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星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驻地旧址

 曹家坪老街。1936年4月下旬，特委率红七十四师在曹家坪打垮了廖功兴民团，枪决了杀害鄂陕第三路游击师第七路游击队队长王思兴的叛徒王玉春等人。接着，将宋登贤领导的“神团”正式编为抗日抗捐军。
　　1935年6月中旬，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河南荆紫关，歼灭了敌第四十四师肖之楚部军需处后方补给点守卫营，活捉敌军需处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敌第六十七军3个师和陕军警备第一旅等部急奔荆紫关救援。红二十五军为了拖疲敌人，立即后转，西撤到鄂陕边区。6月25日，红二十五军进到商县（今商州区）黑山街，等待歼灭尾追之敌。28日，陕军警备第一旅尾追而来，红二十五军采用诱敌深入之策，佯进柞水红岩寺，决定诱敌于毗邻红岩寺的山阳袁家沟予以歼灭。省委指示活动在红岩寺地区的第三路游击师与活动在袁家沟口的鄂陕第四路游击师以及地方党组织，积极动员群众为部队修筑工事，封锁消息，运送粮食弹药，组织担架队、救护队，以便配合主力作战，同时，担负切断交通、阻击敌人的任务。
　　7月1日，红二十五军由柞水红岩寺、黄土砭返回桃园岭，做好伏击战的兵力部署，等待歼敌。7月2日拂晓，陕军警备第一旅由袁家沟口向红岩寺追击时进入红军伏击区。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三团首先从北面发起攻击，敌军遭突然袭击，慌忙向东逃跑，又被红军第二二五团居高临下迎头痛击；敌军又向东南突围，被第二二五团一部和第三路游击师阻击，被迫占据一个小寨子负隅顽抗。经红军多次猛攻，到午后警备第一旅全部被歼灭。红军毙伤敌军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余挺，长短枪1600余支，红二十五军和游击队仅伤亡100多人。战后，红二十五军乘胜东进，佯逼商县，此时，各路敌人均不敢贸然行动。为继续掌握主动，把敌人调出根据地，相机歼灭他们，补充伤员和物资，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部队再次转入外线，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红二十五军和鄂陕第四路游击师3个大队在省委领导下，经商县杨家斜、蓝田石嘴子、后更子等地，北越秦岭抵达关中。敌人妄图在3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第二次“围剿”彻底破产。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及其柞水苏区的蓬勃发展，各项新的革命秩序的不断建立，使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新的兴旺景象，但是，7月中旬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后，根据地的形势又发生了逆转。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发布命令，除以一部分兵力追击红二十五军主力外，调集第六十七军、第四十军、第四十四师、陕军警备第二旅和特务团等20多个团的兵力，加紧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三次“围剿”。这次的方针是划区“清剿”，妄图以“分割包剿”“各个击破”的残酷手段，消灭苏区革命武装，摧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一些土豪劣绅也趁机组织反动武装，进行反攻倒算，叫嚣要把共产党、红军和造反的农民“斩尽杀绝”，柞水苏区出现了十分险恶复杂的斗争形势。
　　进入柞水地区的敌庞炳勋第二十四军和陕军警备第二旅蔺国春、韩子芳、沈西亭、朱志荣等4个团，勾结柞水蔡略函、廖功安、蔡乾珊、柯玉茂、王阴才、蔡定邦、王玉琼、王会康、杨世友、张养彩、胡力富，商县王金龙、朱要强，蓝田郑世甲等14个地方反动民团，分割“清剿”柞水苏区，屠杀根据地干部、群众和游击队员。在中共五星县委领导下，鄂陕第三路游击师和苏维埃政府游击队虽然与敌人进行了40多次激战，终因敌强我弱未能取胜。第三路游击师为了保存实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分散活动，辗转于秦岭南北山地之中。8月初，中共五星县委书记、第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在蓝田汤峪口被叛徒赵九海（时任鄂陕第三路游击师特务队队长）杀害。赵九海抢走了鄂豫陕省委北上途中给鄂陕、豫陕两个特委的指示信，到宁陕县东江口投降了国民党地方当局。这一时期，柞水苏区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均遭破坏，许多苏维埃干部、游击队战士、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惨遭敌人杀害，有的被逼逃往异乡。据不完全统计，仅红岩寺一带牺牲的红军官兵、游击队员、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就有300多人。