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安县米粮镇白塔西寨 （汤志强 摄）

　镇安海棠山苏家寨（宁远鹏 摄）
　　提起山阳县的天蓬山寨，大家都耳熟能详，可能很多人都去游玩过，那建在陡峭山梁上的山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限的遐思。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我们商洛的崇山峻岭之中，类似这样的古山寨还有很多很多，譬如在镇安县一带，现在仍保留有200多处古山寨，其中可容纳百余人的就有70多处，可容纳四五百人的大型山寨有10多处。这些山寨与洞穴共同构成了秦岭深山独特的古代山区治安防御体系，被誉为“东方古老寨堡”及“秦岭险峻奇观”。
　　这些现存的古山寨多位于高山之巅，地势险要、人迹罕至，由于长期的风雨侵蚀，大多已残破不堪，但仍有一部分保存相对完整，寨墙及寨门至今犹存，比如位于镇安县城附近的大坡寨、忠良寨、青绥寨、苏家寨及云盖寺镇的天佑寨、大坪镇的藤花寨、米粮镇的西寨、高峰镇的大寨等等。它们大多雄踞于山巅，巍然耸立，因地制宜，形态各异。
　　关于这些古山寨（不限于镇安）的修筑时间及其功能，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有说修筑于宋金割据时期用于防御金兵南下的，有说是明末李自成起义军修筑用于抵御明军的，也有说修筑于清代中期用于防范白莲教军的，还有说是民间富户所筑用于躲避战乱及土匪的……等等，不一而足。
　　2021年5月，笔者因整理清嘉庆年间商州知州陈祁《商於吟稿》校勘工作需要，在宁波图书馆查阅资料过程中，发现了一篇陈祁所写的序言《镇安寨堡图册序》，文中述及镇安县境内寨堡修筑的有关情形，对于厘清现存古寨堡的修筑时间及其缘起等具有重要意义。今将其整理简析如下，以资参考。
　　壬戌春仲，余奉檄驻镇安督理粮运。适大兵西指，军务少休，署镇安令胡君彬出所绘寨堡图册见示，细加披阅，内计寨堡二百五十一处，一处一图象其山川形势，后注周围高宽丈尺若干、居民若干、精壮若干、器械若干，无不备具。一展卷而一邑之土地、人民了如指掌，吁何其详且尽也！
　　窃惟陕西地居扼要，而南山一带尤为险阻，易以藏奸。前明刘千斤屯据于前，闯逆滋扰于后，三百年间几遭蹂躏，其时乡民已有创立寨堡，以避贼者。迨本朝定鼎，文教诞敷，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旧时寨堡日就倾颓，仅为陈迹。
　　自丙辰岁川楚教匪滋事，延及陕疆，南山以内无不被其荼毒，而镇安处万山之中，四达之会，逼近楚北，尤为特甚。屡奉宪檄，饬令民间各修寨堡为捍卫之计，而胡君适承其乏焉，莅任后即为周历勘视，属耆老而剀谕之，或因旧址，或辟新基，不数月间，蔚然壮观。其二百五十一处皆有险可凭，有阻可恃，且各就其地团练壮勇，制具梃仗，俾战守咸有备焉。
　　一载以来，贼匪不敢东窜，自是官兵堵剿之绩居多，而得力于寨堡之捍防者亦复不少。虽曰“小民踊跃，自为身图”，要非胡君董劝有方，又乌能若是之速收成效哉？宜乎宪眷攸隆，列之荐剡，圣恩优渥，奖擢有加也。
　　余忝牧商於，奉檄督办修筑寨堡诸事，既喜胡君之实心实力，敏且有功，尤喜吾民自此以后可以修孝弟忠信之行、务农讲武之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措衡庐于磐石之安也。爰叙数言，以弁其首。至寨堡之设，即古坚壁清野，前人论之详矣，兹不多赘。
　　现今王师振武，草窃扫尘，肤功之奏指日可待，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尤当令吾民互相鼓励，众志成城，于寨堡之中行保甲之法，使奸宄无所容身闾里，尚宁干止，永履和乐，保世滋大，胡君其勉之哉。
　　是为序。
　　其文大意是：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农历二月，我（指作者陈祁，时任兴安府知府，兴安府即今陕西安康市）奉命驻扎在镇安县，负责监督办理军粮运送事宜。适逢朝廷征剿白莲教农民起义军的大军西去，军务稍微空闲了一点。代理镇安知县的胡彬把所绘制的寨堡图册给我看，我打开仔细翻阅，图册共绘制寨堡251处，对每一处都详细描绘其周边地形地貌，并注明其高宽尺寸多少、周边居民多少、健壮的乡民多少、武器多少等等，一应俱全。一册在手，则全县的地理、居民等状况尽在掌握，多么详尽啊！
