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啟文将军

1984年8月，程啟文将军与随行人员在孙家山合影。前排左四为程将军。（刘逢生 摄）

　　“邵队长”是谁？
　　有人说是一个姓“邵”的队长，有人说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少年队长。
　　不管是“邵”还是“少”，我从1961年就开始找他，直到1984年把他找见，这才知道，“邵”也不对“少”亦不对，他真正的姓是程。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哪！
　　一
　　1961年，我在“商县新志”编写办公室工作，负责“大事记”部分。彼时，丹凤县撤销，龙驹、商镇、庾家河三个公社归商县管辖。著名革命先烈王柏栋是商镇公社显神庙村人，县志的“大事记”要记载他的事迹是必然的事。从搜集的材料证实：早在1934年秋末，为策应红二十五军长征转战商洛山区，中共陕西省委派他返回故乡配合开展工作。返回后，他发现在龙驹寨北边有个叫孙家山的地方，活跃着一支红军小分队，其领导人是位叫“邵队长”的青年干部。当时龙驹寨驻守的民团团总叫张虎森，他的团副于进剿孙家山的革命根据地时被打死，张虎森正杀气腾腾地准备报复，要把小分队赶出孙家山。王柏栋了解张虎森，他既不是顽固的反共派，且为人有讲义气重承诺的一面，就从中牵线搭桥，使得“邵队长”和张团总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协议，从而使孙家山红色根据地的工作得到十分顺利地开展。
　　因为要写这一段重要史实，首先得把红军小分队的领导人搞清楚。其时，距离“邵队长”撤离孙家山已经24年，距离王柏栋牺牲也已21年之久，要知道“邵队长”的情况，只有找王柏栋的二弟王柏桢同志。这年夏天，在龙驹寨一家县办工厂，我找到了王柏桢，但对“邵队长”，他只是听其兄说过，却并没有见过面，只依稀记得，“邵队长”的名字叫邵吉。之后，我发信给有关军队单位，询问邵吉其人，回答都是“查无其人”，实在没办法了，就只好把“邵队长”定名为邵吉写进“大事记”里。
　　人常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三转两不转又把我转到了丹凤县。1984年春，我被任命为县委党史办负责人，任务是征集编写党史资料，当务之急，就是要写红二十五军小分队在孙家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事，而要写此事，又遇见“邵队长”到底是谁的问题。于是，我只得又一次去找王柏桢同志。谁知他一见我就说，几十年前他说的“邵队长”是邵吉，记错了，实际上是姓程。我问原因，他说，“文革”中湖南省军区外调人员找他，调查军区副司令员当年在孙家山开辟根据地情况，他说那人是“邵队长”邵吉，外调人员纠正不是邵而是程，从此他才知道，所谓的“邵队长”误传为邵吉，责任全在他。辞别王柏桢，我立即打电话到湖南省军区，对方告知，副司令员程啟文同志已离休，他原来是少将军衔，离休后享受副兵团级待遇。为了方便工作，对方还把老将军家的电话告诉了我。几天后，当我拨通电话时，接话人正好是程啟文将军本人。我提出孙家山父老乡亲希望老人家重返故地时，老将军深情地回答：“离开孙家山50年了，我太想那里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你们安排吧，我一定按时回来。”
　　好，真好！1961年开始我多年想找的“邵队长”终于要回孙家山了，作为小辈的我是多么地高兴哪，期望早日能见到老将军的面。我甚至像小孩一样，盼望月亮和太阳能轮换走得快些更快些。
　　二
