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期的商县地形图
文章字数:3693
民国十八年1:100000《商县地形图》(局部)
近日,笔者寻获一张民国时期的1:100000《商县地形图》。该图绘制精细,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对于涉及商州清代及民国时期(清代商州为商州直隶州治所,民国设商县。1949年商县辖境调整,将原属商县的棣华以东地域划归新设的丹凤县,后又改设县级商州市,今为商洛市商州区)的相关历史研究颇有助益。
在我国古代,地图称作舆图。传统舆图除一部分因特定用途(如边镇军事图、河工水利图等)专门绘制之外,大多数的舆图与方志相伴生。我国古代编纂的地方志书中,舆图被列为必备的一个门类。无论是在方志的前身地记、图经中作为主导地位的舆图,还是在定型后的方志中作为组成部分的舆图,都是方志文献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尽管在一部多卷本的志书中,舆图所占篇幅很少,可是舆图并不仅仅是作为书籍的插图存在,而是具有与其他门类相平等的地位。传统舆图表达了编纂者对所描述、记录的区域空间的认识,传递了古代中国在史学、哲学、舆地、文学、绘画等诸多层面的信息,对于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受制于当时科技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传统舆图的科学性、准确性、艺术性和印制的粗细、清晰程度等因人因地而异,参差不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西方测绘技术的传入,为操练新军需要,清廷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 年)开始在保定等地区测绘 1:2000 至 1:100000等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此后一直到民国结束,这项业务均未中断,“唯因测图方式不一,经费不能适度配合,成图精度之优劣殊难一致。”具体来说,民国的地形图测绘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即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至十四年(公元1925年)和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至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两个所谓的“十年计划”。第一个“十年计划”全称为《勘测1:10万民国图及 1:5万地形图迅速测量计划》,又称“十年速测计划”,为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参谋本部颁布。因军事急需,要求各省测量局从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开始,组织人员开展1:5万地形图测图任务。鉴于此计划完成得不甚理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于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制定《全国陆地测量十年计划(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八年)》,同时为兼顾民用地籍测量,于1933年对计划进行修改,减少各省测绘军用图的任务,增加了地籍测量的计划内容。第二个“十年计划”实施以大地测量为地形测图的依据,并规定了统一测量方式,采用兰勃氏投影,改用全国1:5万新图廓,其测绘完成的地形图较之前精良,但由于抗战的影响,成图数量不尽如理想。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至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仅完成西南、西北各省区1:5万新图廓图1781幅,连同以前旧图廓图5987幅,共7768幅。此外,尚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因军事需要,由日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盗绘以及据民国政府所绘地图翻印的一批标注为日本昭和年间的地图,也较为准确详细。总之,民国时期由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及侵华日军测量、绘制的这批地图,由于具有现代测绘技术的科学、精确属性,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时至今日,仍弥足珍贵。
现存的商州古旧地图多见于清代及民国旧志,但由于当时测绘科技水平及编绘舆图者认知的限制,这些采用粗线条形象画法绘制的地图只是简略地标注出了一些重要山川城镇的大致相对位置信息,其中谬误屡见不鲜,按图索骥往往难觅其踪。如清乾隆《直隶商州志》卷首所附《商州疆域图》中将“涌峪河”标识为丹江南岸支流,自南往北注入丹江。事实上涌峪河为丹江北岸支流,发源于今丹凤县庾岭镇附近的界岭,一路向南经楸树坪、枣园、杨场至赵户岭入龙潭沟(此地有龙潭,相传项羽乌骓马即出于此,龙驹寨也因此得名。明清商州十景之一的“龙潭瀑布”即此,今筑有龙潭水库),又西南至冯家涧注入丹江。如此南辕北辙,谬之大矣。
近年来,笔者在阅读古人咏商的诗文作品、商州旧志以及后来整理、校注一些古籍文献时,常常被一些历史地名所困扰。一是因为历史变迁,地理、交通、基建等发展变化,致一些地名信息湮灭,现在已经难以准确定位。二是因为谐音讹传、行政区划调整及地名规范等原因,致古今地名不一,无法确认对应。