敌人的手段极其残忍，骇人听闻，除了采用捆绑、吊打、砸杠子、上老虎凳、枪杀、刀砍以外，还采用了活埋、肢解、剥皮、火烧、石砸等十多种酷刑。许多苏维埃干部和战士在敌人的酷刑下，坚强不屈，义无反顾，表现了革命者的铮铮铁骨和高尚气节。如柴庄地王庙抗捐军团第三营第一连连长倪承周被敌人抓住后，遭严刑摧残，被游街示众，但他面无惧色，痛骂敌人。敌人惨无人道地将他绑在树桩上，割掉舌头、挖去双眼，又割掉双耳、鼻子，剥下头皮遮面，最后剖腹掏心。倪承周壮烈牺牲时，年仅20岁。西北沟乡苏维埃主席王锡富被捕后遭受轮番拷打，但他宁死不屈，气急败坏的敌人用铁丝穿透他的脚胫骨，反捆双手，锁住双脚，关进悬崖石洞后继续逼供。他趁看守不备，跳崖牺牲。泰山庙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宋广新在敌人行刑时，大骂敌人：“老子再过20年，又是个小伙子，还要和你们算账……”
　　在白色恐怖下，根据地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吓倒，中共红岩寺区工委书记陈新焕收拢失散的区、乡游击队员归入鄂陕第三路游击师。五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田银斗所率游击队与黄照明带领的鄂陕第三路游击师第三路游击队会合，8月31日，在柞水万青青岗槽奇袭九间房保甲队，击毙队员曹明智等人；9月初，在九间房击溃蔡玉窑“剿共义勇队”，毙伤队长蔡家善以下十余人。十月寒冬，他们转战到了柞水营盘、陈家沟、龙王庙、大峪、小峪、汤峪等秦岭深山中。据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第三科《匪情周报表》载：“9月15日，徐海东残匪有二三百人，枪百余支，环窜于镇柞商蓝地区”；“9月20日，伪鄂陕游击第三路司令田银斗、黄照明等七百余名……枪七百余支……在葛牌镇、红石沟、甘家坪、龙王庙等地窜拢……复向柞水属之九华山溃窜，复又窜至库峪一带。”1936年1月，第三路游击队在柞水丰北河遭敌包围，田银斗和黄照明各率一部突出重围。黄照明率部退至汤峪岭与敌浴血奋战，全队覆没。田银斗于2月在蓝田甘家坪战斗中壮烈牺牲。
　　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出终南山，威逼西安时，曾给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鄂陕特委与豫陕特委送去指示信，但由于指示信被叛徒赵九海劫去交给了国民党军队，两个特委失去了省委的统一领导，也不知道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去向，仍然在原计划活动的区域进行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斗争。
　　1935年8月底，陕特委在宁陕县上两河截得一份《西京日报》，才知道省委和主力红军已出陕北上。鄂陕特委便在宁陕县上两河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集中统一行动；（二）返回商洛地区，寻找豫陕特委，共商斗争大计。同时，豫陕特委在洛南桃坪（现属丹凤县）也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红二十五军已攻下甘肃省天水县城北关的消息，估计红二十五军主力不一定返回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了，遂率部向南，经武关过丹江，到鄂陕边寻找鄂陕特委。9月初，两特委在商南县赵川镇西北之梁家坟会合。会合后，两特委各自返回原活动区域，安排工作。9月8日，两特委再次会合于梁家坟，次日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一）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跳出敌人包围圈，在宁陕、佛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争取恢复原有根据地。（二）将鄂陕、豫陕特委合并为陕南特委（后称鄂豫陕特委）。（三）将各路游击师和游击大队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四）作战方针是开展游击战，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扬长避短，同敌人兜大圈子，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会议选举成立了新的特委，郑位三为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为常委，李书全、袁崇安、张海波、郑连顺为委员，后又增加李学先为委员。
　　1935年10月6日，豫陕游击师各大队，豫陕第六路、第七路游击师，山阳西区游击大队，集中于商南县梁家坟乡的碾子坪。上午8时，各路红军游击武装部队在碾子坪中坪大西沟口集中召开大会，合编各路游击武装部队，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政治部主任曾焜、师政治部组织科长李书全、宣传科长李庆柳。第一营营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第二营营长肖大喜、政委郑连顺，手枪团团长吴林焕、政委张波。全师近700人，郑位三书记号召红七十四师全体战士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坚决贯彻特委会议精神，坚持斗争，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大会结束时，全体红军将士高呼口号，拥护特委决定，服从统一领导，巩固发展鄂豫陕苏区。
