星夜兼程，从甘肃返回商县，在商县待了20多天，之后跟随部队到达陕北。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翟万宝都参加过。解放战争以前，翟万宝搞侦察活动，就在商县的板桥一带。
　　新中国成立以后，翟万宝任柴达木军分区副司令员，以接兵团团长的身份来到商县，迎接商洛1000多名青年新兵。
　　翟万宝对商洛很熟悉，会说商洛话，会开商洛玩笑。“孙光说翟司令‘是老家人，都是商县娃’。”郭增尚回忆道。
　　郭增尚与翟万宝的“战友情”
　　郭增尚参军之后，被分配到青海柴达木军分区内卫二团。1958年2月，部队修农渠，派新兵连去支援。郭增尚和大伙儿一起在坡上扛石头，他挑了4块大青石，叫4个人把其中一块抬到他背上，往高台上扛。刚把大青石扛上去，迎面就碰上了翟万宝。翟万宝赶紧叫人接他，郭增尚不让，怕把别人砸了。放好石头之后，翟万宝让他休息一会，他说：“不急，还有三个呢，叫我先把任务完成了。”待郭增尚扛完4块石头，翟万宝给他搭火，烤蒸馍、鸡肉罐头、大肉罐头，还泡了茶，叫他好好吃喝、休息。劳动结束，连队给他评了个劳动模范，奖励了笔记本、钢笔和搪瓷杯子。这是郭增尚第一次与翟万宝接触。
　　1958年3月，郭增尚被派到通讯训练班参加学习，学习的内容是如何修理电台、电话机。原来预定的学习期限是一年，后来缩短到半年，结果到了7月份，还没考试，青海南部叛乱暴发，军区把郭增尚等几个成绩好的新兵挑出来，分配到了前线。柴达木军分区组建了一个骑兵支队，以郭增尚所在的内卫二团为主。青海省公安厅还给他们配了个民警连，6个连队在都兰县进行集中训练。都兰县派了个骆驼队运送食品、武器、弹药等军需品，又派了个蒙民民警连保护骆驼队。所有人马在都兰县集中整训半个月，改装为骑兵奔赴前线。
　　出发前，参谋长告诉郭增尚，副司令员知道他力气大，四五个人都打不过，叫他担任警卫员。就这样，郭增尚成了翟万宝副司令员的警卫员。
　　从此，郭增尚跟着翟万宝副司令员，一起在茫茫戈壁、雪域高原执行剿匪任务两年多时间，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
　　有一次，部队急行军的时候，郭增尚在途中解了个手，想走个捷径赶上部队，结果前面却是悬崖，马受惊了，把他摔到悬崖底下。所幸他的枪壳子是木头的，垫了他一下，枪摔碎了，他还活着。马从旁边绕道跑到悬崖底下，把他拱醒，然后跪下来，让他爬到背上，带着他回到原来的路上。这时，部队已经到达一个山谷里面，翟万宝见他好长时间没回来，派了一个班的战士回来接他。那些战士把伤得没法骑马的郭增尚绑到了马背上，追上了部队。打了止疼针之后，郭增尚继续随军追赶叛匪。
　　柴达木军分区平叛支队从都兰县出发的时候，大约七八百人、五六百头骆驼，武器弹药、大米白面、青稞炒面、白酒药品等一应军需品都在骆驼的背上。即使骆驼再能扛，也扛不了这么多人半年的生活用品呀。翻过昆仑山和巴颜喀拉山，到达曲麻莱县三个月后，部队的生活物资捉襟见肘，很是艰难。开始时，是打一次胜仗改善一次生活，后来是十天半个月才能吃一次白面或烙一次饼子，再后来没法改善伙食了，仅有的一些米和面全留给了伤员和病号，部队在打仗的间隙依靠狩猎补充给养，因此常常吃不饱。翟万宝经常在夜里喝开水充饥，可打仗的路上，有时连开水都没有。尤其是晚上包围敌人的时候，都是在隐蔽、埋伏，高原缺水，天寒地冻，干粮袋中仅有的青稞炒面也无法食用。
　　眼看着副司令员的身体越来越差，郭增尚就费尽心思搞了一个小发明——自制“点心”。他先用酥油茶把青稞炒面拌软，再加上酥油、曲腊、白糖，像和面一样用手拍成饼子形状，拿小酒盅当模子，一个一个压出来，然后沾上干炒面，放在干粮袋中。一天，部队要执行任务，下午出发，晚上包围敌人。这是平叛支队一直采用的战术：晚间包围，拂晓攻击。接到任务后，郭增尚就偷偷跑到帐篷里，用自己的方法制作了一些“点心”。
　　部队下午急行军，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围住敌人后，自然无法做饭。到了午夜，郭增尚问副司令员说：“您饿不饿？”副司令员笑着说：“饿有啥办法？”“我有点心，真的！”郭增尚拿出“点心”，给指挥部里每人发了3个。大家一吃，都说是真的点心。天亮后，郭增尚拿出“点心”说：“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大家一看，忍不住哈哈大笑。团长指着郭增尚说：“你的鬼点子就是多，这个办法好，赶快在部队推广吧！”可是，这个好办法只实行了一个多月就不行了，因为青稞炒面也成了紧缺物资。生活拮据，主食稀缺，蔬菜更是想都别想。没有营房，没有床铺，一直睡在冰天雪地里，还要与土匪拼死拼活，战友们的身体状况都不乐观。郭增尚的胃这个时候已出现病状，可他一直瞒着首长，不愿让他知道。中秋雪夜过长江后的第三天，副司令员突然病了，呼吸困难，脸和手脚浮肿得厉害，腿上一按一个深坑。医生细细诊断后说：“司令员以前受过伤，到这里后受气候影响，营养不良加上操劳过度，才会病得这么重。”郭增尚一听很着急，趁着医生还没走，赶快跑去报告了团长。团长立即电报青海省军区，请求派直升机接副司令员到西宁治病。
