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国良
　　我现在还有个习惯，每逢出远门，背包里除了装几本书外，还要背上几个馍。三十多年前的背馍上学情结至今还在，记忆犹新，五味杂陈。好多人回忆背馍上学的年代，总是忆苦思甜，放大苦难。但我却一直觉得，小时候能够背馍去上学，这是一生当中感觉最幸福的事情。
　　背笼是老家祖辈们的劳动工具，老家门前屋后都是山，干啥都离不开背笼。人们背的是生活，也是希望。能背着馍去上学，那种快乐真的是无法言说也难以忘怀的。
　　我的老家南沟口离县城有一百多里路，去最近的铁峪铺镇赶集，也要翻山越岭走四十多里路。我们那个村子叫石门村，又叫白庙子，学校是庙宇和戏楼改造的，雕梁画栋，神秘森严。其他东西被搬走了，刻有小楷的石碑被用来铺成台阶，一张宽木板就是课桌，板凳要从自己家里带。我小学的五年读书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记得那时学校每周上六天学，早上七点到校，下午三点多放学回家。我家离学校近，只有二里多路，早上吃饱饭可以坚持到放学，远路的学生就不行了，要背馍来上学。从早上坚持到下午，饥饿感还是时常有的。我就很羡慕那些离学校远的学生能背馍来上学。但近路的同学也有让远路同学羡慕的事，冬天的早晨可以到窑场铲一大盆炭火提到学校，烧红薯烤洋芋，上课时都能闻到香味。下课后，远路的同学给我们馍吃，我们给他们吃烧熟的红薯洋芋。最有意思的是，远路的一个同学三点放学了还没做完作业，被老师严肃地训斥：“学习不用功，就只晓得吃！”看着他的馍袋子，我们哈哈大笑，他也眼睛眯成一条缝，跟着笑。
　　真正背馍上学的日子是我到花瓶子中学上初中，学校离我家有二十多里地。我家弟兄四个，我是老三，父母说不读书识字哪能行，在供养我们兄弟读书的过程中，背馍上学就成了家里最隆重的事，也是我们兄弟小时候最喜悦的事。
　　我父亲是远近闻名的石匠，一台石磨就安装在父亲新盖的房子里，磨玉米也磨麦子。大哥最早从县城里买回一台收音机，放在磨坊里，我们和父亲转圈儿推磨子，母亲忙着箩啊筛啊，一直到深夜。就是大哥买的那台收音机，让我们知道了山外边五彩缤纷的生活，手里推磨转着圈儿，满脑子都是悦耳的声音和神奇的世界。我们上学背的馍，玉米面的居多。母亲烙的玉米馍真的特别好吃，她用我们从山上掐的野小蒜、山韭菜搅拌，烙出来的馍面焦黄，香气四溢，嚼在口里，余味无穷。我们兄弟一个挨着一个要上学，每次都能够背馍去上学，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至今想来，仍感动不已。
　　梦子沟岭是我们背馍上学途中歇脚的最大“驿站”，从油坊坪村来上学的学生也不少，每逢星期天下午，梦子沟岭黑压压一片，全是背馍上学的学生，“叽叽喳喳”热闹得很。有一次我不小心，装馍的口袋从岭上滚下去，我立即跑下去找，馍竟然没摔烂，大家都笑我背的是车轮子馍。油坊坪村有一个同学，我们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芝麻馍”，他父亲是医生，家境好，他每次背的都是麦面馍，上面撒有香气诱人的芝麻。这位同学没有因我们给他起绰号而疏远我们，反而和我们交换着馍吃，芝麻馍真好吃，他说玉米面馍也好吃。
　　但上学仅靠背馍还是不够的，学校早晚只做两顿饭，大都是玉米糁糊汤，有时改善伙食，中午还能吃上糁子面。晚自习后就吃背来的馍了，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背来的馍哪能够，西贝玉河滩就成了我们的露天炊事营地，三个石头支起一口锅，柴草满地都是，水就在河里舀，我们做的“饭”五花八门，大家交换着吃，看谁的厨艺好做得香。
　　我上高中是20世纪90年代，要走四十多里路到铁峪铺中学上学，老家人都叫疙瘩庙高中。那时，学校有食堂，一天三顿饭，伙食也不错，背馍的同学几乎没有了，背馍上学的我就有些另类。母亲怕我饿着，依然给我烙馍，让我背着上学。晚上饿了有母亲烙的馍吃，零花钱都省下了，我再把攒下的钱全买成了书。
　　商洛的山，高大又浑厚。背馍上学，让我积蓄了足够多的能量，翻山越岭，走向更远的地方。三十多年来，老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修了路，有了车，再也不用背笼了。现在，我还常常想起背馍上学的日子，想起父母的艰辛，也一直喜欢吃像母亲烙下的馍。街头巷尾，那蜂窝煤泥炉子打的烧饼肉夹馍是我的最爱，可惜的是，现在流行快餐文化，街上很少能找下那又脆又香的馍了。出门到外地，不背上几个家乡烙的馍，生活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这几年回老家，每每看到快乐读书的孩子，我就不由自主想起小时候背馍上学的快乐情景。老家的乡亲自豪地告诉我，国家政策好，娃们上学再也不用背馍了，一日三餐，有面条有米饭，幸福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