　　“邵队长”，不，是程啟文老将军终于于1984年8月的一天，如约回到了丹凤县。风尘未扫的他，便决定第二天去孙家山。考虑到他既是高干又是年过七十的老年人，县上要派小车送他，却被他一口回绝。他说：“我虽然年岁大点，可身体还结实着，还是步行去好。”我们试图劝服，说：“从龙驹寨到孙家山，要走几十里的山路，你怎能吃得消？”他说：“不怕，想当年我和王柏栋同志见面，就走的是山路；和张虎森团总约谈也是走的山路。现在我要重新走一次山路去孙家山，试一试自己的手脚还行不行。”
　　恭敬不如从命，最终还是按照老将军的意愿办。我们从县城北边一个叫白土梁的小路起步，老当益壮的程老将军一开走就身轻如燕，健步如飞，走曲曲弯弯的山路如履平地，不到半个钟头，就把我等年轻人甩在了后边，大家只好加快步速才能跟得上他。中午11点，到达孙家山顶时，老将军像个孩子似的，高声地呼喊着：“孙家山，我回来了。离开你50年，我真是太高兴了。”由于激动，老将军的眼圈也随之红了起来。
　　程老将军刚一到目的地，1934年他发展的党员孙继维、周显常就激动地迎上前，拉住他的手说：“邵队长啊，你回来了，我们多想你哪，今天总算见到你了，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就50年了。”老将军也说：“50年了，当年咱们还是小青年，如今都是老年人了。”说毕，他突然问道：“今天怎么没见贺同志，他那时可是你们的头儿哪？”孙继维回答：“贺正源同志真可怜，自小分队离开后，国民党的军队就把他拉到龙驹寨，鞭子打不说，还上了老虎凳。可他硬是一句话都不说，敌人无奈放他回来，光养病就用了一年多。”周显常补充说：“正源病死都10多年了，他临死时拉着继维和我的手说：‘我多么想邵队长，可惜找不着他。’”说到这里，程老将军竟早已泪眼婆娑了。由于他们当事人在哭，也感动得我们这些陪同人员跟着哭。这哭，与程老将军在孙家山顶的眼圈发红不同，前者是心情激动，后者是痛失革命战友的伤心和悲痛。
　　在孙继维、周显常等和程老将军座谈期间，他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贺、孙、周多次向党组织申请，说他们3人是1934年“邵队长”发展的党员，只因为没有有效证明，没有得到党组织的承认。听到此，程老将军立即严肃地表态，向陪同的丹凤县委负责同志说：“贺同志和孙、周二位同志，都是我在孙家山时亲自发展的党员，我今天当面证明。”之后，他又讲了当年和贺正源扮作小商贩到商州一带寻找大部队的事，他说：“为了保险，由贺同志应付敌人，我自己扮作哑巴。”我插嘴说：“你为什么要扮哑巴？”老将军瞪了我一眼：“我是湖北人，说的一口下湖话，不装哑巴不是露馅了吗？”一句话，把大家都惹笑了。
　　座谈期间，王柏栋的弟弟王柏桢提到了数十年传说的“邵队长”是谁的问题，老将军回答说：“我当年在红二十五军，因为年龄小，被任命为少共书记。到孙家山开辟工作时，小分队成员便叫我‘少队长’，是‘少’不是‘邵’，因为百家姓没有姓少的，便被你们当地人误以为姓邵了。实际上‘邵队长’不对，‘少队长’也不对，真正的队长是本人程啟文。”也就是从老将军这次重返孙家山起，50年的“邵队长”“少队长”之谜，终于在商洛山正式解密了。
　　三