　　在我看来，陕西处于南北交汇之地，位置十分重要，而秦岭南部山区一带尤其艰险，容易潜匿隐藏谋反叛乱的人。明代的刘通（明河南西华人，勇武有力，人称刘千斤。明成化年间，曾聚集荆襄流民在湖广起义，后兵败被俘，受刑而死）曾经带领叛军在这一带驻扎据守，李自成（明陕西米脂人，著名农民起义首领，称闯王。曾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攻克北京，推翻明朝，称帝。不久，兵败逃亡被杀）也曾经率起义军到过此地。三百多年间，这片土地几次遭到战乱的袭扰，当时的乡民已经创修构筑了寨堡，以躲避战乱。等到清朝建立后，礼乐法度教化四方，百姓们从此过上了太平日子，时间长了也就不知道打仗的事了。过去修筑的寨堡也慢慢破败倒塌了，只剩下一点旧基遗存。
　　自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以来，白莲教众叛乱闹事，波及陕西境内，秦岭南部山区一带到处受其残害。而镇安县处于群山之中，通往四面八方的道路在此交汇（镇安县与湖北省北部的郧西县相接，自古是联系陕西与湖北的天然纽带，有“秦楚咽喉”之称），又靠近湖北省北部（白莲教起义爆发于湖北一带），所以受到的残害更大，故而多次接到朝廷的指示，命令民间修筑寨堡，以抵御白莲教军。而胡先生恰于此时承继空缺的镇安知县职位，到任后跑遍各地视察勘察，当地的长者也结合实际建言献策。于是，或在原来的旧址上重建，或另寻地址新建，数月之后，寨堡已成，规模很大。这251处寨堡各据险要，可以凭险依恃，而且就地训练附近的青壮乡民，配备刀枪棍棒等兵器，使得进可攻、退可守，攻防兼备。
　　一年多来，白莲教军不敢向东侵犯镇安一带，这当然是朝廷官兵围堵清剿的功劳，但修筑的这些寨堡也发挥了重要的防御作用。虽说乡民们积极修筑寨堡是为了自保，但如果不是胡知县督导劝勉得力，又怎么能这么快就修筑完成并发挥作用呢？对于这样的人才，上司应该多加关照，向朝廷进行举荐，让他得到皇帝的赏识，给予奖励提拔。
　　我担任商州知州，奉命督办修筑寨堡等事，很高兴看到胡知县尽力公事，行动迅速，工作成效很高，更令人高兴的是乡民们从此可以修习自己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主、取信于朋友的德行，从事耕作，讲习武事，出入作伴，互帮互助，和睦共处，如此这般则家园就可以安如磐石。于是就写了这些话，放在图册卷首。至于修筑寨堡的意义，也就是过去所讲的坚壁清野，这方面前人们已经论述得很详尽，在这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朝廷的军队军威正盛，所到之处叛军如尘土一般一扫而空，剿灭白莲教军指日可待，胜利在望，但还是要谨慎小心，提高警惕，在太平安定的时候也不能忘记防止可能出现的动乱。特别是要让乡民们互相帮助，团结一心，在寨堡中实行保甲制度，使作乱的人没有立足容身之地，百姓远离战乱，永享和平安乐，大清基业世代相承，日益壮大，胡知县你应该尽力做好这些事情。
　　序文作者陈祁于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末由临潼知县升任商州直隶州（约今商洛市辖境）知州，次年七月抵商就任，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春升任兴安知府，三月离商。本文作于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春，陈祁已在兴安知府任上，奉派驻扎镇安县（商州直隶州属县）督理军粮运送事宜。这在陈祁的仕途经历中并不鲜见，此前，他在临潼知县任上即长期奉派随军，负责后勤补给等事宜，这些在其《新丰吟稿》《从戎草》等诗文集中曾多次提及。