如果说诸如唐代诗人杜牧《商山麻涧》一诗中的“麻涧”今作“麻街”,旧志及舆图所载的“马兰峪”今作“马莲峪”之类的地名变化尚有脉络可寻的话,那么,在李白、白居易等古代文人咏商诗文中多次出现的“仙娥驿”“仙娥溪”“胭脂关”“西岩山”等地名已经无迹可寻了。关于这几个地名,旧志多载其位于商州城西十里至二十里处,时至今日,其具体所指及旧址已难以确知,甚或连几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也搞不清楚。又如位于商州城南的“龟山”“三台山”“高车山(岭)”“双乳山”等,究竟是同一座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名字,还是分别各有所指呢?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再如笔者在整理、校注民国时期某篇游记时,看到文中提到商州麻涧东部一带有地名“斩龙头”,但经查访无人知晓,相隔不足百年已然如此,遑论其后。诸如此类,举不胜举。而商州旧志中的文字记载及所附舆图极其简略,对于涉及此类较小地域及地理实体的地名考证几无参考价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区划经过多次调整,变化较大。就以笔者故乡“百顷湾”为例,这一地名有据可查的历史可以从明代中期算起,清代因之,民国时为商县龙驹寨镇第八保(百顷湾保),建国初期设丹凤县百顷湾乡,后相继改为江南公社(位于丹江南岸,与县城隔江相望)、河南公社、河南乡等,1997年河南乡撤销,辖境并入龙驹寨镇,2015年改设龙驹寨街道办事处。时至今日,这一传承500余年的地名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类似的历史地名消失的例子不胜枚举。关于百顷湾,清代嘉庆年间商州邑人王时叙曾有诗赞曰:“神仙端只住人间,百顷田平百顷湾。花映柴门全近水,云遮茅屋依半山。”
为了查清地名基本情况,掌握地名基础数据,国务院先后于1980年、2014年组织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地名普查,各地也先后将普查成果汇集为地名志书出版发行,为保存地名信息、厘清行政区划沿革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但在诸如“仙娥峰”“仙娥驿”“仙娥溪”“胭脂关”“西岩山”“斩龙头”“三台山”等相关历史地名方面,着墨不多,鲜有提及。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随着这张民国《商县地形图》的发现,关于这些历史地名的困惑逐渐清晰起来。该地形图制印于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年六月,由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绘制,比例尺为1:100000,四边标有经纬度坐标,图侧注明“标高 自本局假定点为三百九十七米达起算”“图式 据民国二年二十万分一图略图式”,该图上方左侧绘有接合表。全图所涉区域东至沙河子镇,西至蓝田县蓝桥镇新店子,北至板桥镇岔口铺,南至二十里铺一带。地图内容较为丰富,图上清晰标注了各级居民点、道路、河流、沟渠、等高线及县城轮廓等,并依居住人口的多少对各级居民点分别以符号●、⊙或○来标识,比如图中以●标识东店子,以⊙标识二十里铺,以○标识马兰峪。而困扰笔者许久的“仙娥驿”“仙娥溪”“胭脂关”“西岩山”“斩龙头”“三台山”“高车山”“双乳山”等商州城周的重要历史地名在图上标注清晰,一目了然。
就民国十八年1:100000《商县地形图》接合图所见,除该图所绘区域外,至少还应有蓝田县、厚子镇(今蓝田县厚镇)、雒南县(今洛南县)、汤峪街、龙驹寨、柞水县、上官坊、山阳县等区域的同比例尺地形图。另外,据资料载,民国时期尚绘制有1:50000地形图,更大的比例尺意味着区域划分更细,图幅数量更多,标注的历史地理信息更为具体翔实,目前所知1:50000地形图涉及今商洛市辖境的约有商县、黑龙口、灵官庙、保安镇、古城镇、巡检司、卢灵关、三要司、黑山街、上官坊、夜村、峦庄镇、灰池子、山阳县、两岭街、桃花铺、武关、竹林关、高坝镇、漫川关、洛峪街、商南县、普峪河、富水关、白鲁础等40余幅之多。
古旧地图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保存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呈现当时的聚落、行政、交通等状况。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间,社会发展缓慢,至民国时期,道路路线、村落山川地名等并没有太大变化,故而这批古旧地图为学界相关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它所保存的丰富的历史地名还记录着一个地方的山川地理,反映着地方历史的时代变迁,更承载着这片土地的岁月沧桑、人情冷暖和民俗风情,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因子和信息。特别是在时代变迁的今天,它还寄托着很多人的乡愁记忆。这是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在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安土重迁”的历史已然过去,流动与迁徙成为当下时代的现实写照。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念念不忘的乡愁。作为一名中国人,乡愁与我们终生相伴,愈老愈烈。而与乡愁最直接的关联,则是我们出生和生活过的那个社区、那片村庄、那条街巷。可能在我们的故乡,那些曾经栖息过祖辈几代人的老屋已经被高大坚固的楼房所取代,那些伴随着我们童年时期嬉戏成长的辘轳古井、碾盘碌碡、乡间老树、稻田蛙鸣已不复见,连养育了我们的那片小街巷、那个小山村可能也不复旧名,我们心中的那份割舍不断的乡愁就像断了脐带一样,失去了来路,无处寄托。因了这些古旧地图所记录的老地名,我们的思念变得具体,乡愁有枝可依。看着地图上那一个个亲切熟悉的老地名,那些故人、旧事和往日时光又在眼前渐渐清晰起来、鲜活起来。