　　两特委梁家坟联席会议是在与鄂豫陕省委失去联系，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召开的。会议作出的决定，符合鄂豫陕省委批示的精神，统一了根据地党和武装的组织领导，团结了原来分属于两个特委领导的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形成了以郑位三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确立了独立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方针，制定了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和游击战术，对于在鄂豫陕边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划区“清剿”，扭转困难局势，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保卫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胜利成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成立后，按照特委梁家坟会议确定的方针，立即西进宁陕、佛坪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
　　1935年10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由商南县梁家坟碾子坪出发，避开敌人的主力，沿着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途经山阳、镇安、柞水、西进袭击宁陕，占领佛坪，经过一段时间活动后，又回到商洛。
　　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的到来，使商洛各根据地的险恶形势得到好转，随着柞水苏区基层党组织的建立，产生了柞水党史上的首批柞水籍的中共党员。
　　张同云，男，1906年出生，柞水铁佛张氏沟人，1935年2月任泰山庙乡苏维埃副主席，3月任张氏沟乡苏维埃主席和抗捐军分队长，同时被红二十五军派给泰山庙乡苏维埃政府的党代表吕新闻、王荣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张同云带领抗捐军随红军改编参加红七十四师，转战在鄂豫陕苏区各地。1936年6月20日，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派张同云等4人回鄂豫陕根据地的后方山阳袁家沟口送信，通知当地200多名游击队员转移，途经山阳县扈家垣时被胡治平民团包围，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
　　王迪升，男，1894年生，柞水肖台牛槽沟人，1935年2月18日任泰山庙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期间，被泰山庙乡苏维埃政府党代表桂国仁、吕新闻培养介绍入党，并担任第四路游击师某排指导员。1935年7月中旬，率抗捐军在张家坪掌上与国民党部队作战中牺牲。
　　黄凤海，男，1915年9月生，柞水县九间房人。1935年2月，在九间房雪花沟参加鄂陕第三路游击师，任班长。7月，经连指导员刘世泽和刘阳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曾任党小组长、支部委员，12月随第三路游击师加入红七十四师，任手枪团班长、司令部侦察班长。后随红七十四师到陕北，编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任留守兵团第二营第八连副班长、排长、连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工程团副营长。1954年转业回乡，在红岩寺粮管所工作，1975年离休，现已病故。
　　在中共红岩寺区委、山阳西区区委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柞水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均田地”运动，土豪劣绅的土地、粮食和财物被没收分配，穷苦农民欠土豪劣绅的债契被烧毁。贫苦农民喜笑颜开，衷心感谢共产党和红军。
　　1935年10月下旬，红七十四师政委率部在柞水、镇安、宁陕3县边界地区新建了菩萨店区苏维埃政府，下辖柞水两河乡苏维埃，并活动于柞水营盘、老林、龙潭等秦岭沿线，使红军又有了新的落脚点，扩大了鄂豫陕根据地。
　　1935年11月初，鄂陕第三路游击师为了保存实力，从柞水东北的红岩寺转移到柞水西部两河、火地沟一带活动，经过细致的宣传动员，召开了群众大会，师长汪世才在会上宣布成立了两河乡苏维埃政府，隶属镇安菩萨店区苏维苏维埃领导。但是，由于时间仓促，被推选的苏维埃乡政府干部工作消极被动，再加上生活特别困难，基础太差，迫使鄂陕第三路游击师撤出两河、火地沟。因此，两河乡苏维埃政府只坚持了两个月就停止了活动。