　　郭增尚回忆说，副司令员知道他向团长打报告后，狠狠批评了他：“现在是关键时期，我走了你来指挥战斗呀？叫你不要说，你倒跑得快，真正是胡来哩！”郭增尚又急又愧，眼泪都快下来了，觉得是自己粗心，没照顾好首长。司令员又说：“我是甘肃人，跟你一样，也是吃苞谷豆子长大的，没事，不用怕！”并立即对张参谋说：“你马上给省军区发报，说我坚决不离开部队，就在这里治病。让军区多送些营养药和其他药品，部队的同志们都需要。”省军区接到电报后，很快就派直升机送来了大量的药品和罐头，给副司令员特批了两大瓶“维他命”，并指名道姓地下了命令：“王医生（忘了名字）、张成林、郭增尚，你们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无论如何都要照顾好翟副司令员，绝不可疏忽大意。”在此期间的每一场战斗，翟副司令员都是带病临阵指挥。每次出行，郭增尚把“维他命”用纸包上十几颗，装在口袋里，视作宝贝。夜晚围住土匪，等待天明攻击时，大队人马都在静悄悄地隐蔽，无法生火，无法做饭，甚至连水也没有。副司令员扛不住时，郭增尚就给他拿出几颗“维他命”，可他老是舍不得吃，说要留给重伤员。郭增尚说，他曾吃过两次，是首长硬塞到他嘴里的，圆圆的颗粒像豆豆糖，有淡淡的甜味儿，含在嘴里不到5分钟，就觉得通体清爽舒畅，不饥也不渴了。
　　回忆起这些经历，当年的种种情景依然如在眼前，郭增尚的表情，依然是一脸向往与神秘……那个阶段，除了“维他命”，郭增尚身上还揣有一宝，就是冬虫夏草。有一天，部队来到一道山沟里，见泉水清澈，草木葱茏，便停下休息。郭增尚拿起小洋镐开始挖坑，准备架锅烧水，猛然发现泥块里有个一寸左右状如大蚕的草根：“哈，宝贝，冬虫夏草，副司令员正需要呢！真是着急处就有出奇处。”他兴奋地甩开膀子，抡起洋镐，在草滩上开挖了。虫草在草地里只冒出个小尖尖，跟周围的杂草、泥土差不多，不好寻找。爷爷告诉过他，这种宝贝只要发现一个，周围肯定还有。他就安排其他人给首长烧开水，自己在草地上踅摸着寻找，越挖越高兴，越找越好找。首长们正围了一圈开会，郭增尚一鼓作气，挖了约4张席子大的一片地方，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心里却乐开了花。他顾不上数有多少根，拿出挎包里的麻纸包好掂一掂，连泥带土大约半公斤。会散了，大家都跑过来看稀奇，副司令员也是又惊又喜：“这东西我只听说过，还没见过。”正好旁边有溪水，郭增尚洗了一些，装在口袋里，一路上给司令员泡水喝，也乐呵呵地发给指挥部里的其他同志：“给你几颗宝贝，补一补。”
　　冬虫夏草是动物和植物的完美结合，具有补肺肾、止咳嗽、益虚损、养精气的功能，其他滋补品没有一款能跟它相比，对于副司令员的病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战斗结束回到驻地后，郭增尚到后勤处要了一点大米。部队的大米和白面，都是从都兰县出发时用骆驼驮来的，极其金贵，尤其到了缺粮的时候，只给伤员病号一点点。司令员有病，也喝不上白米稀饭，东西太少，他也不同意搞特殊。牛奶倒是有，但没有五谷，胃是不高兴的。大家都知道，牛奶煮不熟大米，可郭增尚想了一个小办法：第一天晚上就用水泡上大米，早上熬稀饭时，米已泡烂，牛奶稀饭里再放上一根冬虫草，食疗药补特别好。其实，说是牛奶稀饭，米粒简直能数得清。经过王医生的精心医治和郭增尚的细心照顾，20多天后，副司令员的身体基本复原。他高高兴兴地说：“看把你们吓得，这不是好了吗？我是属猫的，命大着呢！”完成剿匪任务后，兰州军区给翟万宝副司令员记三等功。
　　柴达木军分区平叛支队执行的是剿匪第一、第二阶段的任务，也是剿匪进程中最激烈最艰苦的一个时段。1958年7月初，部队从都兰县出发一路向西，翻越昆仑山、巴颜喀拉山，历经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到达通天河畔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曲麻莱县（县城的海拔4200多米）。肃清这一地区的土匪后，经治多县又向东南进军，与玉树军分区平叛支队汇合，在孙光司令员亲自指挥下作战，打过无数次的硬仗。完成主体任务后到达称多县，安葬了烈士，又迂回北上天峻县，智歼敌机。前后历时两年多，等于在青海省的中部版图上，由北到南、由南到北画了一个大圆。