近日,笔者寻获一张民国时期的1:100000《商县地形图》。该图绘制精细,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对于涉及商州清代及民国时期(清代商州为商州直隶州治所,民国设商县。1949年商县辖境调整,将原属商县的棣华以东地域划归新设的丹凤县,后又改设县级商州市,今为商洛市商州区)的相关历史研究颇有助益。
在我国古代,地图称作舆图。传统舆图除一部分因特定用途(如边镇军事图、河工水利图等)专门绘制之外,大多数的舆图与方志相伴生。我国古代编纂的地方志书中,舆图被列为必备的一个门类。无论是在方志的前身地记、图经中作为主导地位的舆图,还是在定型后的方志中作为组成部分的舆图,都是方志文献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尽管在一部多卷本的志书中,舆图所占篇幅很少,可是舆图并不仅仅是作为书籍的插图存在,而是具有与其他门类相平等的地位。传统舆图表达了编纂者对所描述、记录的区域空间的认识,传递了古代中国在史学、哲学、舆地、文学、绘画等诸多层面的信息,对于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受制于当时科技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传统舆图的科学性、准确性、艺术性和印制的粗细、清晰程度等因人因地而异,参差不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西方测绘技术的传入,为操练新军需要,清廷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 年)开始在保定等地区测绘 1:2000 至 1:100000等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此后一直到民国结束,这项业务均未中断,“唯因测图方式不一,经费不能适度配合,成图精度之优劣殊难一致。”具体来说,民国的地形图测绘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即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至十四年(公元1925年)和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至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两个所谓的“十年计划”。第一个“十年计划”全称为《勘测1:10万民国图及 1:5万地形图迅速测量计划》,又称“十年速测计划”,为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参谋本部颁布。因军事急需,要求各省测量局从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开始,组织人员开展1:5万地形图测图任务。鉴于此计划完成得不甚理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于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制定《全国陆地测量十年计划(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八年)》,同时为兼顾民用地籍测量,于1933年对计划进行修改,减少各省测绘军用图的任务,增加了地籍测量的计划内容。第二个“十年计划”实施以大地测量为地形测图的依据,并规定了统一测量方式,采用兰勃氏投影,改用全国1:5万新图廓,其测绘完成的地形图较之前精良,但由于抗战的影响,成图数量不尽如理想。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至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仅完成西南、西北各省区1:5万新图廓图1781幅,连同以前旧图廓图5987幅,共7768幅。此外,尚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因军事需要,由日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盗绘以及据民国政府所绘地图翻印的一批标注为日本昭和年间的地图,也较为准确详细。总之,民国时期由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及侵华日军测量、绘制的这批地图,由于具有现代测绘技术的科学、精确属性,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时至今日,仍弥足珍贵。
现存的商州古旧地图多见于清代及民国旧志,但由于当时测绘科技水平及编绘舆图者认知的限制,这些采用粗线条形象画法绘制的地图只是简略地标注出了一些重要山川城镇的大致相对位置信息,其中谬误屡见不鲜,按图索骥往往难觅其踪。如清乾隆《直隶商州志》卷首所附《商州疆域图》中将“涌峪河”标识为丹江南岸支流,自南往北注入丹江。事实上涌峪河为丹江北岸支流,发源于今丹凤县庾岭镇附近的界岭,一路向南经楸树坪、枣园、杨场至赵户岭入龙潭沟(此地有龙潭,相传项羽乌骓马即出于此,龙驹寨也因此得名。明清商州十景之一的“龙潭瀑布”即此,今筑有龙潭水库),又西南至冯家涧注入丹江。如此南辕北辙,谬之大矣。
近年来,笔者在阅读古人咏商的诗文作品、商州旧志以及后来整理、校注一些古籍文献时,常常被一些历史地名所困扰。一是因为历史变迁,地理、交通、基建等发展变化,致一些地名信息湮灭,现在已经难以准确定位。二是因为谐音讹传、行政区划调整及地名规范等原因,致古今地名不一,无法确认对应。
