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赵希愚
　　田 野
　　一
　　1915年11月11日，赵希愚出生在商南县城后营。赵家世代亦耕亦读，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富裕户，其祖父和父亲都是比较开明的革命军人。赵希愚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15岁便离开商南到西安中山中学读书。
　　军阀混战期间，赵希愚的祖父和父亲同时惨遭敌人杀害，对他心灵的创伤极大，激起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无比憎恨，也驱使着他接触了进步的革命思想。还处在少年时代的赵希愚，便开始阅读《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著作，“革命”二字在他的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32年9月，饱受革命思想熏陶的赵希愚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任支部组织委员，参与共青团陕西省委学生支部工作。由于工作非常出色，同年11月，组织任命他担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1933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年仅18岁的赵希愚在西安被捕，被押送至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判处无期徒刑。
　　在狱中，赵希愚结识了革命先辈陶铸、曹瑛、刘芝明、肖桂昌和罗野岗等人，得到了他们的关心和鼓励，激励着他更加顽强地同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在阴暗潮湿、蚊子臭虫混杂的牢房里，赵希愚经常饿着肚子，眼睛变得深度近视，还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他意志坚强、斗志不衰，和战友们一起坚持斗争、刻苦学习，把监狱当成磨炼革命意志的特殊课堂。1936年10月，21岁的赵希愚以忠贞不渝的革命斗志赢得了组织的信赖，在国民党南京监狱里经人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心愿。
　　1937年9月国共合作后，经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赵希愚等人被营救出狱，并与陶铸、曹瑛等狱中革命战友合影留念。他珍藏着这张珍贵的合影照片，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介绍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又一次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
　　二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派王柏栋回商洛担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领导商洛地区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6月初，赵希愚以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带着省委对商洛党的工作的重要指示，从省委机关驻地泾阳县云阳镇出发了。这是省委接连收到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3月份和5月份两次关于商洛党的工作情况报告之后，决定派他任省委巡视员视察商洛工作的。赵希愚机智地绕过国统区的封锁线、关防哨卡，巧妙地躲过敌特的监视跟踪，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地来到商洛工委机关所在地商洛镇，在显神庙村同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秘密会面。显神庙村距龙驹寨（今丹凤县城）约20华里，位于西荆公路（今312国道）旁，王柏栋的家就在这里。那时，王柏栋的公开身份是商洛镇联队的副官，为了赵希愚的安全和便于开展革命工作，王柏栋把他安排在自己家里住下。
　　赵希愚的到来，让王柏栋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这是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派人来商洛，说明省委对商洛党的工作十分重视。王柏栋随即在自己家里秘密召开了党组织会议，认真地向赵希愚汇报了前一段的工作情况，详细研究了下一步党的工作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随后，两位战友形影不离，特别亲热，经常一起深入社会搞调查研究，同“民先队”队员接触，听取各方面意见和情况反映，召开党的地下组织会议，对党员进行时事和政策教育，一起研究商洛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讨论如何更加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对敌斗争的策略等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之后，赵希愚代表省委对商洛党的工作,特别是王柏栋回商洛不到半年时间所做的大量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比如宣传党的统战政策，深入发动群众成立“民先队”“妇女救国会”“国难研讨会”等进步的抗日群众团体，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等，并对王柏栋在地方士绅、友军和地方武装中的统战工作表示钦佩，尤其是肯定了他利用驻军骑兵师和当地反共顽固分子冯麟生之间的矛盾，组织商洛镇、龙驹寨数千名群众请愿，要回了冯麟生收缴商洛镇联队的100多支枪，又巧妙地说服、动员骑兵师消灭了在商洛一带为非作歹的汉奸武装“黑煞道”，为民除了一大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赵希愚以共产党人特有的襟怀坦白、直言不讳的态度，指出王柏栋在劳军大会上发表的政治演说是暴露身份的错误行为，明确指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要求王柏栋做好撤离准备，待省委指示后立即转移。
　　赵希愚回到省委不久，省委就派人通知王柏栋立刻撤离商洛回省委。接到指示后，王柏栋抓紧时间安排工作的交接，在即将返回省委之时，被反动势力秘密杀害于显神庙的家中。
