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广哲1958年拍摄的军装照

玉指党委全体委员合影，前排正中为孙光，右二为陈效真。

　　我叫党广哲，家住商州区沙河子镇党塬村，今年86岁，是一名退伍老兵，1958年在长江源头参加过青海平叛。
　　在青藏高原腹地，长江西源沱沱河与南源当曲于唐古拉山北麓相遇后，始称通天河。通天河自西而东，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北部与楚玛尔河交汇之后，折身东南，流经治多县、称多县至玉树结古镇的巴塘河口，滔滔800多公里。巴塘河口以下为金沙江。通天河上游是当年平叛剿匪的主要区域，也是一群商洛籍战士挥洒热血与青春的地方。
　　从丹江岸边来到通天河畔
　　1936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我出生在商县东花乡第二保（今商州区沙河子镇党塬村），初中毕业后被聘为民办教师，在当时的龙山乡陈墹小学任教。
　　1957年11月，征兵开始了，我在龙山乡政府报名参军。入伍那天，乡亲、同学、朋友都来送行，我胸前戴着大红花，心里乐滋滋的。
　　新兵在商县城里集中，第二天坐汽车到西安，吃了一顿饭后乘上西去的列车，第三天晚上在甘肃峡东火车站下车住宿。一天一夜的旅途，我感到非常劳累，吃过饭后倒头便睡。
　　第四天拂晓，一声哨响，大家纷纷起床，刚一出门，冷风扑面，寒气逼人。在暗淡的灯光下吃了早饭，集合站队准备上汽车时，大家相互一看，都成了年轻的“小老头”，每个人的眉毛、胡子上都结了一层白霜。
　　经过两天行程，上车颠簸，下车吃饭，终于到达兰州军区内卫二团驻地——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大柴旦。
　　这地方是专区所在地，见不到农户，只有几所政府机关。我们住的是土坯砌起来的屋子，房顶上没有瓦，都是用泥抹的。像样的大房子只有一个礼堂，供开会、放映电影用。烧的是煤，吃的大米和面粉都是从外地运来的。菜一律是干货，有土豆片、脱水白菜等，吃不上青菜，新鲜的只有牛羊肉。
　　我被分到二营五连，营部的院子和操场都是用混合盐土铺垫的。柴达木有好几个露天盐场，部队驻地是戈壁滩，走路时沙土没过脚面，这样铺垫灰尘少。
　　当了13天新兵，我就成了连部文书。凭着好记性，我对连里每一个人的基本情况，如籍贯、年龄、家庭住址等都了如指掌。
　　平静的军营生活不到半年，青海西部一些地区发生了武装叛乱，我们团奉命执行平叛任务。
　　1958年7月初，青海军区抽调内卫二团的6个连队和西宁市的一个民警连、都兰县的一个民兵连，组建“玉树指挥部骑兵支队”，准备赴曲麻莱县平叛剿匪。后玉树军分区组建了一支骑兵支队，我们支队成为“玉指骑兵第1支队”，支队长是柴达木军分区副司令员翟万宝。
　　玉树指挥部的司令员兼政委是青海军区司令员孙光（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任商洛军分区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玉树军分区政委陈效真（丹凤棣花人，20世纪60年代任商洛军分区政委，70年代任陕西省军区副政委），指挥部简称“玉指”，其他成员因部队调动先后有变化。
　　经过一个月训马、训骑，“八一”建军节那天，我们8个骑兵连1000多人和一个500多峰骆驼的驼队浩浩荡荡进入草原，翻越莽莽昆仑山，蹚过冰雪沼泽黄河源，历经13天到达曲麻莱。
　　曲麻莱位于青海省的西南部，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通天河穿境而过，黄河源就在北边的麻多乡，境内高山、盆地、滩地相间，地广人稀，群山连绵，县城驻地海拔就达4200米。