如果说诸如唐代诗人杜牧《商山麻涧》一诗中的“麻涧”今作“麻街”,旧志及舆图所载的“马兰峪”今作“马莲峪”之类的地名变化尚有脉络可寻的话,那么,在李白、白居易等古代文人咏商诗文中多次出现的“仙娥驿”“仙娥溪”“胭脂关”“西岩山”等地名已经无迹可寻了。关于这几个地名,旧志多载其位于商州城西十里至二十里处,时至今日,其具体所指及旧址已难以确知,甚或连几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也搞不清楚。又如位于商州城南的“龟山”“三台山”“高车山(岭)”“双乳山”等,究竟是同一座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名字,还是分别各有所指呢?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再如笔者在整理、校注民国时期某篇游记时,看到文中提到商州麻涧东部一带有地名“斩龙头”,但经查访无人知晓,相隔不足百年已然如此,遑论其后。诸如此类,举不胜举。而商州旧志中的文字记载及所附舆图极其简略,对于涉及此类较小地域及地理实体的地名考证几无参考价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区划经过多次调整,变化较大。就以笔者故乡“百顷湾”为例,这一地名有据可查的历史可以从明代中期算起,清代因之,民国时为商县龙驹寨镇第八保(百顷湾保),建国初期设丹凤县百顷湾乡,后相继改为江南公社(位于丹江南岸,与县城隔江相望)、河南公社、河南乡等,1997年河南乡撤销,辖境并入龙驹寨镇,2015年改设龙驹寨街道办事处。时至今日,这一传承500余年的地名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类似的历史地名消失的例子不胜枚举。关于百顷湾,清代嘉庆年间商州邑人王时叙曾有诗赞曰:“神仙端只住人间,百顷田平百顷湾。花映柴门全近水,云遮茅屋依半山。”
为了查清地名基本情况,掌握地名基础数据,国务院先后于1980年、2014年组织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地名普查,各地也先后将普查成果汇集为地名志书出版发行,为保存地名信息、厘清行政区划沿革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但在诸如“仙娥峰”“仙娥驿”“仙娥溪”“胭脂关”“西岩山”“斩龙头”“三台山”等相关历史地名方面,着墨不多,鲜有提及。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随着这张民国《商县地形图》的发现,关于这些历史地名的困惑逐渐清晰起来。该地形图制印于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年六月,由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绘制,比例尺为1:100000,四边标有经纬度坐标,图侧注明“标高 自本局假定点为三百九十七米达起算”“图式 据民国二年二十万分一图略图式”,该图上方左侧绘有接合表。全图所涉区域东至沙河子镇,西至蓝田县蓝桥镇新店子,北至板桥镇岔口铺,南至二十里铺一带。地图内容较为丰富,图上清晰标注了各级居民点、道路、河流、沟渠、等高线及县城轮廓等,并依居住人口的多少对各级居民点分别以符号●、⊙或○来标识,比如图中以●标识东店子,以⊙标识二十里铺,以○标识马兰峪。而困扰笔者许久的“仙娥驿”“仙娥溪”“胭脂关”“西岩山”“斩龙头”“三台山”“高车山”“双乳山”等商州城周的重要历史地名在图上标注清晰,一目了然。
就民国十八年1:100000《商县地形图》接合图所见,除该图所绘区域外,至少还应有蓝田县、厚子镇(今蓝田县厚镇)、雒南县(今洛南县)、汤峪街、龙驹寨、柞水县、上官坊、山阳县等区域的同比例尺地形图。另外,据资料载,民国时期尚绘制有1:50000地形图,更大的比例尺意味着区域划分更细,图幅数量更多,标注的历史地理信息更为具体翔实,目前所知1:50000地形图涉及今商洛市辖境的约有商县、黑龙口、灵官庙、保安镇、古城镇、巡检司、卢灵关、三要司、黑山街、上官坊、夜村、峦庄镇、灰池子、山阳县、两岭街、桃花铺、武关、竹林关、高坝镇、漫川关、洛峪街、商南县、普峪河、富水关、白鲁础等40余幅之多。
古旧地图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保存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呈现当时的聚落、行政、交通等状况。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间,社会发展缓慢,至民国时期,道路路线、村落山川地名等并没有太大变化,故而这批古旧地图为学界相关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它所保存的丰富的历史地名还记录着一个地方的山川地理,反映着地方历史的时代变迁,更承载着这片土地的岁月沧桑、人情冷暖和民俗风情,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因子和信息。特别是在时代变迁的今天,它还寄托着很多人的乡愁记忆。这是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在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安土重迁”的历史已然过去,流动与迁徙成为当下时代的现实写照。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念念不忘的乡愁。作为一名中国人,乡愁与我们终生相伴,愈老愈烈。而与乡愁最直接的关联,则是我们出生和生活过的那个社区、那片村庄、那条街巷。可能在我们的故乡,那些曾经栖息过祖辈几代人的老屋已经被高大坚固的楼房所取代,那些伴随着我们童年时期嬉戏成长的辘轳古井、碾盘碌碡、乡间老树、稻田蛙鸣已不复见,连养育了我们的那片小街巷、那个小山村可能也不复旧名,我们心中的那份割舍不断的乡愁就像断了脐带一样,失去了来路,无处寄托。因了这些古旧地图所记录的老地名,我们的思念变得具体,乡愁有枝可依。看着地图上那一个个亲切熟悉的老地名,那些故人、旧事和往日时光又在眼前渐渐清晰起来、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