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上三年级，还是个懵懂的少年。一放学，我们就取出藏在书包里的弹弓，去瞄准那些树上、墙头的麻雀。烤熟了的麻雀肉香喷喷的，足以令我们高兴半天。我们常去的地方是三爷家的院子，村子小学的东墙外，就是三爷的家。他家的院子很大，长着许多树：皂角树、拐枣树、柿子树、白杨树、榆树。树多的地方麻雀就多，这是我们的经验。三爷家的土墙不高，我们翻过去，就仰起头寻找麻雀的踪影。
　　印象里，三爷有一把发白的胡须。刮风的时候，或者他愤怒的时候，那把胡须就抖个不停。每当我看见他，就注视着他的胡须，以至于他的脸型现在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这里说到他，当然和麻雀有关。是个冬天的上午，我们正在上体育课，我和几个同学逃离了操场，钻进了三爷家的院子，举着弹弓瞄着柿子树上的一只麻雀。树叶早已落光，光秃秃的树枝在风声里哀鸣。那只麻雀似乎是遇到什么伤心事，在树枝上垂着头一动不动。犀利的风声，宛若它心底的忧伤。按道理，这样的情景，射杀它是非常容易的。然而，我们几个的射击技术都太差，从弹弓里发出的小石子总是绕开它。我们恶毒地、气急败坏地咒骂着它，让一个同学去学校请比我们高一年级的“神射手”虎群。我们想享受一顿烤熟了的麻雀肉，更是为了一解心头的郁闷。这当儿，太阳露出了红红的脸，三爷从家里抱出了一片席子，把淘洗过的麦子晾晒在上面。晾晒干了，他就要为过年准备蒸白馍、吃长面的麦面了。
　　虎群赶来时，那只麻雀却飞下了树枝，落在了三爷家晾晒的麦子上。虎群没怎么瞄，一弹弓过去，那只麻雀就被击毙了。正当我们欢呼雀跃时，三爷从屋子走出来。他看见我们在捡拾麻雀的尸体，胡须便抖起来，高声骂道：“一只雀儿招惹你们什么了，非要往死里打？嫌它吃麦子，吆走不就行了，非要害死一条命！”说着，他举起搅麦子的竹筢，双腿一扭一扭的，恶狠狠地朝我们奔来。恐慌中，我们翻过土墙一哄而散。
　　那一刻三爷抖动的胡须就成为我解不开的谜。我个儿小，是跑在最后的。偶然一回头，看见三爷拾起那只麻雀的尸体，双手捧着，温暖的阳光下，我仿佛看见了他眼角的一滴泪水。
　　从此，我就远离了打麻雀的游戏。属于我的弹弓，被我永久地收藏起来。虽然，心头结着一个疙瘩：死了一只麻雀，为何值得三爷如此愤怒？但是潜意识告诉我，一只鸟，它是与人的情感有关的。课间休息或者放学后，我常常趴在三爷家的土墙上注视着院子里的麻雀，目注着它们自由地飞翔，快乐地啼叫。我上四年级那年的秋天，忽然发现三爷每次碾过谷后，都会在老屋的西窗台上为麻雀撒上一些谷粒。窗台面积窄小，麻雀们便利用了紧挨窗边的那棵皂角树。一只麻雀衔走一粒粮食，会马上返回树枝上。数十数百只麻雀，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在树枝与窗台之间穿梭着，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三爷渐渐喜欢上了我。每当他看见我趴在土墙上注视麻雀，便会打开前门招呼我进去。“好娃娃不翻墙。”他这样说着，从老屋里拿出吃的给我，有时是红软的柿子，有时是烤熟了的红薯，有时是一串拐枣的果子。看着我贪婪的吃相，三爷就笑得眯上了眼，他拿着烟锅杆儿吃旱烟，边吃边讲着他过去的事情。他说他小时候也是打过麻雀的。“这是作恶啊！”他叹息了一声继续说道：“我奶奶就对我说，娃呀，雀儿也是一条命，做人就得有一副菩萨心肠，不要伤害生命。麻雀喜欢在老屋的檐下做窝，我父亲要毁了那窝，被我奶奶拦住了。奶奶说给雀儿留个窝咋了？你们都下地去了，雀儿和我作伴呢。麻雀知道感恩。有时，我奶奶在拐枣树下的躺椅上睡觉，它们就会落在奶奶的肩膀上……”
　　讲述这些时，三爷很认真。院子里的麻雀，仿佛知道三爷在讲着关于它们的故事，一起叽叽喳喳地叫起来。那样的场景，就永远铭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想着这样的问题：麻雀有没有精神世界？如果没有，冬天里的那只麻雀，为何久久伫立在三爷家柿子树的枝干上？它的伫立，难道和思想有关？我很欣赏作家刘心武这样的句子：不要指望，麻雀会飞得很高。高处的天空，那是鹰的领地。麻雀如果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它照样会过得很幸福！对了，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语：位置。麻雀飞不到高处，它的生命的坐标在地面上，在树枝上，在屋檐下。它知道，物质比精神更重要。我看到了麻雀们生活之外的情形。譬如说，它在树枝上伫立，它在乡亲们的院落里盘旋，它在阳光下啄着自己的羽毛，它在我写作的窗外啼叫……这些细节，在我的人生旅途中，麻雀们无数次地向我演示着。具备了许多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磨砺，我终于知道了，那就是麻雀们精神世界的表露。
　　我知道，如此关爱麻雀的人不在少数，就像村子里的三爷,他当然是活过许多岁数了，经历过无数的情感了。面对着一只被弹弓打死的麻雀，他首先想到是生命的珍贵，人性的善恶。
　　我上大学那年，三爷死了。听说他是死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下。那是个冬天，他吃过午饭坐在凳子上打盹，忽然就靠在树身上咽了气。那一刻，栖居在三爷家屋檐下的麻雀们不知有了什么心灵感应，一起在柿子树的枝干上悲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