　　此地属典型的高原高寒气候，“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部队到这里后没有营房，住的全是帐篷，生活物资都是靠驼队运过来的。当时中央有规定，藏区部队不准吃地方一粒粮食，何况当地产的那点儿青稞，还不够群众自己吃。
　　我们所有人马包括500多峰骆驼都驻扎在色吾沟口，距离通天河大约二公里。附近没有树木，没有柴火，战士们每天起床后，要到河岸草地捡拾干牛粪才能生火做饭。起初，骆驼运来的干菜是用纸盒装的小白菜，一个盒子装一棵或两棵，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此后几个月，饭锅里没有一丝蔬菜，却漂着青黑色的小星星，那是牛粪。开始时有人吃不下去，后来连这样的饭都吃不饱，眼睛一闭权当调料，再后来就习以为常了，大家乐观地自嘲：“没有牛粪，饭还不香。”
　　晚饭之后，必须把烧过饭的热灰埋在帐篷插钢钎的洞眼里，不然第二天钢钎冻在土里，就拔不出来了。
　　在昆仑山谷和通天河沿岸转战半年，我们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战斗有几十次，如抢渡长江、黄河源谈判、打江让寺、攻巴久山等等，磨炼了每个人的意志，也积累了不少高寒地区的作战经验。
　　剿灭了曲麻莱地区的大股叛匪后，部队于12月底回到西宁市。半年来，在泥里、雪里、硝烟战火里摸爬滚打，加之交通阻断，营房收发室积压了我12封家书，一一拆阅后，我大吃一惊，泪涌双目：爱人病重已去世，母亲误听我打仗牺牲的谣传，急得整天疯疯癫癫。
　　仅仅半年时间，家里就出了这样的变故，我急忙向连队请假，领了路费、粮票，交接了文书业务，也收拾了回家的东西。不巧，晚上团里指定，要我随团政委去甘肃接新兵。虽然急着回家，但在有新任务的情况下，我必须服从安排，跟上团领导去接新兵。
　　我们团到甘肃接新兵的地方，是3个火车小站。到地方后，政委问我：“听说你家里有事，咋不吭一声？”我说：“完成接兵任务后再回去，也行嘛。”政委笑着说：“这几天才宣传，你回去几天没啥影响。”我高兴极了。领导给我批了4天假，一天回一天来，可以在家住两天。
　　我就这样探了一次家，安慰了岳母和母亲。走的那天早上，母亲送我到丹江河边，含泪挥别。坐上汽车、翻越秦岭山顶时，我的心情才逐渐平复，不由得感慨古人的两句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亚拉大柴山剿匪
　　1958年8月下旬，我们骑1支队到达曲麻莱后得到消息，亚拉大柴山隐藏了300多名叛匪。指挥部决定，派我们五连和另外两个连队带一部电台前去围剿。
　　亚拉大柴山在昆仑山南麓，绵绵丘陵，环境复杂。部队沿着通天河一路奔向西北，到那里后，整整转了3天也没发现叛匪。
　　第4天晚上，忽报附近山头出现火光。天亮之后，发现我们被1000多名叛匪包围了。叛匪人多，但我们武器装备好、战斗力强，3个连队呈三足鼎立之势，因此叛匪不敢贸然冲击，我们也不敢仓促突围，就这样被围困了一周多时间。
　　连队出发时只带了五六天的生活物资，这时干粮已尽，马也断了草料、马掌，更重要的是断了食盐，没有盐，几天时间战友们的身体就不行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坚守待命，一边决定给叛匪一个反包围，一边联系军区给我们空投物资。
　　我在断粮之前就生病了，三四天没盐吃，我比其他人的身体反应都严重，浑身软瘫无力，已经站不起来了。连部的几个人把干粮袋子反掏出来，从布袋的缝隙里拍打、抖擞，勉强搜腾了一小把炒面，给我做的“病号饭”，就是在军用茶缸里用炒面冲了半杯面水子。由于被叛匪围困，打猎的范围有限，猎取的野生动物难以充饥，何况还没有盐。
　　在飞机空投物资的前两天里，连里的干部不断地给战士们安慰、鼓劲：“明天飞机就来了，大家一定要坚持到底。”
