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像

宋版《东坡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藏）“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书影

苏辙像

　　北宋的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苏氏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独占其三，堪称我国文坛的千古佳话，而“二苏”即指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宋史·常安民传》载：“董敦逸再为御史，欲劾苏轼兄弟，安民谓‘二苏’负天下文章重望，恐不当尔。”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诗曰：“二苏上连璧，三孔立分鼎。”诗题中的“子瞻”为苏轼的字，“子由”为苏辙的字。由是可见，“二苏”之称宋已有之。
　　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一生手足情深。在仕途上，二人大道相同，进退一致。在性格上，二人迥然相异，苏轼恃才傲物，耿介直率；苏辙恭谨内敛，深沉稳重。二人学养丰厚，才高八斗，毕生相持相依，顺则彼此成就，不羡不妒，逆则患难与共，互藉互助。特别是苏轼一生数迁，屡遭贬谪，而“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人生寄一世，骨肉能几人？况乎“二苏”兄弟间的这种亦师、亦友、亦知己的友爱之情，堪为古往今来兄弟之典范，无怪乎人们常常感慨“惟愿此生此世，有兄如轼，有弟如辙，足矣”。
　　史载，苏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少年时“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苏辙曾夸苏轼“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无良朋。”苏轼去世后，苏辙在为亡兄所作的墓志铭中深情地说子瞻“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亦曾说苏辙“岂独为吾弟，更是贤友生”“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在乌台诗案中，苏轼入狱险些丧命，在狱中作诗以遗子由“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
　　人间未了因”。
　　兄弟二人风神俊秀，各有千秋，芝兰同芳，相得益彰。苏轼的才华自不待言，他的诗豪放自然，开创了豪放词派，他的文章行云流水，随物赋形。而苏辙的诗词“意境闲澹，情趣悠远”，文章“论事精确，修辞简严”。
　　数十年间，苏轼与苏辙兄弟俩宦游在外，聚少离多，“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苏轼《感旧诗·序》）。两人只能以诗代书，锦笺频递，鸿雁传讯，唱和成趣，洋洋洒洒，传为佳话。据不完全统计，二人往来的诗词多达200余首，仅苏轼以“子由”为题的诗词作品即超过100余首。鲜为人知的是，苏轼与苏辙之间有一组唱和诗与商州（北宋商州辖境约相当于今商洛市）渊源颇深。
　　北宋嘉祐六年（1061）秋，已于四年前进士及第的苏轼、苏辙兄弟俩又同时参加了制科考试。宋代科举考试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设的进士科考试，我们常说的科举考试一般就是指进士科考试；另一种则是不长设的制科考试，是由皇帝下诏临时设置的“制举无常科”考试科目，目的在于选拔各类特殊人才。北宋仁宗一朝的制科考试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从政科等10科。制科考试参加者首先向两制（即掌内制、外制的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呈送平时所作策论50篇，两制选取词理俱优者参加阁试。阁试试题为试论6篇，目的是考察应试人的学识，“盖欲探其博学”。题目通常取自经史，每篇要求500字以上，一日之内完成六论。阁试合格者才能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御试，题目通常都是试策问一道，要求应试者就皇帝所问提出对策，当日内完成一篇3000字以上的策论。通过皇帝御试后，就算完成了制举，其成绩分五等，第一、第二等从未授予任何人，形同虚设，实际上只有第三至第五等。黜落者不入等，因此入第五等即为登科。
　　在这次制科考试上，苏轼的策论“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最终入三等（苏轼之前仅有吴育一人曾入）。而苏辙却在其策论《御试制科策》中对当朝仁宗皇帝赵祯颇多指责，历数其施政之得失，“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其中如“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陛下无谓好色于内而不害外事
　　也”“陛下择吏不精”“陛下赋敛繁重”“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之不归也”“臣以为陛下惑于虚名，而不知为政之纲也”“臣观陛下之意，不过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等语比比皆是，并连用历史上的六位昏君以喻宋仁宗，直指时弊，正气凛然。