　　1938年8月王柏栋牺牲后，中共陕西省委派彭一民（彭忠德）回商洛担任工委书记。省委考虑到彭一民比较年轻，参加革命时间较短，缺乏党的工作经验，又派省委党员训练班党支部书记赵希愚为省委巡视员，带领同在省委党训班学习的彭一民、周文斌等回商洛开展革命工作。这是赵希愚第二次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来到商洛，当时他化名陈新，外号“陈瞎子”（因高度近视），公开身份是学生。赵希愚来商洛后，刚刚安排好住处，就同新任工委书记彭一民秘密来到王柏栋墓前，向牺牲的战友表示深切的哀悼。
　　中共商洛工委接到省委派赵希愚来商洛的指示后，大家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因为他来过商洛，在党训班又是彭一民的直接上级，彼此都相互了解，加之赵希愚工作作风严谨务实，工作方法灵活多样，政策理论水平高，工作能力强，商洛的同志对他十分崇敬；紧张的是因为王柏栋书记刚刚被敌人杀害，革命形势严峻，敌人杀机四伏，大家都十分担心赵希愚回来后的安全问题。商洛工委立即秘密召开了地下党组织会议，研究掩护办法和可以担任掩护的人员，最后彭一民书记决定把掩护赵希愚的任务交给具备便利条件的地下共产党员刘福有，安排赵希愚住在比较隐蔽的刘福有家里，对外以在西安上学时的同学相称，并反复嘱咐刘福有要全力保护好巡视员的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家住龙驹寨（今丹凤县城）刘家河后村的刘福有坚定地表示：愿以全家人的性命作保证，不惜牺牲一切代价坚决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掩护任务。
　　赵希愚以其丰富的工作经验，协助彭一民迅速恢复商洛党的组织，及时召开工委和党的支部会议，部署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根据商洛反共顽固势力强的形势，赵希愚和大家一起分析了商洛政治、军队、民团和土匪的具体情况及抗日宣传教育的现状后，随即传达省委关于国统区工作既要积极又要隐蔽的方针，要求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等工作时要坚定信心，积极进行；对发展党员、开展组织活动等具体工作时要特别隐蔽，绝对不能暴露，坚决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商洛的抗日情况比较复杂，地方反共顽固势力强，必须提高政治警惕，严防顽固派的破坏和暗杀活动，对于已暴露的中共党员要设法迅速转移或送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其他党员要严格遵守党在国统区的工作纪律，没有特殊情况不允许乱接头；要贯彻“长期隐蔽，外灰内红”的地下工作方针，近期工作重点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孤立消极抗日顽固分子，揭露亲日分子的“亡国论”；要建立联合抗日武装，做好一旦日本侵略军从河南西峡县打进陕西来，就要在商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准备工作。工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和赵希愚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利用各种关系派党员到地方武装里工作，抓枪杆子，为建立党领导的武装打基础；另派党员打入各级政权中，及时掌握顽固派的政治动向。在赵希愚的帮助下，中共商洛工委又发展了一批党员，恢复和新成立了一批地下党支部，地下斗争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赵希愚在龙驹寨指导工作结束时，根据商南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情况，以及省委打算在鄂豫陕三省边界的商南县发展党的组织、建立联合抗日武装，一旦日军入陕，即可在商南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意见，他告诉彭一民，自己准备回到故乡商南指导并落实这一工作。中共商洛工委书记彭一民从安全方面考虑，建议赵希愚等商洛工委在商南建立起党组织后再回去。赵希愚不同意，坚持要回商南，还说：“共产党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就不敢去开展工作，那还要我们这些党员干什么？干革命只考虑个人安危是最危险的，没有党组织的地方人民更需要我们，革命事业更需要我们，我们的党员即就是遭到顽固派或汉奸的暗害，相信用自己的鲜血必然能唤醒广大民众的！”
　　三
　　1938年10月22日，赵希愚带着一份彭一民让刘玉准备的合法“通行证”回到家乡商南县城，连夜找到在县城南街小学任教的学友汪深容，详细了解红军路过商南后，在富水和腰庄一带是否留下红军战士以及县上国民党的党、政、军等方面的情况，并和南街小学校长董有祯进行了交谈。董有祯向赵希愚介绍了时任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长兼县城关中学校长田紫荣（赵希愚的老师、地下共产党员）的一些情况，建议把他争取过来以寻求支持和帮助。赵希愚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商南的抗日救亡工作要先从教育界入手，可以把城关中学校长田紫荣和董有祯等人争取过来，以打开工作的突破口。正当赵希愚准备通过田紫荣、董有祯等在县城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时，国民党驻商洛预备第一师师长谢辅三察觉到了赵希愚在商南的抗日活动，即密令驻商南连长何竞堂于10月25日早晨率10多名士兵包围了县城后营赵希愚的家，以“汉奸”的罪名公开逮捕了赵希愚。
　　赵希愚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后，其表弟、在富水沐河联保处当差的胡金声前去探视。探视过程中，赵希愚对胡金声进行抗日宣传，讲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就应该组织起来抗击日寇侵略，对阻挠抗日的要坚决打倒，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的抗日组织等抗日救国道理。受赵希愚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胡金声决心组织一支自己的队伍，投奔共产党，并上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为胡金声后来组织、领导富水沐河暴动、发动抗日武装斗争埋下了革命的火种。