　　我当时躺在帐篷里，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呼吸也比较费力，觉得自己可能会随时断气。听了连长的话，我就在心里告诫自己：“必须坚持到明天。”就这样，我们又坚持了一天。
　　第10天早上，上级电报通知，12点前摆好丁字形的红色信号布等待空投。12点半，飞机终于来啦，战士们特别兴奋，一个个仰望天空，心在飞翔，却无力雀跃。
　　当时，飞机穿梭于青藏高原也是探险，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都很复杂，意外情况会随时发生，飞行员也是冒死救援。
　　飞机降低高度后一次俯冲，天空中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豆腐块状的东西，越接近地面越大。一包包物资投向地面，有食盐、石子馍、马掌、棉衣、棉被等。那时候降落伞很金贵，只有食盐、药品和石子馍是用降落伞投的，棉衣棉被是用布包成一个大包，投到地面时弹得老高。马掌特重，箱子落下来砸进了沙坑里，战士们只好先吃馍，然后再抡起洋镐挖马掌。
　　吃上了酥脆的五香石子馍，有了盐，两天后大家体力恢复。据说，石子馍是从西安购买、调运过去的。
　　第13天，指挥部率领剩余的全部人马，急行军两天两夜赶来救援，我们内外配合，对叛匪实施分路追击。敌人狼狈逃窜，500多名匪徒缴械投降。遗憾的是，有一小股叛匪凭借地形，从我们五连围堵的山沟侥幸逃脱。
　　在沱沱河兵站守护青藏公路
　　1959年春天，我们连和其他团抽调的两个骑兵连改编为摩托大队，集训两个月后，去天峻山围捕空降特务。任务结束后，于5月初再赴昆仑山参加平叛。
　　这时候，西藏已发生武装叛乱，我们团分驻在温泉、沱沱河、二道沟、五道梁4个兵站，守护青藏公路，保障运输安全。团部在五道梁兵站，我们五连在沱沱河。
　　沱沱河周围的山岭十分荒凉，望不见一棵树，大风一起就是六七级，刮在脸上凛冽如刀，附近也没有一户牧民。战士们开玩笑说：“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
　　沱沱河也叫托托河，蒙语意为“红河”，河里都是红泥水，沙土细腻。我们的饮用水是用卡车从远处的冰峰下面拉回来的冰块。
　　每个兵站都在附近山上设有观察哨位，一组3个人，守一天一夜，白天巡逻，晚上放哨。我们兵站的观察哨位，上山需4个小时，下山3个小时，去的时候要带上干粮，那是用酥油把炒面捏成的圆疙瘩，没有水喝，只能就着雪吃。连队通知事情，全靠红绿两色信号弹。
　　最舒服、最幸福的要数温泉兵站。每天睡觉前泡半个小时的温泉，战士们的手脚就不会冻伤，但泡澡前，必须用雪调好水温，那里温泉的温度高，扔一条小鱼进去，一会儿就煮熟了。
　　5月中旬的一天，我奉命骑三轮摩托车到团部送文件。那段路山多路险，我在边斗上带了一个空汽油桶，准备回来时领一桶汽油平衡车子。去时经过风火山，遇到一个右拐弯，因路陡弯急，边斗飞起，人与车一下子跌落悬崖，所幸我挂在了一棵树上，被一位好心的过路司机救起，送到了团部。由于失血过多，我昏迷了一天一夜，住了50多天医院。出院后，我回到沱沱河兵站，继续巡逻放哨，追剿在公路上抢劫货物的叛匪。
　　二号地区战役
　　1960年5月打响的“二号地区”战役，是解放军参战人员最多、消灭叛匪人数最多的一次战斗，也是青藏平叛过程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战役。
　　“二号地区”是指唐古拉山东南玉树杂多县与西藏聂荣县交界的广阔地域。这里盘踞着近万名叛匪，其中有600多名是空降特务。
　　这次战役，由西藏军区丁（丁盛）指部队与孙光司令员指挥的玉指部队协同完成作战，共投入11个团（支队）级部队约1.7万人，有骑兵团、步兵团，还有空军、装甲兵配合。
