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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离城一丈，都是乡棒。我长在乡下，尽管与商县城只隔一座高车岭，但没见过多大世面，一脸土土的憨憨相。那时候，小鱼有两大爱好，一是看书，主要是看连环画。二是看电影。正遇上修南秦水库，房湾那儿六七天就演回电影，我们几个孩子成群结队去看，有的片子都能背过，却还看得入迷，如过年吃肉那样的快活。
　　当年的城乡的鸿沟很深。大的不说，单举看电影两个小细节。一是乡下看电影在露天地里，麦场上，栽个杆子，绑块白布，老让雨淋成落汤鸡。城里看电影在大大的屋子里，风不吹，雨不淋。二是城里看电影人们都坐着看电影，我们在乡下大多是站着的。
　　我在十来岁的时候，到城里给亲戚拜年，压岁钱发了五块钱。哎呀，那个时候的钱比现在500元都多。拿着从没见过的巨款，我到了十字口，想着咋花这笔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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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县的十字口，就像天安门旁边的长安大街。老人们说，在十字口栽一个木棍，过些天都变成溜光锤子。这不是说木头厉害，是说人太多，一人摸一下，就溜光光，见多识广。
　　当年的十字口是商县文化中心。向北走是北门外广场，是开大会、人们聚集的地方；向西走是广播站，领导讲话、人民说话的地方；向东走是电影院，让人们见识外面世界的地方；向南边走是新华书店、图书馆、莲湖公园，还有县委、县政府。
　　站在十字口，就站在商县的中心，有点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十字口的人，只要住在旁边，哪怕是修鞋的、卖饭的，也像北京城的人一样，有一种趾高气扬的优越感。
　　商县城那会也不大，点一根烟没抽完就出了城门。过了黄沙桥，一地的玉米；过了体育场，东边也是庄稼地。可不管怎么说，早年的十字口，是一个有电影院、有书店、有广播站、有中心广场，一个灵魂、心脏一样重要的地方。
　　那天拿着压岁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像城里人一样，正儿八经看场电影。从那个小洞口里面把钱递进去，说买一张电影票。一个烫着爆炸头的美女说，给票。那种感觉，真好。
　　走进大铁门，顺着台阶向上。进了那个亮着灯泡、一排排座椅的大房子。找到自己的座位，硬硬地坐下来，就像土财主在自己的土地上，感觉真舒服。
　　电影开始了，好像是样板戏《红灯记》。李玉和手举红灯，唱腔高亢，一看就是正面人物。当李玉和被枪毙的时候，戴着手铐，好像站在你面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扑面而来，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坐着看电影真好呀！城里人真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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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走进商县电影院是吊唁毛主席。我们乡下的学生排着队来，那时候我的老父亲还很年轻，坐在门口当工作人员，一脸肃穆送我们进去。花圈很多，人也黑黑一片。当那沉重的哀乐响起来的时候，我都不明白世界上还有这么悲怆的音调，听着就让人想哭。我们跟着大人三鞠躬，看着那个老爷爷在照片上笑着。大人们流着眼泪，哭声阵阵。
　　我们知道，肯定出了大事情，没人敢说话。轻着脚步，慢慢地走出去。
　　后来我上了高中，在商洛中学。我一个表哥一直当兵，他给我送了一个军帽。那个年月的军帽，比现在黄金首饰还值钱。男孩子以戴着军帽为荣，也能显示我们根红苗正，与亲人解放军有关系。
　　那天十字口人多得很，都在排队买电影票。我下了晚自习，正从路边走过的时候，突然头上一凉。回头一看，我的军帽被人抓走了，一个长头发的小伙骑着自行车，后面驮着一个也是长头发的人，我在后面追呀追，喊着，我的帽子，我的帽子。哪里能追上呢？我的军人梦，我的军帽，就这样被人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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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的商县电影院，还有一个长着大眼睛双眼皮的烫发头美女，像《大众电影》画报里走下来的。她有时候卖票，有时候坐在门口收票。
　　从她面前走过的时候，男孩子都忍不住要看一眼。
　　记得那年演《少林寺》的时候，电影院的门前队排得人山人海。总有前面插队的，也有死活不让插队的，他们索性打起来。
　　更可笑的是，有个小伙子让人驮着从人身上过去。那个坚持原则的说你不能插队，他说我怎么插队了？我在你前面，还是在你后面。我在你头上算插队吗？把手伸进去买了票，然后得意扬扬地走了，还把坚持原则的人瞪了一眼。
　　那个坚持原则的是老同志，把手搓了搓。可惜没有李连杰的功夫，要不打得他满地找牙。那时就一毛来钱的票呀，半个城的人都来了，场场都是满员。
　　那个美女坐在门口，脸板着。见了长得再帅的小伙也是票递过来，撕一半进去，不言语。冷面的美女呀，大家都偷偷喜欢。
　　《少林寺》太火了，男孩子都想像李连杰一样，当然也得有个会唱歌的牧羊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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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林寺》大火以后，电影院就不行了。如同文学，慢慢边缘化了。有一个老儿童文学作家，叫宁有志。家里负担重，一个人挣工资。他在电影院门前摆个摊卖花生和瓜子。作家总是有观察力的，有谈恋爱的走过，就冲男的喊，买点瓜子吧，买点花生吧，看电影不要饿着呀。女朋友看了男朋友一眼，男的就开始买瓜子了。要是文学圈人来了。老宁笑笑的，先给抓花生，抓瓜子。
　　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在那条街的东边儿住着。每当我走过的时候，我的口袋里都塞满了花生和瓜子。
　　生活还是日复一日地继续。电影院后来不行了，没有几个看电影的。冬天寒冷、昏黄的灯光下，戴着鸭舌帽的儿童文学作家老宁站在灯光里，像一棵树。袖着手，不断地打哆嗦。
　　一条青白的路横在他面前，对面那个商店的老男人看着他。相对无言，清冷的街上，偶然有喝醉酒的人，歪歪斜斜地走过，酒气像风，一阵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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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有个电影，叫《天堂电影院》，说的是爱与失落。有点感动，却与这块土地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电影把天堂与电影院关联在一起，说天堂就是电影院的样子，也说电影院就是俗世里的天堂，名字挺妙。
　　《天堂电影院》说的是小镇，我们是商县城，大小不一，感情却相通着，怀旧且真情。
　　如今，老宁坟上的草都长得多高了，就像十字口的那个电影院，成了一个传说，成了一代人的记忆。每当走过十字口，我总要向东边看一看，再也看不见老宁。电影院早变成了高楼，冷漠地居高临下站着，只能一声叹息。
　　时代变了，买着贼贵的票，坐在再高大上的电影院，也找不到当年的味道了。那些声光电高科技营造的热闹，感觉只是冰冷的画面堆砌，没有朴实的、有温度的感情。
　　有温度的东西总是便宜的、是日常的、持久的、真诚的、接地气的，是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如同亲情、友情，爱情，如同我心中的天堂一样的小城电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