　　序文中提到的“署镇安令胡君彬”指当时代理镇安知县的胡彬。关于胡彬，民国《重修镇安县志·职官》载：“知县姓名表……胡某，嘉庆六年（1801）署，重修文庙碑。叶某，七年任，重修文庙碑。”另据清咸丰《澄城县志·职官上》载：“胡彬，浙江鄞县监生，嘉庆八年（1803）任，十八年（1813）又回任。性本坦率，政无严覈，军务差委不辞劳瘁，后调临潼，又改兴平。”由此可知，胡彬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至七年间代理镇安知县，前后仅一年时间左右，随即调往同州府澄城县任知县，在镇安任职时间很短。
　　从序文看，《镇安寨堡图册》绘制于胡彬代理镇安知县期间，请陈祁作序时应为手稿，此后是否据此刻印不得而知。根据时间分析，陈祁这篇序文写于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二月，但此后不久胡彬即调离镇安，所以可能来不及刻印，故而《镇安寨堡图册》极有可能仅有此一册手稿，那么保存至今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目前未见《镇安寨堡图册》稿本及刻本存世，当已亡佚。
　　寨堡是古代军队或老百姓为抵御敌人侵袭，以土、木、砖、石等材料修筑而成的封闭性军事防御设施，包括军队为了驻扎屯兵需要而修筑的军寨及老百姓为了在战乱中自保而修筑的民寨。
　　民间修筑寨堡，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古代朝代更迭频繁，战乱时起，每逢乱世百姓们守望相助，通过据险构筑防御设施，自发筹措武器粮秣以自卫自保，有文献可查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汉代末年，但直至宋代以前，寨堡主要是乡民们在地方豪强的带领下所修筑的，是一种独立性很强的防御性聚落，并没有多少国家权力的介入与参与。北宋建立后，实行“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国策，使军队战斗力下降严重，无力抵御辽及西夏的进攻，所以在沿边地区建立以“城—寨—堡”为中心的防御体系，训练边民，守御城寨。
　　北宋末，金兵大举入侵，百姓们纷纷自发组织义兵据险防守，有的还配合宋军抵御金兵，民寨得到了较大发展。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各地结兵立寨以求自保，明一统后随之废弃。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乡民们守望相助，择险要之处垒石为寨堡，推选地方士绅为寨长，据寨自守，以御“流寇”。清军入关之后，实行野蛮的剃发、易服及杀戮政策，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遭到汉族士民的强烈反对，纷纷结寨自立，结交南明政权，与清廷对抗，遭到清军铁骑的镇压，终归失败。总之，清初之前民间修筑的寨堡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与朝廷之间并无固定的隶属关系，只是在需要时为其所用，其管理及日常运营多依赖家族宗法制来维系，组织纪律比较松散。
　　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战事波及湖北、陕西、四川、河南、甘肃等地，影响较大。白莲教军利用川陕楚交界地带的秦巴山区政区犬牙交错、山大沟深林密、道路纷繁复杂的特点，采用游击战法，避免与清军正面作战。战争初期，清廷出动十余万军队大举征剿，却节节失利，疲于奔命，白莲教军越剿越多。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科举廷试平定川陕楚三省方略策，严如熤（湖南溆浦人，少负大志，入读岳麓书院，留心兵事，后历任洵阳知县、汉中知府、陕安兵备道等，著有《三省边防备览》《洋防辑要》等）对几万言，即谓：“军兴数载，师老财匮。以数万罢惫之众，与猾贼追逐数千里长林深谷中。投诚之贼，无地安置，则已降复乱；流离之民，生活无资，则良亦从乱”（见《清史稿·严如熤传》），嘉庆皇帝深以为然，亲擢第一。
