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与父亲的论战中，往往我还在搜肠刮肚地遣词造句，准备连续发起进攻的时候，他已早早地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了，战争以我胜利而告终。一开始，我还有点自鸣得意，以为自己驳倒了他，说服了他。可是慢慢地，随着这种情形的反复出现，我却高兴不起来，甚至有些暗自神伤。
　　父亲三岁丧母，使得他备尝人情冷暖及生活艰辛。读初中时，因自然灾害外出讨饭，被迫辍学踏入社会。改革开放后，因父亲长期爱好文学，被抽入县文化馆编故事、写剧本，还在村里当上了生产队长，后又当选了县政协委员。在这些舞台上，他才有了些许挥洒空间，几十年来紧皱的眉头也才慢慢舒展开来。
　　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参加了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杂文创作函授班，由此开始创作杂文，稿件在《杂文报》刊发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数十年间发表文章数百篇，也因此迎来了在省城某报社当记者的高光时刻。
　　犹记那时，家中最多的就是报刊信函。有编辑约稿的，有报社转来的读者来信等。那时的父亲正当壮年，谈笑风生，意气风发，整日里跑前忙后，拼尽全力为一家人撑起了一片天。那时的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伟岸而高大，充满了光辉，我常常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骄傲。慢慢地，我长大了，尤其是走上工作岗位之后，随着经历的增长，对很多人、很多事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也因此对父亲的一些观点、理念以及有些事情的处理方式有了些许质疑，以至不认同，后来直接是反对。随之而来的便是争执，甚或争吵，最后结果往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红脖子涨脸地不欢而散。
　　这种争执往往发生在餐桌上，这是我们父子间最经常的交流时刻。后来，我调到了市里工作，虽然周末经常回老家，但毕竟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少了，客观上少了很多交流的机会。为了避免争论影响气氛乃至父子感情，周末回家一起吃饭时我开始回避一些容易引起争执的话题，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即便父亲主动谈起，我也大多不接话，不再表露自己的观点，只是时不时地“嗯”一声作为回应。
　　前些年，弟弟在外地就业安家，父母也渐渐上了年纪，身边需要人陪伴，我便把他们接到市里与我同住。在一起的时间多了，战火便又燃烧起来，尽管我常常控制着自己，可总也有失控的时候，忍不住接话，于是我们父子之间又争论起来。争着争着，火药味便重了，一个比一个声高，谁也不服谁……时光仿佛又回到了十余年前在老家时的情景。
　　近两三年，在不经意间这种争执竟慢慢消失了，常常是我刚搭腔说了几句，还在蓄势待发的时候，父亲却已不再言语，高挂免战牌，论战竟然就此草草收场，我不禁有些窃喜——我胜利了。窃喜之余又百思不得其解，倔强的父亲怎么可能这样轻易就认输？母亲偷偷告诉我，随着最近几年在一起相处了解，父亲觉得我说话做事终于可以让他慢慢放下心来，那个在他眼里永远长不大的儿子终于长大了，不再需要他操太多的心了。可我深知父亲的秉性，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直到去年的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家时，远远望见了父亲的背影，落日余晖下，那个曾经身板挺拔、大步流星的父亲此刻正微微佝偻着身子，步履蹒跚地向着家的方向走去。我的眼眶突然有些湿润，在一瞬间我蓦然明白父亲老了，那个倔强刚烈、宁折不弯的父亲老了。老得如此让我猝不及防，除了依旧声若洪钟、中气十足之外，他和身边的其他老头没什么两样。这一刻，我为心中曾经的窃喜愧疚不已。
　　父亲的一生是压抑的，他身上有中国旧文人的传统。他身在草野，心系家国，经常与文友、乡邻慷慨激昂地谈论历史时事；他踌躇满志，豪情万丈却无从挥洒，故而把胸中丘壑诉诸笔端，化作文章万千；他执拗倔强，宁折不弯，疾恶如仇，风骨凛然；他忠厚纯良，与人为善，心怀大爱，守真直言。
　　父爱是深沉的，有时也是冷峻的，但骨子里是温暖的。父亲很爱我和弟弟，但他并不怎么表达这种爱，他的表达常常笨拙而生硬。所以，一直以来，我总是感觉与父亲之间有距离，孩童时期甚至有点怕他，这种怕里有敬畏也有爱。直到现在，父亲身上的光辉渐渐褪去，而我随着阅历的增长对他更多的是理解，父亲就像是一本书一样，我开始慢慢读懂了他，因之不再怕他，唯有心中的敬和爱与日俱增。
　　现在，我与父亲已不再争论，我们之间的战争永久地停火了，即便彼此仍有不认同之处，却依然和谐，甚或默契。然而，我却时不时地怀念起那个曾经和我唇枪舌战的父亲，那个意气风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