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超耘先生于公元2024年走完他的人生之路，他走后的这些天里，我常常以泪洗面，先生德高望重，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0世纪80年代，我们两个未曾谋面的人同时调到丹凤县委党史征集研究办公室工作，屈超耘先生任副主任，我是干事。一官一兵，天马行空，因没有办公地方，完全成了我们的两人世界。说一声走，扛起背包就出发，说一声回，各回各家，一天到晚乐此不疲。一段时间后，办公地点有了，人员也增加了，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他晋升为党史办主任，我为副主任。
　　屈超耘先生主持党史办工作期间，白天和同志们一起下乡采访，抢救“活”资料；晚上整理回忆录，撰写烈士传，进入他笔耕的另一个世界。他创作的杂文随笔常见于《文汇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上。特别是1987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话说暗示学》这篇杂文，获得了一等奖，颇有影响。从1986年开始，西安晚报专门给他开设《寂寞庄杂记》专栏，屈超耘先生拟将在党史办工作期间所写的杂文，编辑出版一本《寂寞庄杂记》。该书出版后，社会反响较大，他顺理成章地当选为陕西省杂文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且获得“屈老杂”的美称。
　　转眼到了1989年，屈超耘先生调到地区文化局工作。我和他在丹凤县委党史办共事6年，为党写信史，为烈士立真传。屈超耘先生知识渊博，文笔极好，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写烈士传和给老干部整理回忆录，我写的文章他逐字逐句地认真修改。在他的帮助下，我的文字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他常说，好文章是反复修改出来的。经他修改的烈士传或回忆录，从不署自己的名字。文章在省内外党史刊物上发表后，所得稿费他分文不取。这不难看出，先生写作不为名也不为利。
　　我和先生为征集党史资料，上到大城市，下到山沟野洼，经常在外面就餐，我们实行AA制，有时他抢着付钱，说他工资高。先生一生，仗义疏财，令人敬佩。我和先生相处的时间长了，对他的人品、文品和生活习惯了如指掌，也经常和他开玩笑，给他总结了四句顺口溜：吃饭是以粮为纲，喝酒是野蛮装卸，睡觉脱个精光，半夜起来写文章。这个顺口溜在商洛党史同仁中广为流传。他说，我对他的总结很到位。不难看出先生平易近人，可敬可爱。
　　2012年，我计划出版一本散文集，想请屈超耘先生写序，于是先打电话预约。他应允后，我和爱人带着书稿走进“寂寞庄”，受到先生和他夫人的热情接待，大嫂还下厨给我们做了她拿手的饭菜。先生对我们说，他进入暮年之后，眼花了，手颤了，脑子也不活泛了，故停止了正常的写作，特别是再不给别人写序了。但对老友逢生的书序，不仅要写，而且一定要下功夫写好。于是，他漏夜写了《一个认真的人写的一部认真的书》，2000多字，作为序。书出版发行后，读者反映此序写得生动活泼，耐读耐看耐品。先生逝世后，我每看一次他写的序，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掉个不停，打湿了书页。
　　2025年3月，屈超耘先生的女儿，冒着严寒给我送来其父百天他们子女编写的《秋菊一瓣寄相思——父亲逝世纪念集》。屈超耘先生去世后，子女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他收藏了一张报纸，是2017年9月28日的《商洛日报社会特刊》，只因这张报纸刊载有我写的《凝笔重墨写青史——徐海东在商洛》，可见他对我是十分关注和关心的。我拿着他女儿专门送来的纪念集和《商洛日报社会特刊》，情不自禁老泪纵横。
　　多亏这位良师益友，在他的指点下，我的散文常见于省市报刊，退休后两本60多万字的散文集公开出版，2017年成为陕西省作协会员，这是对我爱好文字的充分肯定。
　　山不老，水长流，常相思，情难已。千言万语无以表达对良师益友屈超耘先生的怀念。我以最虔敬的心为他献上最深切的思念和祝福，愿他在天之灵永享安宁。
　　斯人已去，呜呼哀哉，伏惟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