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前，便想起了儿时办年的情景。
　　那时在镇安农村，办年主要是做三件事：杀年猪、磨豆腐、做年糖。
　　临近小年，父亲就把距我家不到半里路的杀猪匠连师傅请来杀年猪。连师傅已年过半百，身材瘦高，面孔像霜后的大枣，黑红的脸颊打满了折皱。但他却很有劲，再大的猪，只要他用绳一套，一拉，一拽，一掀，猪就上了案板。然后，在杀死猪的后蹄上割一小口，用那足有两米长、小拇指粗的铁棍，从割好的猪后腿小口捅进去，一推，一绞，抽出铁棍，再用嘴用力向猪蹄小口里吹气，不一会儿猪就像个猪形大气球一样四蹄朝天地躺在案板上。用沸腾的开水烫过猪毛，一刮，一划，一剁，猪就成了两半，砍下猪头给主人留着祭祖，剩下的砍成一条条长块，放进大篮子里。如果谁家来买肉，不用称，要几斤切几斤，最多差不过二三两，别人也不计较。杀完年猪，父亲还要请左邻右舍打一顿“猪晃”——吃一顿猪下水，陪乡亲们喝几杯苞谷酒，算是迎年酒。
　　腊月二十五六要磨年豆腐。离家不远的地方有眼山泉水井，那水清澈透明，喝起来回甘。磨豆腐时，父亲挑一担山泉水泡上自家种的黄豆，待黄豆泡胀后，父亲便挽起袖子用石磨推，我家那盘石磨直径为一尺，一个人推它不轻不重，石磨推豆花温度不高，转速慢，每转三圈只能填上八九粒黄豆，磨出的豆浆细腻味浓，点出来的豆花白嫩。父亲一手掌勺，往磨眼填豆，一手握磨把推磨，腰肢扭动如舞，两手非常协调，乳白色的豆浆顺磨沿流下落在木桶中，再把豆浆倒进铁锅，烧开后用酸菜水或石膏点豆花。这点豆花可有学问，同样多的黄豆，不同的人点出来的豆花并非一样多，母亲做豆腐是出了名的老手，左邻右舍磨豆腐都请她去点豆花。半个小时后，豆汁就变成了豆腐脑，将豆腐脑倒在豆盒内，上面盖上木板再压上石块，约莫一个多小时，一盒白亮亮的豆腐就做成了，母亲用刀把豆腐划成四方小块，小心翼翼用手托起放在竹篮里。正月来了客，熬上一锅豆腐粉丝炖猪肉，定叫客人大饱口福。
　　到了大年三十晚上，一些地方时兴包饺子，我们镇安小山村里却忙着做年糖。年糖是用苞谷和小麦芽做成的，隔壁的刘大妈就会做年糖。刘大妈那时四十来岁，体格高大健壮，有着男人一般的力气。三十晚上吃过年夜饭，嘴一抹，就直奔我家厨房，这时一块长方形的案板早已架好。“咔咔咔”，钉锤敲击糖饼的声音，清脆而悦耳。敲碎的糖块不大不小，每块二三两左右，足见其身手不凡。这是第一道功夫。灯光下，刘大妈那宽阔的额头泛着红光。父亲打下手，将糖块放入锅。母亲在灶间烧火。刘大妈手握锅铲拌糖稀。炼糖块时，火候的把握很重要，过大，做出的糖焦苦，更视为不吉利；过小，糖稀水分重，那糖不脆，软绵不香，失去风味。刘大妈每每恰到好处，将爆米花往糖稀中一放，就在锅里反复搅拌，垒起一团，然后一双手倏然从滚烫的锅中拿起糖团，“啪”往糖箱里一掷，不偏不倚，正在中央。就着热腾腾的滚气，用刀使力滚压，接着提起无底的糖箱，开始盘条，是谓“条功”。不谙此道的，条就盘得宽窄不一，歪歪斜斜。而刘大妈盘的糖条宽窄均匀，长短一致，令人赞叹。趁糖条冷却时，她悠然自得地喝茶抽烟。俄顷，她一手按着糖条，一手操着锋利的菜刀，只听“嚓嚓嚓”，随着整齐律动的节奏声，案板上切出的糖片便堆积如山了，其刀功的整齐划一，令人叫绝。一片片大小相等、薄如蝉翼、晶莹透亮的年糖，溢来满屋的清香。
　　“吃了腊八饭，就把年来办”。现如今也要办年，可比往日省事多了。市场上买肉要肥有肥，要精有精；各种豆制品花样繁多，各种年糕也风味各异，糖块更是精美绝伦，只要想买，都能大包小包地提回家。可是少了那目睹制作的眼福，少了那自己劳动的汗水，少了那大人孩子一起忙碌欢乐的氛围，那年味就自然淡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