　　赵希愚被捕后，汪深容、董有祯和田紫荣等人十分着急，紧急秘密商议营救赵希愚的方案，采取分工负责、分头行动的方式，立即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求救。在赵希愚的兄长赵岱青和董有祯、田紫荣的帮助下，汪深容秘密搭乘由汉口开往西安的军车，去西安向八路军办事处报告情况，请求及时营救；安排在赵希愚家当差的汤显发，到清油河镇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打电话报告情况；通知赵希愚的表弟胡金声，去河南荆紫关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拍发电报，请求营救赵希愚。
　　汪深容于10月27日赶到西安八贤庄后，立即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罗炳辉的秘书，汇报了赵希愚被捕事件。罗炳辉的秘书告诉他已经收到电报，罗主任正在安排设法营救赵希愚事宜，让汪深容放心地回商南去。国民党地方当局于10月30日将赵希愚装在麻袋里，动用一个排的兵力用邮车秘密押解商县。当邮车行进至武关八里湾时，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罗炳辉派员持胡宗南的手谕营救，随即顺利返回西安。
　　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赵希愚在商南被捕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面目及其“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在当时教育了许多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更加坚定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的信心。赵希愚在商南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为随后开展商南全民抗日救亡运动、发动太吉河事变和富水沐河抗日武装暴动、成立丹江抗日义勇军等一系列行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
　　赵希愚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营救出来后，又回到中共陕西省委继续开展革命工作，这件事更加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和坚定的信仰。他清楚地知道，多少次的危难都是党组织救护了他，是群众掩护了他，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是党的战士、人民的儿子。抗日战争时期，赵希愚先后担任中共华县县委书记、渭华地区和汉中地区的省委特派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解放日报社秘书、晋绥第二分区代专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赵希愚曾任中共晋绥雁门区党委秘书长、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豫陕鄂边区前委办公室主任、豫西日报社社长、陕南日报社社长、陕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希愚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群众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东北组和西北组组长、中共鞍山市委书记、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中共旅大市委书记等职。
　　1951年，当赵希愚就要离开战斗多年的故土商洛去异地任职时，同老战友杨永昶谈心说：“我们陕南的老同志不太多了，许多同志都壮烈地牺牲了。我们是幸存者，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进城后要牢记过去在山沟沟里革命斗争的战火岁月，特别是党的地下斗争的艰苦生活，始终保持一尘不染、廉洁奉公的品质，永远做一个人民的公仆！”
　　赵希愚的妻子白琳后来回忆说：“这些年来，希愚大事小事都信守着自己的诺言，我们的小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我因为要长时间下乡做群众工作，一时又找不到老百姓帮助，很是着急，一清早我就跑到报社去找希愚，想让他想想办法。到那一看，他已经熬了一整夜，连早饭也没吃，见我来了只说一句：‘你来了，坐吧！’便又埋头工作。我看他劳累的样子，不忍心打搅他，就走开了。我们从北京调往外地工作时，为了减轻公家的运费负担，把全部厨房用具和孩子们用的东西都送给了别的同志，我想把孩子喜欢的小自行车留下，希愚也不同意。为了装书，组织给我们钉了几个木箱子，希愚坚持让组织作了价才肯收用，他就是这样一个一尘不染、不占国家一分钱便宜的人。”
　　五
　　1967年10月，中央一办的专案小组在审查陶铸案时，发现赵希愚与陶铸在南京监狱里有近5年的亲密接触，认为关系极为密切，决定将赵希愚与陶铸并案审查。当年11月，赵希愚因此被捕入狱。1971年10月20日，赵希愚在北京铁道学院内私设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终年56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陶铸等冤案得到平反，赵希愚也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9月26日，中共旅大市委作出《关于赵希愚同志平反的决定》，撤销1971年10月21日旅大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在赵希愚同志逝世后代表市委所宣布的错误结论，推倒强加给赵希愚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给赵希愚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10月9日，中共旅大市委在大连市为赵希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赵希愚的一生作出了较高而公正的评价。
　　“百战归来认此身”，这是1937年9月赵希愚在南京出狱时，曹瑛同志在他们合影留念的照片上写下的陶铸同志的诗句，今天细细品味，让人倍感亲切、倍受启迪，也更让人感到意味深长。这不仅是对赵希愚革命生涯的最好写照，同时也是陶铸同志对他们几个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战友在监狱里经历血与火的较量、生与死的考验的真实写照，赵希愚同志也一定会含笑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