　　策入，苏辙自谓“必见黜”。果然，苏辙这篇无所顾忌的策论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考官司马光以苏辙“其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于（参加御试）四人之中最为切直”，主张列入三等，而蔡襄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考官胡宿却认为苏辙以致乱之君况当今之盛世，文辞不逊，故力主黜落。然而，宋仁宗赵祯却并不同意，他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以上引自《宋史·苏辙传》）。关于这段，苏辙自己也记忆犹深：“上独不许，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非但如此，宋仁宗甚至为得遇贤才而喜不自胜，“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最终，苏辙入了第四等。其实由此来看，遇到宋仁宗这样宽厚的皇帝，苏辙无疑是幸运的。作为一名封建皇帝，宋仁宗对苏辙的狂悖直言多所包容，并未怪罪甚至治罪，其“为政宽仁”也可见一斑，故有史家所谓之“仁宗盛治”。
　　“二苏”制科高中，曾为其二人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时主考官的欧阳修闻之欣喜不已，“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欧阳修《与焦殿丞〈千之〉书》）。制科及第之后，朝廷授予官职，苏轼获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府治在今宝鸡市凤翔区）判官，取得京朝官身份。大理评事是掌管刑狱的京官，为正八品，签书判官是州府幕职，掌管文书，佐助州官。嘉祐六年（1061）12月，苏轼赴凤翔上任。苏辙则获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校书郎专司校勘宫中所藏典籍诸事，为从八品，军事推官是州府幕职，助理军政，佐助州官。
　　孰料，余波并未就此平息，知制诰王安石“疑辙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为词。”意思是说，王安石认为，苏辙的策论偏袒宰相，而一味抨击皇帝，他就像是依附权臣的西汉大臣谷永一样，因此拒绝为他撰写制词（即任命文书）。宰相“韩琦笑曰：‘彼策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遘亦考官也，乃为之辞。”（以上引自《杨畋年谱》。娄师德、郝处俊均为唐代大臣，二人为官清廉，以功名善终，“世之言长者”，称“娄郝”）。最终，改由考官沈遘为苏辙撰写了制词。其时，已是嘉祐七年（1062）秋。
　　然而，苏辙却并未就此赴商州上任。“是时，父洵被命编修《礼书》，而兄轼出签书凤翔判官，旁无侍子，辙乃奏乞养亲。诏从之。”（以上引自《苏颍滨年表》，苏辙晚号“颍滨遗老”）。意思是说，当时，苏辙的父亲苏洵被朝廷安排编修《礼书》，他的哥哥苏轼又远在陕西凤翔任职，如果苏辙再去商州上任，将无人侍奉父亲，于是苏辙要求留在京城（开封）奉养父亲，得到了朝廷准许。其实，苏辙是对朝廷不容直言感到失望，故而辞不赴任的，“养亲”并非主要原因，不过是他的托词罢了。
　　苏轼在凤翔判官任上对弟弟颇为挂念，仅任期内与苏辙唱和的诗作就多达70余首，占其一生寄怀子由诗的三成左右。嘉祐七年（1062）初冬，远在凤翔的苏轼闻知弟弟苏辙未赴商州上任一事后，抱病连写了3首诗寄赠弟弟，这就是著名的《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其一
　　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著行。
　　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
　　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漫去乡。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商”即指商州。“著行”即排列成行。“王城”指都城，北宋都城为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苏辙时与其父苏洵居于此。制科考试后，苏辙的任命诏书迟迟未下，故而一直滞留都城。这首诗的尾联，也是这组诗中最著名的一联“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便是指弟弟隐于都城之意，这既是对苏辙行为的解读，同时，将其解读为“大隐隐于市”也是一个慰藉性的诠释，即唐代白居易《中隐》诗所谓“大隐住朝市”。
　　其二
　　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
　　说客有灵惭直道，逋翁久没厌凡才。
　　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
　　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作者于诗后自注：“章子，惇也。”由此可知，“章子”即指章惇。史载，章惇，字子厚，为北宋中期著名政治家、改革家、书法家，与“二苏”兄弟为嘉祐二年（1057）同榜进士（该科名士辈出，如张载、曾巩等），时任商洛（北宋时商州所辖县）县令。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诗人邵雍在商隐居期间，曾与章惇过从甚密，其《伊川击壤集》中即有《和商洛章子厚长官早梅》诗。可惜苏辙未能来商就任，否则，此三人间必将往来唱和，留下更多的吟商诗文和趣闻雅事。
　　“渠”为方言，指他，在此即指章惇。苏轼似是从商洛县令章惇处首先得知苏辙未赴商州就任一事的。“商人”即指商州人。“二苏”兄弟素负盛名，故而商州人期待着苏辙来商就任。
　　“说客”本指游说之士，在此当指战国纵横家张仪，其人曾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诈楚绝齐。“逋翁”本指避世之人、隐士，在此当指商山四皓。史载，秦末汉初之际，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先生四人隐居商山，以避秦乱。
　　“夷音”指这里的人口音较重，方言难辨。商州自古多移民，加之地兼南北，所谓“南蛮北侉”，口音驳杂。“瘿俗”指一些人长有“瘿瓜瓜”（山区水中缺碘，人们脖子上常长有球状赘生物，即地方性甲状腺肿，系一种地方病）。颈联两句夸张说明商州其时条件之艰苦。
　　“答策”自然是指苏辙制科御试时所上策论《御试制科策》，“上书”则是指苏辙“奏乞养亲”辞不赴任一事。
