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学，系旧时供生员读书之所，是古代官学教育的基本形式。县学与孔庙合一，是各地县学的统一规制。其以儒家学说为国之正统教化之本，故亦称儒学、庙学或学宫。县学是县级最高学府与教育机构，科举制度童试录取后方准入县学读书，应试者无论年龄大小，均称儒童、文童，习惯称为童生。童生经过“童试”取得入县学资格，谓之“进学”“入学”或“入泮”，士子称“庠生”“生员”，俗称“秀才”。明清时期县学生员分廪生、增生、附生三等。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岁贡在廪生中挑选，一般是挨次升贡，入国子监学习，通称为监生。监生在明清时期已是一种出身，可以得官，也可以通过科举做官。故此，秀才是功名的起点，县学成为科举的必由之路。
　　商南的县学，系由首任知县郑瑛创建，地址位于今城关小学处，始于成化丁酉（1477）冬十月，讫工于乙亥（1479）秋八月，释菜礼即成（详见户部云南司政长安进士·萧谦撰《商南县创建庙学记》）。
　　据嘉靖三十一年（1552）创辑之《商略·商南县集》载：“庙学在县治前，地广三十五丈，阔二十一丈。东南俱抵城，西北俱街民后墙，庙在前，学在后。”其主体建筑为：至圣殿5间，系奉祀至圣先师孔圣人的大殿；两旁配祀四配（颜渊、子思、曾参、孟轲）、十哲（即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十位学生子渊、字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座龛。戟门3间，大成门3间，即文庙的最后一道朱红色大门，每组扇门按照皇宫礼制共有108颗门钉，以此表示孔庙建筑规制之高。东西庑共22间，系奉祀七十子及春秋以来先哲先贤诸儒牌位的殿堂。殿左神厨3间，系专为祭祀时制作祭品的厨房。殿右神库3间，为存放祭器、供品与请神送神的仪仗器具等物品的专库。启圣祠3间，位于大成殿正后方，为主祀孔子之父叔梁纥之殿，配祀颜路、曾点、孔鲤、孟孙4氏；从食程饷、朱松、蔡元定3人。在戟门左西厢房3间、宰牲所3间，为宰杀用于祭祀的牛猪羊等牲畜的专设场所。在戟门右内厢房3间。棂星门3间，系位于文庙中轴线上的牌楼式建筑。棂星又为天镇星、文曲星、魁星，象征着孔子可与施行教化、广育英才的天镇星相比，祭孔如同尊天。明伦堂3间，位于庙后，为学宫正殿，是读书、讲学、弘道、研究的场所。博文斋3间，为切磋学理经术的地方。约礼斋3间，为习礼的地方。敬一亭3间，在明伦堂后，系祭天的地方。学仓3间，号房（学生宿舍）25间。东西门楼两座，儒学门3间。教谕宅在明伦堂东，前厅3间，后房3间，左右厢房6间；训导宅在明伦堂西，前厅3间，后房3间，西厢房3间。射圃正厅3间，名曰“君子亭”，在东庑后署，为习射练武之场所。颁赐书籍：《五伦书》一部8本，《性礼书》一部共18本，《纲目》一部共20本，《近思录》一部3本，《朝祭服图》一本，《大礼集仪并纂要》6本，《忠静官服图说》一本，《申说祀典》3本，《圣驾重幸大学录》10本，《汉唐品藻》一部6本，《小学集注》一部4本，《博物策汇》一部4本，《医方选要》一部10本。
　　明代县学的师资设教谕一名，训导一名。教谕（正八品）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既是县学的行政负责人，又是县学的首席教师，还与知县、县丞、典史一样属于政府官员。训导是教谕的助手，也是教官，起辅助教谕的作用，一般从举人或监生中选拔。明时，倡导“政教合一”与“官师一体”化制度，施政治理与敦勉教化并举，知县也多亲自到学讲授。
　　明代定制，县儒学名额为廪膳生20名，增广生20名，附生16名，其中武童生8名。教学内容一般规定为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儒家经典。生员在县学学习期间，要参加岁考与科考。科考在每届乡试之前举行。这两种考试都由省级主管学官（明代为提学官，即按察御史或按察史；清代为学政）主持。明代规定科考一、二等的可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为科举生员。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城（包括京城）举行一次乡试，凡本省的生员与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经科考、录科、录遗考试合格的，均可应考。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逢庆典加科为恩科。考期在8月，分3场，考中者为举人，也叫孝廉，即取得了每3年在京城举行会试的资格。