　　程啟文将军这次重返阔别50年的孙家山，还有一个夙愿，就是寻找当年在五谷崖红军小分队集体拜下的干女儿。那是他们在来孙家山不久进行的一次访贫问苦活动中，来到赤贫户刘老汉家。老两口60多岁，儿子出外干活病故，儿媳在生产遗腹女时大出血而死，老两口含辛茹苦地养育着小孙女。当天，正是孙女出生一周岁的日子，当地人叫“过岁”。按老风俗，这一天大人要抱孩子出门“撞干大”，撞上谁谁就是“干大”。当时刘老汉抱着孙女刚出门，恰巧碰见“邵队长”来慰问，便要他当“干大”。他蒙了，自己刚到20岁，连媳妇都没有，怎么能给娃当干大？再说，红军有铁的纪律，是绝对不允许干这种事的。于是，他解释不能当干大的原因，可刘老汉硬说祖先留下的老规矩，绝对不能违犯，说着就叫刚学会挪步的孙女给他伏地叩头。这一下可把“邵队长”难坏了：不认吧，不利于军民关系；认吧，纪律不允许。最后，他召开党支部会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为了能在孙家山顺利开展工作，这干大一定要当。不过，不能是某一人当，干大应该是红军小分队集体。到了第二天，“邵队长”，不，是程啟文领着党支部班子成员又来到刘老汉家，给老人说正式当这个干大，为表示干大对干女儿的祝福，特地给干女儿一块银圆。后来，小分队离开了孙家山，再没有和刘老汉一家联系过。50年过后的今天，程将军重访故地，他希望能见到刘老汉一家，特别是想见到他们小分队的干女儿。出发前，他就给了我100元钱，说如果见到已经50岁的干女儿，就把这钱送给她，表示他作为长辈的一点心意。
　　在孙家吃完午饭，老将军便向孙继维、周显常提出，要他们陪同他去五谷崖刘老汉家。孙、周告诉他，五谷崖的刘老汉早已死了。程将军急切地问：“那位红军小分队的干女儿还在吗？”孙、周二位说：“小分队走后第二年，那位红军的干女儿就活活饿死了。”
　　“娃儿饿死了？”
　　“饿死了！”
　　老将军一听这话，脸马上阴了起来，半晌说不出话来。作为陪同者，我们给老人家宽心：“程司令员，你的心思我们全知道。不过你要知道，在万恶的旧社会，饿死的小孩何止千万，你就不要太难过了。”经过一番劝说，老人家的情绪才恢复了常态。
　　巧合，巧合。世界上常有巧合的事情发生。就在程老将军从孙家山返回丹凤县城的当天晚上，大概快到9点多钟，宾馆的人进来，说有一个年轻女人要见程司令，问叫不叫进来。老将军说：“叫进来，能来找我就是有事。”当时一个约莫30岁的女子走到老将军的面前，哭着拉住老将军的手说：“邵伯伯，我终于见到你了，我爸因找不到你，死时眼睛都闭合不上。”老将军因为没有思想准备，见状有点木然，连忙说：“孩子，别哭，你爸是谁呀？”年轻女子说：“我爸是贺正源哪，我名叫引娥，听说你要回来，继维叔和显常叔写信叫我回来见你。邵伯伯，我的爱人部队转业到嘉峪关工作，我们现在都在那里定居。”接着，两位从未见过面的人，便一问一答拉起了家常，显得十分亲切。当引娥说到红军小分队离开孙家山后，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拉去几乎致死，老将军又一次流出了伤心的眼泪。说话当儿，引娥要把带来的礼物送给“邵伯伯”，老人坚决不收，说：“这礼物要是你们孙家山的特产，我收，别的地方的不要。”我们几个陪同人员连忙打圆场：“引娥早就定居在甘肃嘉峪关了，嘉峪关的土特产对她来说，和孙家山是一样的，你就收下吧！”在我们的再三劝说下，老人这才收了引娥的礼物。接着，老将军用眼睛示意了一下陪同的我，我明白他的意思，便把他早先交给我的100块钱拿出来给引娥，她说啥都不要，三番五次地把钱给老人手里塞，弄得老人真的发了脾气。这时，我猛然想起红军小分队在五谷崖给刘老汉孙女当干大的事，便对引娥说：“你把老人家的这份礼也收上。这份礼本来是老将军准备给当年孙家山的干女儿的，不幸的是她死了，巧的是，你是贺正源的女儿，程司令员和你爸又是当年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你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当年小分队的集体干女儿，以这样的身份，你就应该把这份礼收上。”在场的人听我这么一说，都异口同声地道：“引娥，你收下吧！”就这样，作为红军小分队的干女儿，贺引娥这才收下程啟文将军的100元钱。
　　四
