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用途的陶器坯体

褚桂荣展示她绘在瓷器上的山水美景、花鸟虫鱼。

房永良在用古法制作陶器

　　在年近八旬老匠人房永良的记忆深处，始终跳动着一炉窑火，那炙热的火焰，映红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62年，15岁的房永良到家门口的陶瓷厂——镇安县永乐街道庙坡陶瓷合作社做学徒，从此，他的一生都与陶器交织。其间，他见证了庙坡陶瓷最兴盛的20年，享受过被陶器贩子供为座上宾的高光时刻，也历经了庙坡陶器逐渐没落的灰暗时刻。
　　2002年前后，苦苦支撑的几家庙坡制陶坊最终敌不过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一个接一个被迫停产。曾经的繁华湮没在风尘中，除了几处破败的窑址和一些残存的陶器，几乎找寻不到那200多年的制陶印记。
　　2012年8月，庙坡陶器被列入商洛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2023年4月，在镇安县永乐街办党工委及县妇联、县工商联驻村工作队的倾心帮扶下，庙坡村新一届领导班子郑重提出复兴庙坡陶瓷的计划，希望通过宣传、保护、传承、发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擦亮“庙坡古窑”老名片，打造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庙坡陶瓷技艺人才工作室+陶瓷研学基地+乡村旅游”为一体的现代村庄，助力乡村振兴。
　　“庙坡古窑，南山陶祖。复燃炉火，再写春秋。”
　　兴 起
　　庙坡陶瓷年代久远，老一辈匠人告诉记者，有史书记载，镇安县城东10公里处庙坡，古有制陶窑场，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由湖南宝庆府武冈州客民蒋、姜、陈三姓人在此创始创造。据清光绪年间所编的《镇安县乡土志》记载：“南（兰）酒坛，通省（销售产品）唯本境有之，百余年来，独擅利益……瓦碗、瓦盆、瓦罐，运售邻封各厅、县，销场畅旺。”可见庙坡陶瓷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
　　这段荣光的历史在庙坡村也是代代相传。
　　庙坡窑场逐渐形成气候，发展为上窑场、中窑场、下窑场三处，主要是家庭作坊式生产，手艺不外传，这一点陈、姜两家的族谱上也有记载。到民国时期，蒋姓家族衰落，只剩陈、姜两姓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恢复生产的号召下，庙坡陶瓷业稳步发展，其中，陈厚鼎、陈厚胜、陈厚策每年要烧制30多窑陶器。据说，有时三四百名贩子在窑厂门口等待，争抢贩售产品。
　　1952年，镇安县工商业联合委员会成立，庙坡制陶户成为工商联会员，陈厚策、房照启、姜方国、姜方庆、贾方才等17户个体制陶工匠自发组成互助合作社，合伙生产土陶。1955年，改为县办集体陶瓷合作社。1956年2月，上窑、中窑、下窑19户生产户实行公私合营，成立庙坡陶瓷合作社。
　　陶瓷的制作、烧制技术，是工匠艺人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的发明创造，凝聚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艺术性。
　　房永良告诉记者，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陶瓷原料是一种黏土，因其具有韧性，常温遇水可塑，微干可雕，全干可磨，烧至700度可成陶器，烧至1230度则瓷化，可几乎完全不吸水且耐高温耐腐蚀。“制作工艺为原料加工、造型、烧制、上釉等工序。”房永良慨叹，从采泥、粉泥、泡泥、打泥、拉坯、上釉、绘画、入窑烧制到出窑打磨等，要经过十余项纯手工操作，才能生成一件自然拙朴的陶制品。
　　早年间，陶器是人们腌菜、储藏、盛酒、盛饭的生活必需品，经常供不应求。为此，庙坡陶瓷不断增加品类，烧制陶碗、陶盆、瓦罐、陶坛、缸、瓮等多达60多个品种。
　　传 承
　　房永良的一生，可以说是因陶而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房永良的父亲给陈家烧窑，后来，还当上了陶瓷厂的厂长。受父亲的影响，1962年，房永良去了庙坡陶瓷合作社做学徒。
　　他回忆道，才开始连泥巴都捏不稳，从做茶罐、盐罐再到更大的坛子，整整学了三年才达到中等水平。厂里分工明确，有专门上山砍柴的，有专门制作的，而制作的每个环节都不简单。
　　先是要到山上挖土，用房永良的话说就是：“这种土多呈灰色，叫页岩土，下点雨这个土就光（滑）得很。”挖回的土用碾滚碾细，用筛子筛掉砂石，这才能加水和泥，再放置个三五天来增加黏性，这期间，往往要穿着草鞋来回踩，让干湿更匀净。
　　接着，就是最重要的环节——拉坯。“想做啥，碗、罐，还是坛子，做大还是做小，得心里有数。等晾到半干的状态还要用木槌子东敲敲西捶捶，确保器物通体厚薄一样、高度一致，这比拉坯还难学，弄不好可能漏水，一件货要捶40分钟，出的都是暗劲儿，没有三年是学不会的。”房永良说。
　　等陶器干透，就可以上釉了，也就是用80%的黄土加20%的柴灰搅匀，抹上去晾干，烧制16个小时，晾冷之后，才能拿出来，要是高温时取出来一遇冷空气就炸了。
