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背着手从垭口向家里晃悠着，他是走亲戚回来的，带回几枝像高粱一样的穗子，挂在檐下的土墙上。土墙上挂有各式各样的种子，丝瓜种、扁豆种、豇豆种、辣子种、茄子种……洋柿子和黄瓜的种子是用柴灰和成泥团，贴在墙上的，我们金丝峡人叫（bia），多么形象的一个字啊，可惜字典里找不着。
　　爷爷这又带的什么种子呢，他说是从亲戚的邻居家要了点甘蔗的种子。“甘蔗？”我和弟弟没有听说过。“每一粒种子都会长成一根很甜很甜的秆，一咬满口水，比苞谷地的甜秆好吃多了！”爷爷说。我们充满了好奇。
　　春天，地里是青乎乎的麦苗和金黄的油菜花，等麦子和油菜割了又要点苞谷、栽红薯、种豆子。“人要吃，牲口也要吃，哪有地种那闲东西哟！”父亲嘟嘟囔囔地说。我和弟弟期待着那甜秆，那一咬满口甜水的东西。
　　爷爷别着镰刀在后山上转悠。几天后，说他找到了一块荒地，开垦出来为我们种甘蔗。那块荒地在我们黄豆地上头，向阳，长满了灌木丛和葛条蔓。爷爷砍了那些灌木丛，刮了葛条蔓和杂草，晒干后点火焚烧，然后开始挖地。挖了好几天，挖出了三分地。爷爷把这片新开垦的地伺弄得很仔细，刨出了杂木的根，捡光了地里的石头，把土坷垃敲得粉碎，又从猪圈里扬了几背笼渣子粪掺在地里，尔后把这甘蔗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爷爷对我们说，到秋天能割三百多棵甜甘蔗呢。
　　一场雨过后，甘蔗出土了，草也长出来了，地里青乎乎一片，我们分不清杂草和甘蔗，但爷爷分得清，爷爷拿起薅锄，锄了杂草。一个月过后，甘蔗就长尺把高了。比高粱禾子细，比谷子禾粗点，舒展着叶子，拔节生长。
　　爷爷过段时间就要给甘蔗薅一遍草。他发现甘蔗的叶子上长了斑，甘蔗蔫蔫巴巴，像害了大病。细看，甘蔗叶上爬着虫子，而且越来越多。“这东西要收拾，不然甘蔗就枯了。”他上楼取出一些干树根，在石臼里捣着。他踏着石臼，把那干树根捣得稀碎，树根变成粉末时，爷爷的汗衫也湿了一大片。这种树根苦涩无比，虫子闻着就死了，我们那里叫它萝卜药。山里种萝卜，萝卜籽长芽时最容易遭虫害，那个时候又没有农药，山民们发现这种树根捣成的粉末能药死虫子，时间久了，大家就把这种植物称为萝卜药。
　　爷爷把一大包萝卜药撒在甘蔗苗上。几天过后，我们再去，甘蔗叶上的斑没了，虫子都死了，甘蔗舒展着叶子又精神了。
　　小暑刚过，甘蔗已经苞谷秆子那么高了。我和弟弟急着想吃甘蔗，爷爷说：“早着呢，甘蔗穗子才长出来，还不甜呢！”三伏天，雨一场接一场，甘蔗还在拔高、长粗，地里的草也不断地冒出来。天晴的时候，爷爷戴着草帽去甘蔗地锄草，杂草被爷爷收拾得一干二净，爷爷的脸却变得黝黑。秋老虎过后，柿子红了脸儿，苞谷开始麻壳了，黄豆荚胀得圆滚滚的，甘蔗的穗子一天天被秋风吹红了。一个周末，爷爷带我们上山，割下一根甘蔗，分给我和弟弟，甘蔗秆绿莹莹的，汪着水，咬在嘴里嚼着，一股甜水从嘴里流过喉咙直淌到心里。我们坐在甘蔗地边，慢慢嚼着甘蔗，山风吹来，甘蔗林沙沙作响，满地火红的甘蔗穗在山风里摇曳着，甘蔗带着清香的甜水滋润着喉咙，此刻就觉得我们是最幸福的人。
　　爷爷给我们砍了一捆，背回家放在阴凉的地方，能吃一周呢。爷爷让我们好好学习，每个周末带我们上山砍甘蔗，我们盼望着周末，因为那片甘蔗地里有我们的快乐和甜蜜。甘蔗砍回来，我们分给左邻右舍，分给同学们，大家吃了都很开心。20世纪80年代，秦岭深处的小山沟，有口甜的，多稀罕啊！爷爷把甘蔗种子分给邻居，大家在苞谷地边、南瓜地头，到处撒上甘蔗种。每到秋天，庄子里到处都有火红的甘蔗穗。
　　有一年，甘蔗大丰收，爷爷说甘蔗可以熬糖，和熬红薯糖的工序是一样的。母亲学着熬甘蔗糖，三表嫂也来帮忙。她们把甘蔗剁碎，榨出水，用纱布过滤出甘蔗汁，尔后倒在锅里大火熬，锅里慢慢变黏，变稠，大火改成小火，几个小时后，糖熬成了。冷却之后，爷爷把整糖分成小块，母亲在锅里炒着苞谷面，炒得喷香，把糖块放在炒熟的苞谷面里一滚，一颗颗糖粒就不粘了。爷爷把这些糖粒装在一个小瓦罐里，放在高高的壁橱里藏着，像藏宝贝一样。
　　平日里，我们打一篮猪草，背一捆麦子，刮一盆洋芋，或者考了一次好成绩，爷爷都会给我们奖几粒甘蔗糖。那种甜蜜，充盈在心里是幸福的，回想起来，远远胜过我现在得奖的心情。
　　春节前，我回老家给爷爷上坟，远远地望见那块甘蔗地。庄子里几乎没人居住了，那块甘蔗地早已荒芜，又长起了杂木和葛藤。其实，后来我才知道，爷爷当年种的并非甘蔗，真正的甘蔗产自南方，如竹子一样粗大。爷爷种的是一种叫甜秆的植物，也叫甜高粱，但我一直认为它就是甘蔗，是我心中最好最甜的甘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