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气一词，若从曹丕《典论·论文》出炉时算起，迄今已被历朝各代的文坛大佬接续谈论了近两千年。可文气是中式文学的先天禀赋，并非哪个作家说有才有的东西。理论上众说纷纭的文气，多半是大作家们各自的心得体会，并不代表超出了这个历史区间和人群范围就没有了云诡波谲、变化万端的文气传承。
　　要我说，中国人自古就有“以文识人”的本领，文气在长达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从未断流。因为，古人说话从简单到复杂，基本依照口头交流的客观需要。围猎和打仗时，人要相互照应，话语必须简洁明了，若不然，等你啰哩啰唆地把话说清楚，要么猎物早就跑光了，要么就会贻误战机被击溃。而人们成群地玩耍时，谁都想把话说得幽默风趣，却又无法全用口语去表达，相互之间也会挤眉弄眼地以姿势助说话，想必这就是咱们最初的语言艺术。
　　事实上，文气和文字相伴而生。早在我们的祖先从地上乱画，到岩石上刻绘，从结绳记事，到甲骨文，再从竹简、绢帛到纸上行文，始终都未放弃对“大象无形”的美妙文气的执着追求。否则，我们就没有最早的劳动之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甲骨文既是业已成形的汉语言文字，也会用来记录占卜结果。至今我们仍能从萦绕在龟甲兽骨上的文气中，清晰地看到从未消失的远古及华夏文明之光。即便时至今日，不论谁把“纯文学”解释得神乎其神，民众却一如既往地卤水点豆浆——私下里透过文气捞干的，似乎一眼就能看穿某个“写家子”本身的锅大碗小。
　　文气和气度一样，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却一直处于诗文创作的基础地位。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里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拿今天的话说，文气具有刚柔正邪之分，它是人的才能、性情、风度与情感流动相融合，且在行文过程中发生化学反应后给人的审美感受；人若不长期地因性练才，并重视功在初化，也就不会有相对稳定、变幻莫测的文气。行文就是运气，好似下围棋时落子须做眼，棋局才能满盘皆活，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诗文一旦缺乏文气，文字就会成片地被人俘虏后丢进“集中营”。当代深得文气精髓的大作家，似当首推汪曾祺。他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有许多概念是讲不通的”，始终以锤炼文气为核心，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至今其作品，仍旧备受读者的喜爱。
　　具体诗文写作中，文气根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不是靠奇谈怪论或故弄玄虚所能获得的。正如常言所说，字为心画、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一个人具有怎样的精神气质，其诗文，也就会有怎样的文气。人的度量大，文气就会虚怀若谷；人若浮躁小气，文气就会鼠肚鸡肠。但悠悠万事都不是绝对的，人若文气欠佳，便可在行文上加以补救。行文要有气感，就得跟周文王和周武王治国似的刚柔并济，一张一弛。张是来硬的；弛是来软的。如果来硬的不行，那就来会儿软的；软的又不行了，那再来会儿硬的，一路软硬兼施。但凡光硬不软、光软不硬，抑或过硬、过软的行文，或者只顾在字、词、句、段上反复抠掐，忽略了通篇一气呵成，势必导致文气中断或生涩。所谓行文，就是要和行云流水一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马不停蹄，首尾呼应，藕断丝连，琴能续声，以致打太极、划龙舟、弹古筝似的人气合一收放自如，诗文才能气定神闲，亦可气贯长虹。
　　诗文写作就是创造美，风格可以婉约，也可以豪放，可文气是人的脸面，岂可低级趣味以自辱？实际上，诗文越有陶冶情操之气，越能和《爱莲说》一样长久流传于人世。四书五经如此，明清四部小说经典亦然。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情景交融，贯通古今，意蕴回旋，大气磅礴，豪情万丈，曾令“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的柳亚子“殊自愧汗耳”道：此词“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曾记否？当年重庆谈判时，一首《沁园春·雪》力压群雄，那正是因了该词的文气超绝。
　　文学作品不论长短、多寡，写来写去最终写的都是自己，须知天地有正气、邪不胜正；文气不失格，诗文才能给人以美好印象。实际上，从古到今，即便不以古典哲学里的“气”和“元气”为理论依据，也没有哪位作家不对自己的文气格外留神。因为，诗文可微，人的骨气断不可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