　　连烧窑都有技巧，房永良接着说：“柴搭多了，就烧老了，柴搭少了，害怕会漏水，直烧到釉子变亮才算好，至于火候，也只能时刻守在跟前拿眼睛看。”烧窑的苦让房永良唏嘘不已，近100度的高温长期炙烤，让他的脸上起了火斑，有时草帽都烤着了，眼睛也受不了，长期晒不到太阳的潮湿环境，让他落下了腰腿疼的劳伤。
　　从和泥到出炉，一个匠人要连续劳作将近30个小时不能歇息，吃饭都是家里给送。“虽然苦，一般人还进不来，因为培养一个人太难了，可能几年都不会带来效益，而且在那个年代有指标才能招工。”房永良说。
　　最艰苦的年代，却是陶瓷业的黄金时代。昼夜不停、加班加点地生产，却依然供不应求，每到烧窑时，就有贩子闻声而来，守在火窑门口只待那些形式各样的陶瓷横空出世。“生产的东西不够卖，为抢一个坛子，贩子们你拽半边，我拽半边，有的都把坛子扯烂了。”说到这里，房永良讲了一个趣事，“有一回，几个人抢一个酒坛，把一个老汉的大腰裤子都扯掉了！”原来，这个老汉烧好了酒，却没有坛子装，其他的又代替不了，老汉非要捡个坛子装酒，死活不丢手，才闹出了这样啼笑皆非的场面。
　　这是属于庙坡陶瓷的辉煌，也是房永良和那个年代工匠们的荣光。他们苦并快乐着，27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拿了十几年，却甘之如饴、从不抱怨。
　　1986年以后，国营企业实行私人承包制，房永良承包了一个窑场，每年烧制6000来件陶器。然而，此时的陶瓷业已是日落西山，做出来的东西没人要了，中间搞过技术革新，可是没有成功。
　　对于陶瓷业的没落，房永良有自己的见解：“土陶叫塑料、玻璃、铝制品给代替了，传统手工生产的陶瓷比较粗糙，有时还有些漏水，另外，柴贵了，成本也提高了，人嫌贵都不愿意买了。”
　　2002年，房永良的陶瓷厂因市场需求变化，暂停生产。“捏了半辈子的泥巴，突
　　然失业了，我还能干啥？”房永良迷茫了。
　　此后，由于生活所迫，房永良下过煤窑，去过建筑工地，当过保管员，然而，每当午夜梦回，他总会想起那个窑火通明的年代，有个遥远的声音在召唤着他，那是瓷器碰撞的悦耳之声……
　  复 兴
　　1月1日，记者快到庙坡村时，导航定位显示的是“下窑场”，苍茫的大山里，这个保留至今的老地名，仿佛在诉说着不甘与等待。
　　2023年初，伴随着春天的萌动，庙坡村新一届村委会班子也在酝酿着一个计划：复兴庙坡陶瓷，让古老的陶瓷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一个亮点和突破口。
　　听闻这一消息，房永良比任何人都更激动，他自告奋勇地担负起指导年轻人、修复老窑的重任，并且做起了庙坡陶瓷的义务讲解员。年轻姑娘褚桂荣也辞去了外地的工作，回到家乡刚创办的陶瓷工社，利用所学的美术专业，在陶瓷品上描绘镇安的山水美景、花鸟虫鱼。
　　宏伟蓝图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执行团队：庙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涛，是复兴庙坡陶瓷的发起人。庙坡村副主任姜恭祥，是庙坡陶器非遗传承人，他出生在庙坡陶器世家，师从其叔父姜继安，成为复兴庙坡陶瓷最坚定的支持者。庙坡村专职委员刘国强、村监委会主任黄全玉也都是自小受陶瓷文化的浸染，对这个古老的工艺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不止于此，庙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源远流长的制瓷技艺，也让王涛信心满满、如数家珍：
　　陶瓷技艺赖以产生的核心之一，是当地有大量富含矿物质的白色黏土，且全县其他地方比如高峰连家沟、柴坪东瓜也有这类原料，足以支撑庙坡陶瓷业再次振兴。
　　庙坡陶瓷采取纯手工制作，工艺技术流传至今。制作陶器的主要工具，如车盘、打头、刮板、拨杆、包沿布和原料加工所用的碾磙、泥叉、筛子等工具保存完好。
　　庙坡陶瓷传承人有十余人，原料挑选、加工、制作、造型、烧制、上釉等工序全部保留了下来，全村可从事此项工作的剩余劳动力有218人，通过培训实践，就能成为熟练工。
　　王涛带领村“两委”成员多次赴安康、西安、景德镇实地考察，学习陶瓷新工艺、新文化内涵、新经营模式，并争取县级重点帮扶村项目支持，“目前，我们已建成陶器博物馆，打算再建一个陶器体验馆，复修土窑一座。”王涛说。他们准备发掘过去上、中、下三处火窑遗址，恢复传统的龙窑柴烧形式，并且，将传统陶器的实用功能适当转化，研发一批具有一定实用功能，更多的是展示技艺、馈赠礼品、休闲养生的陶艺器具。“比如，将传统的器型小型化和工艺品化，用陶土生产时下最为流行的围炉煮茶所需的茶炉和茶罐等。”
　　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充分发挥陶瓷工坊的研学功能，组织学生体验陶艺制作，感受传统工艺的奥妙；开办陶艺夏令营，系统性的教授青少年学习陶瓷技艺；为县内外书画、雕塑爱好者提供平台，供他们制作、绘制自己的产品，并帮其完成烧制。
　　“通过建设陶艺展馆和研学基地，发展主题度假民宿，进而打造陶艺作坊村，同时结合尧柏水泥、表功铺公园等地标，串点成线，打造一条工业旅游、文化体验一日游线路，这是县、镇对我们村的发展定位。”王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