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栋

    陈家坡会议群雕，后排右一为王柏栋。

    陈家坡会议蜡像场景，中间站立者为习仲勋，背对右三为王柏栋。

　　编者按：90年前，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团结带领陕甘边界地区军民浴血奋战，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页，孕育形成的照金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低潮时期，商洛籍共产党员王柏栋随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从渭北进入陕甘边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下，为保卫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积极斗争，成长为一名勇敢坚定的红军指挥员，为日后回乡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之际，本报特刊发此文，以纪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缅怀王柏栋同志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
　　王柏栋是今丹凤县商镇桃园村人，1930年6月在十七路军南阳教导队第二中队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经十七路军党组织介绍，与中共陕西省委接上党的关系。根据组织安排，在教导队学习结束后，王柏栋回到杨子恒旅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十七师四十九旅，先后任见习警卫排长、连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根据党组织指示，王柏栋在学生中秘密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思想，激发爱国师生的斗争积极性。
　　参与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
　　1932年8月，根据渭北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武字区委在武字区游击大队的基础上组建渭北游击队（下设三个分队）。省委为加强对渭北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于1932年底派王柏栋等熟悉军队工作的干部去渭北开展活动，并任命王柏栋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分队队长。王柏栋到渭北根据地后，在区委领导下，随部队多次到三原县南原及富平县南区开展抗粮、抗捐，打土豪、分财物等革命活动，不断扩大革命武装，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3年3月，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下，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下辖渭北游击队第一、第二大队及第一、第二补充支队，王柏栋任第一大队第二分队队长。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王柏栋随部队与王世泰、刘志丹等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1932年12月成立，简称“红二团”）配合行动，共同打击敌人。4月，王柏栋所在第一大队在总指挥部领导下全歼侯家堡驻军一个骑兵排。6月，攻打驻扎在长坳堡的富平淡村民团。游击队在配合红二团打击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同时，组织发动群众在富平、耀县等地开展打土豪、分财物斗争，并先后建立了5支游击队，队伍达一百六七十人。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1933年7月初，省委决定将王柏栋所在的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简称“红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治委员，下设两个连和一个骑兵班，王柏栋任一连政治指导员（后任连长、团参谋长、团政委等）。7月底，红四团为策应王泰吉领导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北上，在三原和富平交界的老户沟设伏，全歼富平淡村张德润地方民团。8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再次对渭北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四团奋力反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渭北，北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照金。
　　此时的照金根据地正遭受国民党当局围攻，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在此艰难时刻，王柏栋所在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以及王泰吉率领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县委领导的耀县游击队相继进入陕甘边苏区，壮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缓解了陕甘边苏区的危机，增强了根据地军民斗争的决心。
　　战斗在陕甘边苏区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以开展兵运工作为基础逐步建立起来的，由最初成立的南梁游击队相继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革命武装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1932年12月，为加快创建陕甘边苏区步伐，省委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任军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1933年3月，为加强党的领导，省委成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金理科任特委书记（后调回省委），习仲勋任军委书记。红二十六军作为西北地区成立的第一支正规红军部队，它的成立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进入崭新的时期。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在省委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下，通过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建立健全党的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到1933年秋基本上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华、旬邑等县边境地区的革命根据地。
　　1933年6月，面对国民党军的“围剿”，因杜衡指挥错误，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部队损失惨重，使照金苏区失去主力红军。8月，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相继进入根据地。8月14日，为尽快组建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确定根据地发展方向和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特委书记秦武山，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特委委员张秀山，省委巡视员高岗，耀县游击队领导人张邦英、陈学鼎，已恢复党籍的王泰吉以及红四团领导人黄子祥、杨森和王柏栋等11人参加会议。会议在习仲勋、秦武山主持下，对三支部队统一指挥机构、领导人选、武装斗争，特别是部队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会议中发生激烈争论，作为红四团领导人的黄子祥、王柏栋等主张各回各地打游击。分散游击的主张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在讨论中，善于思考问题的王柏栋认识到分散行动的弊端，最终和黄子祥等服从组织决定，接受统一行动的战略方针，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服从组织、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操。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参谋长，统一领导根据地内各支部队，开展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不久，王柏栋奉命负责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参谋处工作。
