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刚同志将他收集到的200多份民间家藏契约文书，整理装订成册，送我一阅。它的录文、校勘、注释、钤印释文都很精到，图文对照的版面也非常美观。我用了几天时间认真批阅了一遍，感到非常高兴！
　　首先，感谢周刚同志，他在商洛挖掘整理民间契约文书史料方面，发出了第一声呐喊，作出了示范。我知道，他的专业是数学科班出身，但他却是一位文史爱好者。20世纪80年代，他写现代诗，在商洛率先组建诗社、油印诗刊、出版诗集，引领当时的商洛现代诗创作，推动商洛诗歌观念的嬗变；他编印的现代诗集《荒街上的四色猫》出版后，在当时的商洛诗坛引起较大反响，在当时的陕西诗坛乃至全国诗坛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一直热心参与地方文化、党史、方志及个人文集的编辑、装帧设计与出版工作。近20年来，他参与了民国《续修商县志稿》这部大书的校点整理与出版；整理了他祖父周宪章先生的民国遗稿，并将这一珍稀史料厘为《民国时期商县西南地区乡村社会掠影》出版；他还对商洛第一部志书——明代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编修的《商略·商南县集》进行了初步点校整理。这些“点化秘籍”的工作，为地方存史与地方历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受到了文史同道的肯定与称赞。
　　两年前，他就告诉我，他收集了一些乡村家族的家藏契约文书，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便督促他不要轻视民间的这些东西，应妥为保存，尽早整理出来，贡献于社会。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次结集的契约文书竟有这么多，而种类又这么丰富。
　　此事对我来说，也有一些前因。1992年秋天，《人民日报》的领导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了一次新闻业务研讨会，我作为《商洛日报》总编辑应邀参加会议。会议期间，《黄山日报》的总编辑张犁同志邀请去他办公室品茶。在他办公室，我看到他参与主编的《徽商史话》一书，其中讲到该书的大量史料，就是来自他们收集的徽州民间书信、家藏契约、商号账簿等等。此事引起我对民间文书的关注，意识到民间珍藏的契约文书、往来书信、账簿账单等，可能是一笔有待开发的史料矿藏，甚至是一座“富矿”。不期然，近几年不断从新闻报道和学术界的信息中获悉，国家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已将挖掘整理民间遗存的往来书信、私人日记、金石碑铭、契约文书、账簿账单、税单票据、诉状判词、官府告示、纳粮执照、鱼鳞图册、风水书、清白书、婚书等，作为重大历史研究课题，给予高度重视。而且安徽、贵州、广东、福建、江西、江苏等南方各省和北方的山西等省，已成立专门机构，投入大量经费，组织专业人员和高校师生深入乡村田野，对其进行普查与收集，并成规模、成“建制”地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民间史料文集，成果丰硕，受到舆论界的广泛赞许和学界的高度肯定。
　　有鉴于此，我对于周刚同志收藏的部分商州民间契约文书也特别在心。现在，看到他精心点校整理的这部《商州乡村家族契约》，由商州区政协列入“商州文史资料”，并作为重点“文史专辑”予以出版，感到特别高兴！在此，也对商州区政协领导和文史委同志的敏见卓识，表示由衷地赞赏与感谢！
　　中华民族历来十分重视自身历史的记述，五千年文明史不曾中断，著称于世的“二十五史”独步世界，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然而，“二十五史”记载的却多是帝王将相的史绩，底层民众、普通百姓的生存声息、生活情境于史册中甚少。因此，许多前贤不无遗憾地说：“二十五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已。也因此，广泛深入地挖掘整理民间遗存的各类契约文书、村志族谱、往来书信、商号账簿、家庭账单、各类票据以及私人日记、红白事礼单等，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俗话说：“千年墨水会说话。”这些民间文书史料，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是社会底层人际关系、民俗风情、文化氛围、社会演进、宗教信仰等乡村社会状况的最真实、最鲜活的记载。“以史为鉴知兴替”，这些史料作为民间文献，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研究过往历史，做好乡村治理，实施乡村振兴，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相信，我们各级党委、政府的宣传文化部门、政协的文史委，如果能够充分重视此项工作，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更为丰硕的民间史料成果，将为丰富“文化商州”“历史商州”乃至“文化商洛”“历史商洛”的内涵提供更多的史料与文献支撑，也将会为各级党委、政府的现实工作，提供更多的借鉴和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