　　战事初期，清廷对于寨堡的作用认识并不充分。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明亮、德楞泰在兴安府围剿白莲教军时就建议：“要莫若饬近贼州县，于大镇市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沟，其余因地制宜，或十余村为一堡，或数十村为一堡，贼近则更番守御，贼远则乘暇耕作，如此以逸待劳，贼匪所至，野无可掠，夜无可栖，败无可胁，加以大兵乘压其后，杀一贼即少一贼，灭一路即清一路。”嘉庆皇帝却并未采纳，旨曰：“筑堡烦民，不如专擒首逆，所请着无庸议。”然而，大军一味地围追堵截，耗资甚巨，成效不彰。此后不久，长期随陕甘总督宜绵在四川清剿白莲教军参赞军务的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一带）知州龚景瀚提出了著名的《坚壁清野议》，指出修筑寨堡、坚壁清野是剿灭白莲教军的可行之法，其他官员也提出类似建议，为新任四川总督勒保所采纳。他饬令乡民广修寨堡以自卫，屯粮于寨，集民于寨，乱军至则守，乱军退则耕，逐渐改变了四川境内的战争形势。有鉴于此，清廷对白莲教的策略也由单纯的军事镇压转为修筑寨堡堵防御其流窜。嘉庆皇帝下诏筑寨，将之作为平乱的主要手段。一时之间，各地大修寨堡，逐渐形成防御体系。清廷对于所修寨堡严格控制，使得白莲教的粮秣及兵员补充难以为继，活动范围也受到严重限制，局势渐为朝廷所控，并最终为清廷所平息。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洪秀全太平天国、捻军、陕西回民起义等陆续爆发，社会动荡，清廷复制利用寨堡平息白莲教战争的成功经验，再次命令各地广筑寨堡、举办团练以平乱，又一次掀起了修筑寨堡的热潮。因当时吏治腐败，为防止贪腐，清廷要求由民间量力筹办寨堡，官方不再对寨堡提供资金支持，寨堡头目由民间自选，因之官方对寨堡的控制力变弱，寨堡的独立性较嘉庆年间增长不少。咸同之后，寨堡的修筑逐渐式微，直至消失。
　　商洛位于秦岭深处，群山连绵，崎岖险峻，沟壑纵横，险阻天成，具备修筑寨堡的自然地理条件，兼之处于南北交汇地带，地接鄂豫及本省的安康等地，古道通衢，林深人稀，山径岐出，四通八达，易于疏散隐蔽，便于迂回作战，故而先后有多支农民军屯扎于此。今存最早的商州地方志清康熙《续修商志·兵防志》即谓：“商去省三百里，山深林密，为猰貐窟穴。向来揭竿啸聚者鳞集蜂屯，若飘骤雨，出没无常。”据载，明清时期，先后就有成化年间王彪及刘千斤、崇祯年间李自成、顺治年间“杆贼”、嘉庆年间“教匪”（指白莲教众）、同治年间“捻匪”等数支农民军入商与朝廷官军周旋，即陈祁所谓：“南山一带尤为险阻，易以藏奸。”兵燹不断，故而境内民众有修筑寨堡以避乱自保的客观需求。
　　当然，宋金之际，商洛一带作为两军对垒割据的前线，或有军士修筑寨堡以据守，或有民众修筑寨堡以避乱，但目前未见相关碑文、史料记载及考古发现等以佐证。
　　商洛境内有据可查的修筑寨堡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明代。明清之际，关于商洛民间修筑寨堡的记载，在旧志中屡见不鲜。清康熙《续修商志·备防志》即记有“明末避兵山寨”40余处，清乾隆《商南县志·关梁》载：“千丈寨，城西四十里，即千丈山，今废。明季土人筑寨以避寇，设吊桥，莫敢近者。郑全寨，城南一百八十里，山四险如城，中有田有井，可容数百人。相传明景泰时，王彪、刘千斤啸聚山中，邑民郑姓者倡率建寨，众赖以全，因名。富水堡，城东二十五里，即富水关，古阳城驿，其地有筑堡旧址。”清乾隆《镇安县志·各寨》载：“龙首山，在县治西南，形似龙头，俗呼县寨。明季兵燹，官民迁徙其上，故垒犹存。”时任镇安知县聂焘按语曰：“明季兵燹，南山罹内罹其荼毒良之，走险者无所于遁，则逃诸悬崖深箐间，今乡所在咸有寨，而地因此名，即昔所抱头蜕伏地也。予攀援所至，睹残垒朽栅欹斜于荒烟蔓草中，凄然想见当年琐尾流离之状。”清康熙《山阳县初志·山川》载：“火焰山，在城东中村之南，土石皆赤，高峻崎险，土人修寨避兵。”清康熙《续修商志·舆图志》载：“雕崖山，燕子龛迤南百余步，两山壁立，高数百仞，相去丈许。土人相其南山凿石为路，路绝处悬梯以跻，复横木设板。凌空而行约百丈得岩，可容五十户，避兵其上，贼不敢仰视。”等等。