　　商南县庙学建立后，培养出了大批栋梁人才，自嘉靖庚子科（1540）李维祯首次中举后，人才辈出，仅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前取得功名，分别在外地州县任训导、教谕、主簿、照磨、吏目、县丞、知县的就达50多人（《商略商南县集》记载有名册）。
　　嘉靖辛亥（1551年），知县李鸿渐又将庙学“易其旧而新之，至圣殿规模高大，雕刻玲珑，金碧辉煌，复之以绫幔，增之以铜鼎”，功大而制精，神悦而人欢。可惜崇祯六年（1633），商南庙学同城居一起在战乱中被焚毁，更加遗憾的是其间的学史资料被付之一炬而后世无存，直至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才移址于县治西（今县委大院）重新修建了文庙与儒学。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明令各省建书院，各省城皆始设置书院，后各府、州、县亦相继建书院。乾隆年间，官立书院盛兴，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而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商南县于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将县衙西文庙学宫正式更名为“青山书院”。“至商州延师训诸生，陈大中丞颁各种书籍，公余诣书院讲习，奉豫章书院学约”（民国志）。
　　道光十二年（1832），邑令胡大化在城内东南隅（现城关小学处）重建文昌宫，为九脊歇山式建筑，檐牙斗拱，朱柱画梁。有大殿3楹，高30米，宽20米，为2层楼阁式建筑；宫后修正室3楹，厢房6间。遂移青山书院于此。光绪六年（1880）庚辰，县令樊继英就文昌宫楼下作“至公堂”，两旁建号房18间，重门3间，头门3间，围墙一周，号桌号凳俱完善，从此“书院”与“考院”合归于一处。
　　当时的青山书院，设山长一人，主持讲学事宜；教习（教师）分主讲、经长等职，多系聘请社会名流讲授，县令也兼讲课。如“文章冠绝一时”的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三角池河西的王肇基（字锡定）致仕后，县令王子陶慕其名，于光绪元年（1875）聘请其担任青山书院主讲数年。先后担任主讲的还有贡士出身、“品端学博”的富水潘友德，光绪乙酉科拔贡的湘河曹管青，咸丰年间贡生、“文章诗赋名于一时”的富水潘翊宸等。书院还设有“书斗”一人，具体办理考务；“首士”一人，负责管理学员生活。在书院学习的生员，一般是品学兼优的秀才，也有优异的童生，无严格定额，多则30余人，少则十几人。生员每月享有二三两膏银补贴不等，学习内容为四书、经史、八股文、五言八韵诗等，学习形式为平时自修课程，定期送交诗、词、赋、文章供批阅。每月定期开讲一次，每期考试两次，一次是由县令主持出题、阅卷、定等的“官课”考，一次为由山长主持出题、阅卷、定等的“师课”考试。学习年限以科举开考为限（3年），未中者允许再回书院补习，以待下科再试。
　　晚清时，朝廷在维新运动推动下，“行新政，停科举，立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新式小学堂。商南县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县令臧瑜委县城后营贡生赵士瑜，就青山书院考院改设“商南县小学堂”，就至公堂做讲堂，号房改为自习室，扩门外隙地作体操场。宣统三年（1911），县令刘庚年因“学室简陋，不符定章”之由，设法筹款，委劝学所董路炳文（富水王家楼人，清廪贡生）、堂长赵士瑜以及孔庙祭祀官璩祖環（龙窝梅子沟人），就学校东旁建讲堂两座，号房18间，围墙一面，门户、窗棂一律遵新式学堂，规模焕然一新，更名为“商南县高等小学堂”，自此“青山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据查考，曾担任过高等小学校长的有：曹宪章，字述先，湘河人，宣统元年由西安两级师范优级选科毕业；黄灿，字茨焜，赵川人，毕业于西安两级师范完全科；文思安，字钦斋，青山人，民国元年毕业于陕西省高级警察学校。教职人员有：金正熙，字缉亭，湘河文化坪人，于民国七年由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完全科毕业；阮恩庆，字佐廷，县城人，光绪三十三年毕业于西安师范简易科；曹子俊，字心斋，民国元年毕业于西安师范完全科；周子谦，湘河魏家台人，陕西师范学校毕业。这些人都是当年青山书院的学生。