　　其三
　　辞官不出意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
　　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双髭。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
　　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
　　“策”依然是指苏辙的策论，“易”则指《周易》。苏洵对《周易》颇有研究，曾“作《易传》百余篇”（苏洵《上韩丞相书》），惜之未成，遗命苏轼继书，苏轼承其衣钵，著《东坡易传》传世。当然，这是后话。在此，苏轼建议弟弟向贤父苏洵学《周易》，既是治学，亦资“忘忧”。
　　尾联两句“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兄弟二人间的深情。
　　在这组诗中，苏轼对弟弟辞官不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多所宽慰，并给予了读书治学的建议，体现了对弟弟苏辙的关爱之情。
　　唱之而必和，况乎以“二苏”兄弟手足之情深、往来之频密。果然，收到兄长苏轼的诗不久，苏辙即次其诗韵复诗三首，对自己未赴商州就任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说明，这就是《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
　　其一
　　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
　　学从社稷非源本，近读诗书识短长。
　　东舍久居如旧宅，春蔬新种似吾乡。
　　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
　　诗后自注：“雉藏不能尽尾，乡人以为谚。”
　　诗题中的“商幕”是指商州知州幕府，苏辙所任的商州军事推官一职是商州知州的属吏，即州府幕职。
　　“才疏”自是诗人的谦辞。“周行”本指周官的行列，后用以泛指朝官，即仕宦行列。“避谤”指防人毁谤。
　　这首诗简要交代了兄弟二人分别后，自己在都城开封期间的生活及读书情形，解释了自己不赴商幕的原因（避谤）。
　　其二
　　南商西洛曾虚署，长吏居民怪不来。
　　妄语自知当见弃，远人未信本非才。
　　厌从贫李嘲东阁，懒学谀张缓两腮。
　　知有四翁遗迹在，山中岂信少人哉。
　　“南商”指位于南山一带的商州。“西洛”在此指作者于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后，曾在嘉祐五年（1060）获授河南府渑池县（在洛水之西）主簿一事。“虚署”指自己两次获官均未到任。“妄语”指自己的策论《御试制科策》言辞激切，系作者自嘲之辞。这篇策论对苏辙毕生影响深远，苏辙晚年在其《遗老斋记》一文中说“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
　　“远人未信本非才”说自己因“非才”而“不来”商州就任，也就是第一首诗中所说的“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这自是作者谦辞，实则是自知因“妄语”而遭“见弃”。
　　“贫李”指唐代诗人李商隐，他卷入了晚唐时的“牛李党争”，因之被恩师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时充翰林大学士承旨，职掌禁密，次年即为宰相，李商隐故友）日渐疏远，遭其冷遇、排斥。“东阁”指古代宰相招致、款待宾客之地，适逢重阳节，李商隐又一次谒之不得，感慨而作《九日》一诗“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谀张”指唐代开元时期的张说，他曾三拜宰相，执掌文坛三十余年，成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其人素有直言，唐玄宗曾下诏褒奖张说：“动惟直道，累闻献替之诚；言则不谀，自得谋猷之体。”但后来“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以上引自《旧唐书·张说传》），诗中不乏奉承讨好上司之辞。“缓两腮”即缓颊，指婉言阿谀。
　　颈联两句用唐代的两个典故，表明自己虽遭“见弃”，但既不会像李商隐那样仰人鼻息，酸叹自嘲“东阁无因再得窥”，也不会像张说那样由直转谀，逢迎朝政。
　　“四翁”即指商山四皓。本句意指商州不缺人才，不少我一个，这既是作者的谦辞，也是对“商人望汝来”的回答。
　　其三
　　埙动篪鸣只自知，忧轻责少幸官卑。
　　声名漫作耳中瑱，科第空收颌底髭。
　　西鄙猖狂犹将将，中朝闲暇自师师。
　　近成新论无人语，仰羡飞鸿两翅差。
　　“埙”“篪”均为古代的乐器。“瑱”是古人冠冕上垂在两侧用以塞耳的装饰物，多用玉、石、贝等制成。“髭”本指嘴巴上边的短须，口上为髭。因唐代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诗有“连年收科第，若摘颔底髭”句，故谓。
　　“西鄙”指西面边境。北宋仁宗时，西北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脱宋自立，建立西夏，后屡犯西境，朝廷被迫纳贡求和。“将将”同“锵锵”，象声词，多形容金玉之声，在此当指金戈铁马之声。“中朝”即朝中。
　　“新论”指苏辙于嘉祐七年（1062）所作的《新论三首》，分上、中、下三篇古文，其文纵谈天下大事，建议朝廷革新政治，论断相当确切。然而，兄长苏轼却远在陕西凤翔，无人与语，因之“仰羡飞鸿”，恨不能身生双翅，飞去哥哥身边，一诉别情，共议“近成”之“新论”。尾联表达了对朝政的关切以及对兄长的思念，体现了兄弟二人亦师、亦友、亦知己的特殊感情。
　　史册所见，“二苏”兄弟终其一生，未曾到过商州。仔细思之，北宋都城远在河南开封，“二苏”兄弟又家居四川眉山，故而二人毕生未曾历商，不似唐代都城长安地便，以致李白、韩愈、白居易、杜牧等众多名士途经商州，从而留下了璀璨的吟商诗篇。然而，“二苏”兄弟却又因苏辙曾获充商州军事推官一职，留下了这样一组唱和诗，使我们得以从其笔下略知彼时之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