　　其中，以嘉庆年间为最盛。爆发于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的白莲教战争前后历时9年方才平息，而据商州旧志兵事志所载，在明清商洛历次战乱中，以白莲教军在商时间最久，波及地域最广。民国《续修商县志稿·兵事志》编者按语讲：“‘教匪’窜扰蜀、秦、鄂、豫、甘五省，流毒甚深，蔓延颇广。其最被扰者各府、厅、州、县甚多，惟商州地方被李全、姚之富、齐王氏、高均德、阮正隆、张汉潮、张世龙、张天伦、冉学胜等股匪先后窜扰，受害尤酷。”故乡民们有避乱自保的需要，加之当时又有朝廷的命令、地方官吏的督导及经费方面的支持，故而商洛地域大修寨堡。如清光绪《孝义厅志·建置志》载：“天保寨，在红庙河。嘉庆初年，大帅勒保先锋杨遇春征教匪，筑土城于其上，取名曰‘天保寨’。今遗址犹存。”清光绪《商州直隶州乡土志·兵事录》载：“（嘉庆五年）其令督抚严饬所属：山地则扼险结寨，平地则掘壕筑堡，其团练防守有效者保奏，违者罪之。”……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有了陈祁序文中提到的镇安县所修“寨堡二百五十一处”。
　　当时，商州知州陈祁为劝导民众修筑寨堡，还作有《筑寨歌》：“劝筑寨，勤筑寨，努力筑寨莫少懈。垒石为墙不厌高，搴萝补屋无妨隘。路断从教木作梯，泉流恰好桥成界。老弱相依身自安，赀粮共保心无戒。更欣守望得比邻，户有丁男人有械。万人筑寨万家居，固如磐石谁能坏！君不见，贼氛到处室成灰，平地乡村生菅蒯。劝筑寨，勤筑寨，筑寨成时贼自败。野无可掠壁垒坚，枵腹何能肆蜂虿？王师乘胜扫烟尘，净洗甲兵风雨快。筑寨筑寨莫少懈，筑寨成时贼自败。”在调任兴安知府离商的时候，他所作的《奉檄摄郡兴安，留别州民兼呈各寅好四律》诗有“保障甫成惭我去”句，其后自注“时督修寨堡，甫经完竣”。
　　嘉庆年间商洛境内修筑寨堡的情形也为相关碑文所证实。今年7月初，笔者即在今丹凤县寺坪镇东南部的一处山头上发现一方石碑。此山山顶巨石天成，罅隙如门，巍峨壮观，人迹罕至，该碑即位于山巅处今名为“陈抟老祖殿”的一座小庙前，碑名“清安寨碑”，立于“大清嘉庆六年孟冬月中旬之丑日”，碑文曰：“是岁之春，建寨于商山之椒，御贼乱也。是山也，巉岩直矗，路径崎岖，周王之马迹不至，谢公之屐齿不及……累石为城，以御贼乱，名曰‘清安’……且迩来贼匪压境，是山之雾气冲宵，旗影摇空，金鼓之声交作，如赴敌然。”撰碑文者为“湖广武昌府兴国州安丰乡福庆里后学王怀远”（或系驻龙驹寨的商州州同衙门里的官员）。文中的“贼匪”即指白莲教军，由碑文可知，清安寨系嘉庆年间为“御贼乱”而修筑。即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此处仍显荒僻，方圆数里杳无人烟，遑论200多年前的嘉庆年间了。然而即便在这样的荒僻之地，尚修筑有山寨，可见其时山寨之广。
　　1990年山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修《山阳县志·军事志》亦指出：“县境之内，山寨星罗棋布，凡有居民聚焦之处，附近险陡山巅都有山寨修筑。考山寨之大量兴建，始于明末崇祯时，盛于清代嘉同间。”
　　而到了咸（丰）同（治）时期，因太平军、捻军等在商时间较短，加之缺乏官方的经费及技术支持，虽然朝廷饬令修筑寨堡，但商洛境内寨堡修筑规模已远逊于嘉庆年间。此后，境内仅偶有民间乡绅富户自发筑寨自保（比如今镇安县铁厂镇倪家寨即为清末民初黄龙铺倪氏家族所筑），再无大范围成规模的寨堡修筑行为。
　　时至今日，这些寨堡因为地处深山，人迹罕至，加之就地取材以石砌筑，较之夯土修筑更为牢固耐久，故而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下来，诸如天蓬山寨等，特别是镇安县境内保留最多最为完整。这些寨堡作为古代战事防御的活化石，对于研究清代寨堡修筑、团练乡勇、乡村聚落、基层治理、士绅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当予以妥善保护，深入挖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