　　戊戌维新运动，在引进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民主思想的同时，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和理论也一起输入中国，女子教育逐渐被提上社会改革的议事日程，中国新式女子教育始兴。1907年3月8日，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凡是女子学堂学生，一律禁止缠足。当时举办女学成为地方政府的时髦之举，当作地方实行新政、立宪的主要政绩之一，因而客观上推动了各地女子教育的发展。商南县由中区区长赵小亭首先于城区旧儒学明伦堂创办了“商南县女子私塾学堂”。1935年，县文教科长田紫荣与其协商，将女子私塾改为公办女子学校，招生对象由面向官绅子女为面向社会，学生由自费改为公费，后于1941年并入了南街小学。后来，高等小学名称有过多次变更。民国元年（1912）改称“商南县高等小学校”，1923年改为“商南县高级小学校”，1933年又改称“商南县完全小学”，1935年10月，国民党别动队十九中队进驻商南县城期间，又改称作“商南县中山小学”，1945年改称“商南县层峰中心国民学校”，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商南县立初级中学始创于1941年。此前，各乡镇虽相继建起了中心小学，然而却无一所初中，家境富庶户子女小学毕业后尚能到商县、西安与河南开封深造，而贫寒子弟则升学无门。是年春，在县教育科长田紫荣倡导下，县政府召开各机关、乡镇长和各中心小学校长会议，作出了创建“商南县立初级中学”的《决议》，组成商南县立初级中学筹备委员会，推选县长杜得霖、教育科长田紫荣、财务委员会主任邱仁荣（字耀庭）、北街女小校长文思安（字钦斋）、民教馆长余炳寰5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边向省教育厅报告，呈请批复立案、拨付开办费与补助款，一边积极筹措建校事宜。首先，将北街女校合并于南街小学，将文庙西侧女校作为新设的“县立初级中学”校址，并将原女校校舍、桌凳、财产、器具与经费一律移交新设的初级中学接管。其次，领取省教育厅批拨的经费，购置图书仪器。再次，就是选定教师与进行暑假招生工作。当年秋正式开学，首次招三三级（系民国三十三年即公元1944年毕业班）初中生两个班，预录100人，实录为130人；除本县学生外，还有邻近的河南省淅川、西峡县与湖北省郧县、郧西县以及本省洛南县与丹凤的学生。校长由县长杜得霖兼任，教育科长田紫荣兼任教导主任。1942年由王统五任校长，1943年下半年后即由田紫荣担任校长。先后担任教导主任的有王统五、刘本先、余炳寰、吴明卿、冯勤先、邱庆勋、席炳南等，邱庆勋于1944年秋曾任代校长。
　　1944年，首届三三级甲乙两班初中毕业。奉省教育厅指令，又增设一个50人的国民教师师资训练班，由余炳寰任班主任，吸收本县在任的小学教师或具有同等学历人员学习培训，学期一年。
　　1945年春，日军攻占到河南西峡的八庙，商南已能听到炮声。危机之时，商南初中师生在时任代校长、教导主任邱庆勋与余炳寰带领下，于农历二月避迁至水沟张家祠堂，继而又辗转避迁到黑漆河方家湾，初中班驻方家祠堂，师训班驻刘家祠堂。7月间搭台演戏，欢送三四级初中生与师训班毕业。8月中旬，日寇投降后，初中遂迁回县城。当时驻东岗的抗日第七后方医院撤销后，将县立初级中学迁至原第七后方医院址（即现高级中学处）。根据省教育厅规定，又将原师训班改为“三年制简易师范”。至1948年，商南县立初级中学共招收初中生8班，毕业5班；师训班一班，毕业41人；简师班3班。期间毕业和在校学生达600余人，绝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人民教师和革命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