　　陈家坡会议后，在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领导下，红军主力奔赴外线作战，王柏栋随部队参加了照金周围的战斗。9月25日，王柏栋随部队参加智取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的战斗，部队一举击毙地方民团团总，并处决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一批恶霸劣绅，缴获了部分物资、大量银元和枪支。10月中旬，王柏栋随主力红军向北出发，参加攻克合水县城的战斗，消灭驻军一个连以及民团数十人。10月下旬，王柏栋随主力红军在庆阳县毛家沟门等地接连消灭国民党军200余人，缴枪200余支。
　　1933年10月，在主力红军北征、苏区遭受更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被迫从照金薛家寨转移到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总结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作出撤销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简称“红四十二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并决定开辟三个战略区，建立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11月8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杨森为师党委书记。由于照金失守后中共陕甘边特委成员不能集中，师党委代替陕甘边区特委职权。师下辖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第三团、由红四团改编的骑兵团，王柏栋任第三团第一连政治指导员。11月中旬，王柏栋随主力南下，在宜君县杨家店子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120余人，缴枪120余支，最后继续北上南梁地区。1934年春，王柏栋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直属机炮连连长。
　　随之，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苏区的“围剿”也由南向北，多次对南梁地区发动进攻。1934年，在师党委领导下，红四十二师转入外线打击敌人。4月2日，王柏栋随红军主力在合水县西华池全歼王子义团5个营和1个机枪连，歼灭国民党军700余人，取得陕甘边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在西华池战斗中，王柏栋所在连队是作战主力。西华池战斗后，王柏栋随红四十二师南下，支援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作战，为开展反“围剿”斗争、保卫根据地英勇斗争……在革命的洗礼中，王柏栋逐渐成熟起来，并成为一名勇敢坚定的红军指挥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据曾经同王柏栋一起战斗的张邦英、王世泰等人回忆，在陕甘边根据地时期，王柏栋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善于思考和讨论问题，在具体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他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懂得革命道理，擅长政治宣传工作，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部队每到一处，他就召开群众大会，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正是在那种极其艰苦的斗争中，王柏栋经过革命实践，提高了组织和领导能力，学到了很多战略战术和指挥部队的经验。由此可见，王柏栋之所以能成为坚定的共产党员，成为“最忠实、最勇敢、最积极的民族革命战士”（王柏栋牺牲后，汪锋同志代表省委致悼词时给予王柏栋的高度评价），与他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军正规部队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为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而积极工作
　　1934年8月，王柏栋离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回到陕南汉中、商洛一带了解地方革命情况。1935年2月，由惠子俊任书记的中共西北工委和刘志丹任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实现了对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陕甘革命根据地也由此正式形成。3月底，王柏栋离开家乡商洛，回到甘肃庆阳南梁。由于王柏栋回乡期间，曾和红二十五军程启文小分队有接触，而且帮助红军和地方民团建立过统战关系，因此他再次回到根据地时，带来了红二十五军怎样分土地的文件和红二十五军编写的歌谣，为陕甘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帮助。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坪镇，与陕甘革命根据地内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时候，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中共陕甘晋省委在根据地内发动了一场错误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等原陕甘边党政军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被抓，红二十六军包括王柏栋在内的营级以及一些连级干部也相继被捕，造成根据地内的严重危机。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刘志丹等相继被释放。王柏栋出狱后被分配到红一方面军工作，担任地方工作部下属工作队队长，后任总政治部地方科科长，主要任务是了解地方情况，开展宣传工作，为部队筹粮筹款，以补充给养。
　　1936年5月，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红十五军团等部队组成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向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地区扩展，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在迎接二、四方面军长征的同时，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6月，王柏栋随西征部队出发，从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地方科调任红十五军团总政治部地方科工作，后担任敌工部科长，随部队先后到保安(今志丹县)、靖边、定边，宁夏盐池、预旺、同心等地，做群众工作和争取瓦解敌军的工作。西征期间，王柏栋革命斗志高涨，工作积极主动，能够按时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加之很会做群众工作，在部队中很受欢迎。8月，奉党中央指示，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在宁夏同心城主持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李富春、王首道、程子华、王柏栋等7人为成员。10月，在筹委会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经选举产生的县级回族自治政府——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王柏栋作为红军代表出任抗日江湖队政治委员，为落实党的民族自治政策、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作出了贡献。
　　西安事变爆发后，为抵御国民党亲日派进攻，王柏栋随红十五军团奉命南下，从甘肃豫旺出发，经庆阳、永寿、蓝田等地，于1937年1月15日进入商县。由于王柏栋是商洛人，熟悉本地情况，仍被安排做地方工作，组织民众筹粮筹款。2月，红十五军团撤离商县，北上甘肃庆阳整训，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王柏栋因身体原因，根据组织安排，留在云阳镇中共陕西省委（1936年12月下旬在西安恢复，1937年年初移驻云阳镇）做地方工作，对外身份是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民运部干部。8月底，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中共陕西省委以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名义对外开展工作，王柏栋任省委地方科科长，具体负责云阳镇地区党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身患疾病的王柏栋一再向组织请求奔赴前线杀敌。因工作需要，省委派他回到家乡商洛担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组织和领导山区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回到家乡后，王柏栋建立中共商洛工委，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的地方组织，积极培养革命武装，以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杀身成仁的英雄壮举践行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为商洛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