　　玉指部队的大本营在沱沱河兵站，马料堆得像麦秸垛子，三五一群，散落成一个大村庄。
　　唐古拉山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雪山林立，沟壑纵横，当地人有“四面雪山四道关，四百里路无人烟，三步一停喘粗气，风沙走石常怒吼”的描绘。玉指部队在这一地域作战，已经两年有余。我们支队这次的任务，是配合装甲营守在公路沿线，堵截叛匪西逃入藏。
　　5月1日，所有部队向战区开进，实施向心合围，先是骑兵，后是步兵，最后是机械化部队。
　　5月5日拂晓，战斗打响，空军出动飞机几十架次，连续两天对叛匪集结地区反复轰炸，摧毁叛匪的无后坐力炮、迫击炮、高射机枪等重武器。重创叛匪主力后，地面部队实施围攻。
　　战役第一阶段完成后，对部分窜出合围圈的叛匪进行追歼，总参谋部指示“千方百计寻歼老哇喇麻（二号地区敌‘青海军’副司令）股匪”。
　　空中侦察发现，有1000多名叛匪逃往雪山脚下的错龙沟。我们支队负责围剿。
　　错龙沟正对雪山，是南北走向的一条大沟，东西两面各有一条小山沟，整个地形呈“鼎”字形。支队派出两个小分队，攻下连接雪山的两个小山头，其他连队从正面沟口推进，我们连负责堵截从两侧山沟逃跑的叛匪。
　　一排战士据守东山，我们二排据守西山，每个排有3挺班用机枪、1挺重机枪，战士们须提前绕道，插到目的地。
　　行军途中，为了抢时间，吃饭只能是一把炒面一把雪。走了一天一夜，于凌晨5点多到达指定地点，战士们都累得直不起腰，却顾不上休息，立即选择地形构筑掩体，积极做好战斗准备。
　　6点整，两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东边山上已向叛匪发起攻击，叛匪一下子乱了阵脚，一窝蜂地向西山扑来。在我部堵击下，敌人又仓皇逃向南面沟口，结果南面大部队的火力更猛烈，匪徒们根本无法前进一步。
　　不一会儿，远远望见西山沟口方向，一大群牦牛卷起漫天沙尘奔腾而来，我们的轻重机枪立即一齐开火，左右扫射，替匪徒挡子弹的牦牛死伤一大片。
　　叛匪驱赶牦牛继续冲击，我们的机枪继续扫射。在狭窄的谷口，牦牛的尸体很快堆成了几米高的小山梁，匪徒们作茧自缚堵住了自己，又退了回去。
　　冲锋号响起，战士们一跃而出，势如猛虎，打得敌人策马乱窜，有300多名叛匪缴械投降，一小股叛匪转身朝北，徒步上了雪山。
　　从俘虏口中得知，叛匪头目老哇喇麻带部分空降特务和数百名叛匪逃跑。支队领导立即调整部署，率队寻迹追击。
　　错龙沟的战斗比较顺利，除了武器弹药，我部还缴获牦牛3000多头。一排负责押送俘虏，我们二排负责断后并照管牦牛。为追剿漏网之敌，重机枪班先走了，牦牛却赶不动，一赶就乱窜，大家累得气喘吁吁，筋疲力尽。我们20多人赶3000多头牦牛，没有经验特别困难，只好原地守了一夜，住在叛匪留下的帐篷里煮肉充饥。
　　第2天，连部派来的向导说，牦牛得赶上几头先走，其
　　他的就会慢慢跟着走。这个方法很灵验，大家3人一组分段负责，一组一次赶几十头，拢顺后照管几百头，终于将牦牛赶到沱沱河兵站。
　　我部其他连队继续追剿敌人，经过8昼夜连续追击，从唐古拉山下一直追到治多县境内的通天河畔，将老哇喇麻这股狡猾顽固的匪徒全部歼灭。
　　“二号地区”战役历时26天，消灭叛匪8000多人，缴获物资不计其数。我们玉指骑1支队受到总参通报嘉奖，二连、三连荣获集体一等功。
　　1961年，叛乱基本平息，但青藏公路沿线的零星战斗仍时有发生。10月初，我复员回乡，结束了3年多高寒地区的战斗生活，回到丹江河边，一生种田养家。
　　60多年匆匆而过，一想起在通天河畔、长江源头的战斗经历，我就心情激动。在战斗中落下的一双老寒腿，也时时提醒我不要淡忘那段艰苦而光荣的记忆，铁马驼铃，时常在梦里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