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 相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血地。比如鲁迅，他的精神血地是南方的鲁镇；比如莫言，他的精神血地是东北的高密乡。而胡宝林，这位精明能干间处处渗溢着憨厚朴实的陕西汉子，他的精神血地，是关中腹地的雍峪沟。
　　胡宝林的雍峪沟，自然不能跟鲁迅笔下的鲁镇和莫言笔下的高密乡相提并论，因为鲁镇和高密乡，它们已然不仅仅是某个民族灵魂密码的重要载体，更是全人类共同情感和共通智识的一部分了；可当胡宝林将雍峪沟与中国古老而年轻的二十四节气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雍峪沟自然就不是胡宝林一个人的雍峪沟了，关中腹地也就不是胡宝林一个人的关中腹地了，它们猛然间就都有了诸多别的意义。
　　这诸多的别的意义之一，就是胡宝林再一次以散文的形式在丰富和完善着他的文学地理，就是胡宝林以散文的形式在《时光简：二十四节气里的寻常烟火》这本散文集中所继续展现的他文学王国里的雍峪沟，不仅仅是当下正在阔步行进中的关中腹地寻常百姓一日三餐一年四季年复一年凡庸日常的缩影和留痕，更是当下正全面深入地步入现代生活之后中国北方农耕生民起落沉浮、喜怒哀乐与酸甜苦辣的镇痛片和安魂曲。
　　“等不到立春，又匆匆上路，去遥远的城市谋生活”。这是胡宝林这本散文集《立春记》第一段里一句很扎心的话，但这也是我们所有的当下中国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现实。“风中雨中，冷中热中，酸枣树不管人们怎么待承它，依然绿叶、开花、长刺，一副谁也不怕的架势，顾自生长，与塄坎相伴日月。”这是胡宝林这本散文集《立夏记》第二段中的另外一句很令人黯然伤神的话，但黯然伤神归黯然伤神，岁月还是周而复始，雍峪沟仍是雍峪沟。
　　“由初伏、中伏而至末伏，在三伏之中，人当吸取一年当中最旺盛的阳气，也当品思三伏人生的况味。”这是胡宝林这本散文集《立秋记》第五段的最后一句话，季节的更替是大自然的事，人生的沉浮却关乎个人自己的权衡和取舍。“最长的黑夜，最短的白日。一年之中的这一天，太阳把夏至长给雍峪沟的日光收回，又把短的给黑夜补上。它像一杆衡称公道，不欠雍峪沟分毫。”这是胡宝林这本散文集《冬至记》第一段的前三句话，其实不仅太阳是这样，时代、历史、生活、社会等等，亦皆是这样。
　　雍峪沟不仅是胡宝林出生的血地，是他肉身的原乡，是他人生出发的起点，更是他人文成长的驿站，是他散文创作的原点，是他一直以来灵魂图腾的底色与文学地理的锚锭。他笔下的雍峪沟，不仅仅是雍峪沟，而是北方的中国。他笔下的那些坚守在故村的老老少少，不仅仅是雍峪沟的老老少少，而是挣扎在乡村文明与市镇文明罅隙的老老少少。他笔下心花怒放或者泪流满面的寻常生活，也不是雍峪沟的寻常生活，而是当下耕植文化与商业文化、工业文化、互联网文化、数字文化、科技文化等多种形态的现代性文化，迎头相撞或者正面交锋之后的寂阔廖远或淋漓酣畅。
　　二十四节气，只是他观察时代、检视人生、悟省生活的一个角度；雍峪沟，只是他勘验时光、试剑智识、打点阅历的一面镜子；寻常生活，也只不过是他整理自己、瞭望社会、关切变迁的一纸试剂。
　　胡宝林的这本散文集，以二十四节气为经，以当下中国中西部接合处的现代化之后的乡下寻常生活为纬，以全球化、多元化、对峙化、交融化为背景，以自然美、人伦美、传统美为轮轴，以关中西府汉家小院里里外外的点点滴滴为支点，既全方位地展现了传统的农耕民族面对时代质变时的价值错位、意义失衡与人文焦虑，也多维度勾勒了顺天应时的西府男女当技术风景到来时的憨厚坦然、质朴坚贞与从容不迫。
　　当下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格局一直在呼唤与之相匹配的新的文学表达方式，胡宝林这本新的散文集，虽然仍然继续取材于原乡血地的一沟一壑、一草一木、一颦一笑，但他自然清晰地系统化地将之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古老而智慧的二十四节气无缝交融在一起，在展现了新时代山乡巨变与山乡焦虑的同时，也展现了新时代的山乡自信与山乡悠然。
　　在小说创作领域，很多作家一直在坚持去地域化，向世界经典的叙事模式——去地域化努力靠近。可这种一味地或者说故意地过分拒绝地域化的创作思维，也许并不适合散文。胡宝林的这种有意或无意间持续强化地域特质的系列化的散文创作尝试与实践，很显然既是新北方散文写作姿态的一部分有效构成，也是对当下大行其道的非虚构散文构成方式的一种值得期待的改良与丰盈，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蜜质与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