　　作为警卫员，在行军打仗的日子里，翟万宝副司令员对郭增尚要求很严。平日里除了教他战场上如何眼尖手快、机智敏锐地保护自己，如何沉着果敢地与敌格斗拼杀外，每场战斗后还指定他和作战参谋张成林做“战场笔记”。副司令员自己也作记录，三人一起追记战斗经过，作总结，找经验。郭增尚复员时，将密密麻麻记满战况的两个大笔记本交给了组织，他说“牵扯部队机密，不宜个人带回”。正因为这些“战场笔记”，60多年后的今天，他还对那么多场次的战斗记忆犹新。
　　战争是残酷的，长期在高寒地区作战更加残酷。曲麻莱县在青海省的西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北部，年平均气温零下三度，是典型的高原高寒气候。这里地势高耸，重山叠岭，河流纵横，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寒冷缺氧。部队刚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很不适应，战士们血压升高，常常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躺下后胸口发闷，呼吸不畅，不少战士是坐着睡觉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一个小小的普通感冒，稍微不慎，就会夺去一个年轻战士的性命。
　　柴达木平叛支队的营房，在曲麻莱县城。说是营房，其实就是帐篷；说是县城，其实就是一个房屋稀少的大村子。部队以连为单位，分别驻扎在城外的草地上。大家扎起薄薄的白布帐篷，把黄油布在冷冻成冰的泥地上一铺，就算安顿好了睡觉的地方。
　　睡觉时，油布上面铺上马搭（马背上的特殊口袋，长约两米，宽约七十厘米左右），马搭里装着一条薄毛毯，一条薄褥子，最上面是军被，横折三折，只掏出军被的一头，不脱衣服不脱鞋，把腿脚塞到被子里头，上面盖上皮大衣和雨衣，就是一夜。从都兰县出发的时候是夏天，大家都穿着低腰黄胶鞋，便于行军。到了这里，几乎天天跑着追剿土匪，鞋里面脚汗潮湿，晚上又极其寒冷，如果脱了鞋，第二天早上鞋就冻成了硬冰块，穿不到脚上。由于三天两头都在打仗，野外露营的时候最多。行军路上，军情紧急，根本顾不上扎帐篷，不管地下是泥石还是冰渣子，黄油布一铺，睡法不变，匆匆忙忙就是一晚。战士们睡在青藏高原寒冷无比的泥地上，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而是一年两年，即使铁人，也难以抵挡如此的严酷，可年轻的战士们硬是扛过来了。他们战胜了恶劣的环境，战胜了成长中的自己，战胜了狡诈顽固的敌人，取得了清剿土匪、还民以安、巩固和平的理想战果，也为人民军队在高寒地区作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战场笔记”就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杰作。叛乱平息后，百分之九十的战士身体都出现了问题，不是关节炎就是胃病。郭增尚患了严重的胃溃疡，时不时地呕吐、便血。有一次，连续4天开水在胃里存不住，结果晕倒在厕所里，部队急忙调用地方车，送他去格尔木部队医院紧急抢救。医院的院长发火了：“你们怎么能把人耽误成这样子？再迟一两天就没命啦！”出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郭增尚的病控制住了，但他的身体还是有些虚弱，没法正常参加训练。1961年冬，历时5年的叛乱基本平息，郭增尚也因病复原回乡。
　　回乡后，郭增尚结了婚成了家。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物价飞涨，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女儿出生后，因妻子顿顿吃不饱，奶水不够，孩子饿得日夜哭闹。1963年春天，没有粮食度春荒，郭增尚实在想不出办法，就跑到青海找到翟万宝副司令员。副司令员没有存款，就把自己压箱底儿的宝贝——12两老鹿茸送给郭增尚。郭增尚把鹿茸拿到郑州，卖了300元，一家人才度过了饥荒。
　　2021年的“八一”，翟万宝的儿女一行4人，驱车从兰州赶到商州，来看望郭增尚。“他们说，我爸妈都不在了，你就是我们的老人。没有你，就没有我爸爸了，就你对我爸爸最关心了。”
　　郭增尚说，在他看来，这其实就是他和翟万宝副司令员在那些朝夕相处的战斗日子里，彼此之间的战友情谊的最好诠释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