　　孙家山之行，我和程啟文老将军走得更近了。期间，他把当年开辟根据地的前因后果，事无巨细地讲给我听。作为专业党史工作者，我自然十分感动。出于工作的需要，时任商洛地委党史办主任李文实和我约定，由我执笔，两人共同署名写篇纪实文学，这就是后来公开问世的《“少队长”传奇》。稿子写好后，由我专程赶赴长沙请老人家审定。1985年春天，我如期第二次见到了老人家。按说我应该住在军区招待所，可老将军却不同意：“你虽然是因公，但我们爷俩已经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我这里的三层楼房只住了我一个老汉，咱们住在一起，既食宿方便，又可以随时交换对稿子的意见。”接着，他又哈哈大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虽然比我大儿子年龄大些，严格说是同辈人，咱俩交谈起来既亲切又方便，你为啥要舍近求远？”见老人诚心挽留，我高兴地答应了，这一住就是整整一个星期。白天，大部分时间是讨论《“少队长”传奇》，晚上，就纯谈他个人的家长里短。他告诉我，他和妻子感情极好，只可惜她因病去世，自己一个人感到很孤单。不久前，朋友给他介绍了对象，马上就要来长沙。老人眨了眨眼，高兴地说：“小屈呵，她来了后，你给我也参谋参谋，看合适不？”不出所料，到了第二天下午，那位女士果然从四川来到老将军的家里。女士很和善，经老将军介绍，我以“阿姨”呼之。她一手好厨艺，做的饭菜十分可口。每顿饭我们三人都同桌吃，阿姨也不生分，吃饭时有说有笑。有一次，见阿姨不在，老将军小声问我：“小屈，你看咋样？”我也小声回答：“很好，很好！”还补充了一句，“祝你老晚年幸福。”稿子审完后，我告别了将军楼，阿姨还把我送到大门口。
　　在长沙将军楼的一星期，我更感受到了“邵队长”程啟文的可钦可敬。他虽然是个武人，文化程度也不高，但谈吐文雅，常常妙语连珠，一副儒将风范，这又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于是，在第5天，一个风和日暖的日子，我来到了橘子洲头，一口气写完了纪实散文《“少队长”印象》。这篇文章发表在丹凤县政协主办的“丹凤文史”创刊号上，使更多的人知晓了程啟文将军。
　　在将军楼，程老将军还和我说到他的大儿子。他说：“你以后要是去北京办事，不要寻住处，就找我儿子，他会很好地接待你的。”我问：“他叫啥名字？在北京哪个单位？”他说：“叫程志，在总政文工团，唱歌的。”我说：“是著名青年歌唱家程志？”他嘴一撇：“什么著名歌唱家，就是个普通唱歌的。”我对老将军的心意表示了感谢，因后来到北京都是公事，并没有去找程志。程志比我小11岁，掐指头一算，他今天也已经是七十六七的老人了。
　　文章写到最后，我还想写段并非题外的话：离开长沙返回商洛后，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写信向老将军问安，老人家也是每信必复。1988年他还特意寄了两张相片，一张是戴军帽的，一张是脱帽的，两张相片的背面，都写有“超耘同志留念、程啟文赠于长沙。”20世纪90年代初，我离开了党史岗位到商洛文化局工作，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我在文化局工作的事，却没收到他的回信。不久，我从报纸上见到了老人家病逝的讣告，这才知道程老将军再也不会给我回信了。
　　程啟文将军1994年病逝，到今年他已仙逝28年了。与他相识时还是个小字辈的我，一眨眼也已经是八十七八的老人了。每当回忆起和老将军短暂相处的日子，他的音容笑貌又呈现在我的脑际。为了纪念他，特写了这篇小文，以表寸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