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商州五十余载，深感这里风景之优美和人物之淳朴。特别是当我结识了邵崇康先生之后，心情为之一振，贤者、贤者。先生是真正典型一贤者。我之所以称他为贤者，一是他是颇有学问的人。1951年至1952年，在西北大学学中文，不但写得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且具有热爱民主、自由，善于与人交流的绅士风度。正因为思想超前，1957年便自然地因为好心提意见而遭受挫折，他颇能自适，虽然心中极为愤懑，却从容以对。几年的劳苦生活，竟把他改变成一代名医。返里后，他以高超的医术，为乡亲们服务，随叫随到，只收很少一点手续费，全心全意为病人减轻痛苦。我有幸到过他的医疗站，他一个人应对着数个病人，说话轻言细语，和病人拉着家常。奇怪的是，病人不叫他医生，而是叫叔、伯、爷，听得我口服心服。二是新时期以来，国家恢复了他中学语文教师职务，然而他已进入老年。于是，他仍用自己的一技之长，继续行医，不过这时他的收费更低廉了。我便问他，收费怎么这样低，行吗？他说他有国家发的工资，给群众看病，只象征性地收点钱，够买药的钱就行了。其时，人们都已经卷入“挣钱”大潮，但邵医生似乎不管这些。领国家发的一份退休金，有滋有味地给老少爷们看病，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发财捞钱的概念。当我接触到一些病人对他的评价，嘴里不由自主地哼了起来：“贤者，先生真是贤者。”三是崇康先生虽然在行医生涯忙碌，却经常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和文坛上发生的事，他自费订了许多报纸，每天都要读，常常记了满本子的要点，为此，他常和我在一起交流看法。有一次他来寒舍，说是要我对平凹先生的《废都》谈谈。他毫无保留地讲了贾平凹关于男女关系方面的描写，说觉得有些下流。我告诉他，这种描写确有实事，可是却是对转型时期一些文人的心理描写的真实写照。“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首先是有了一些人被“废”才引起了“都”的“废”。邵先生一听，抚掌说：“对了，对了，我理解了！”对先生这种诚实坦白的心态，我表示了极大的敬意。
　　我常常这样想，邵崇康先生之所以成为贤者，绝不是偶然的，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有一次，当我和他闲谈时，他笑着说：“不瞒你，我们邵家在商州也算是个大家，邵可立就是我的先祖。”他这么一说，我算是彻底明白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邵先生之贤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原来是有深厚根底的。他的先祖邵可立，那可是明末一大贤！在商州城里，人们一般不知道可立为谁，但一提起邵布政却是如雷贯耳。据清王廷伊修编的《商州志》介绍：“邵可立，字三立，万历戊戌进士，幼贫苦学。及居官，清介端方，有古大臣风范。以山西左布政使致仕。家居淡素，著述维风。天启中，魏党崔呈秀招起复，托疾不应。岁饥，出金带助赈。凡地方利害，一切调剂，白长官兴除之。寿七十，卒。”在这段介绍里，仅魏忠贤党徒招他重新做官被拒绝，就足以证明他是个大贤了。而《陕西通志·卷57·人物》又说：“邵可立，商州人，万历戊戌进士，任山海关兵部主事，廉直刚断，加意人文，建文昌书院，购古今遗书，以教俊彦。尝三劾貂珰，四减关税，修镇东楼。工师恐无大木，忽海上浮若干至，及落成，无盈余者。”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可知，他虽身为兵部主事，却热爱文化，建立书院，真是一个文武兼备的贤者。特别是他三次弹劾奸人貂珰，不畏豪强的大无畏精神，亦足令后人学习。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廷伊的《商州志》提到邵可立家庭远祖，说：“邵氏，相传河南洛阳康节先生之裔，未有的据。四世祖青，明洪武中以孝廉举宜都县令；益，以人举上蔡县令；世高，明经，太平府经历；和，明经，东昌府知事；锦，举人，历官雎州知州。八世榆，恩贡，以孙可立贵，赠参政中大夫，加布政通奉大夫。九世烨，选贡，静乐训导，来宣寿官。以子可立贵，封文林郎、永城知县，加封承德郎，赠参政中大夫，加右布政使、通奉大夫。十世可立，进士，历官山西左布政使。”这么一来，我们就明白了邵崇康的远祖邵可立，又是宋朝著名哲学家邵雍、字康节、世称康节先生的后代。从邵雍到邵崇康，邵家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且历代都有贤者出。因此，商州邵氏，以贤传代，可谓不朽矣。
　　我是一位文坛边上的帮闲者，20世纪50年代初，以工作者身份调至商州，历经半个世纪，所见人士尤多，晚年结交了邵崇康先生，深感有幸。及至知道其先祖轶事，更是身心振奋。今把先生之事和盘托出，以赠贤侄静石，作为纪念。天地玄黄，白驹过隙，人生有限，感事而鸣，这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