　　12月初，红七十四师在镇安青铜关首战告捷，打垮敌庞炳勋第四十军1个营，毙敌营长以下百余人，缴获长短枪70余支、轻机枪5挺。红七十四师成立后在青铜关的首战告捷，宣告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和对红七十四师的第一次“围攻”的失败，根据地局面趋于好转。战后，为了摆脱敌人尾追，红七十四师在菩萨店与孤军转战、遭受惨重损失的鄂陕第三路游击师会合。这时，游击师全部集中，全师800余人进至宁陕县东江口作短暂休整。
　　1936年春，由于新成立的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在根据地东西迂回，南北出击，活动范围越过秦岭，威胁西安、宝鸡，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又调集十几个团的兵力，以严密封锁和跟踪追击的手段，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对红七十四师进行了第二次“围攻”。红七十四师以大回旋的行动，越洋县，翻秦岭，过太白，突出重围，又回到柞水苏区。敌人对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和对红七十四师的第二次“围攻”又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特委领导红七十四师收编了原国民党陕军警备第二旅第四团起义部队何振亚部为“陕南抗日第一军”，令其仍活动于柞水、镇安、宁陕、旬阳等县及汉水以东地区。
　　1936年4月中旬，红七十四师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第一团、第六团活动于柞水、蓝田、镇安等地。4月下旬，特委率红七十四师在曹家坪打垮了廖功兴民团，枪决了杀害鄂陕第三路游击师第七路游击队队长王思兴的叛徒王玉春等人。接着，将宋登贤领导的“神团”正式改编为抗日抗捐军。
　　宋登贤的“神团”是长安、柞水、宁陕一带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捐、抗税和反对土匪的农民武装，宋登贤是其头领。特委率红七十四师抵达曹家坪时，宋登贤也在这里活动。郑位三向宋登贤讲解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宋诚恳要求将其所部编入红军。特委决定宋部改编为抗日抗捐军，归红七十四师指挥，仍在宁陕、柞水、长安交界地区活动，教育群众抗日，支援红军，保卫土地革命。1936年12月，抗捐军正式编入红七十四师，列为补充团，宋登贤任团长，同师部一起行动。经过长期考验，宋登贤于1937年6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5月上旬，红七十四师到柞水黄土砭甘沟口，捉住了杀害大沙河乡苏维埃主席程家启的叛徒左自福，押到山阳袁家沟口开会进行了处决。
　　1936年5月下旬，红七十四师到柞水红岩寺活动时，召开了各种会议，认真宣传中共中央新政策，总结了鄂陕第三路游击师在配合苏维埃政府进行的“打土豪、均田地”运动中杀人过多的教训。师长陈先瑞在会上讲：“我们的任务是巩固苏维埃‘均田地’的成果，清除苏区内的叛徒内奸，严厉打击一切反动势力。要广泛的团结党外人士，一般不能轻易杀人，特别是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的伪保长人员和绅士，只要他们不是罪大恶极的，经我们教育不再做坏事，并愿意为我们服务的，我们就接纳他们，利用他们，并保证他们的安全。”通过教育和交代政策，一些富商、豪户明确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动提出要为红军筹集物资。如红岩寺街富裕户卢良普将红七十四师接到自己家住宿，一家人精心照料伤病员，还送给红军部队生猪3头、鸡26只、麦面250斤、玉米500斤。红七十四师接收后，还给卢良普打了借条。对待俘虏的政策，也有很大的改变。
　　6月20日，师长陈先瑞派遣指导员张同云带4人去山阳袁家沟口执行任务，途经山阳扈家垣时，被胡治平民团截击，在夜间突围中，张同云不幸中弹牺牲。8月1日，红七十四师第六团在柞水西川老庵寺击败宁陕保安大队，歼灭其大队长以下30余人，俘虏30余人。
　　红军的“盘旋式打圈子”战术使“围剿”的敌人不断受挫，连连失利。从5月中旬开始，敌人又增加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对红七十四师第三次“围攻”，鼓吹要在3个月内摧垮鄂豫陕根据地，歼灭红军。红七十四师仍采取化整为零、四处游击的战术，在敌后往来驰骋，破坏交通，打击敌顽，铲除内奸，不断振奋苏区人民坚持斗争的精神。敌人对根据地和红七十四师的“围剿”和“围攻”仍然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
　　1936年8月初，红七十四师第六团在柞水老庵寺击败宁陕伪保安大队，俘虏30余人，经抗日反蒋教育后一律释放。在通过有反动武装控制的山寨和岩洞时，红军部队事先写信联系，约定借路通过，互不侵犯。同时，红七十四师根据中共鄂豫陕特委《决议》的规定，通知各级苏维埃政府，不再没收富农的财产，只没收其部分封建剥削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对家庭富足、民愤不大的反动头目，处以罚款，扩大统一战线对象，缩小打击面。
　　通过以上政策的贯彻执行，分化了敌人，团结了中间力量，孤立和打击了最反动的顽固势力，对于巩固和坚持根据地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