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西安是一口密不透风的蒸笼，人在里面喘不过气。于是可以不上班的人们，纷纷逃奔凉爽的去处。我和妻子带着孙女，先后在榆林、鄂尔多斯逗留了十来天，满身暑气才算褪了些，便又急匆匆赶回商州老家。
　　不少老同学、乡党都返乡避暑了，于是大家乐得走了你家逛他家，变着花样享受休闲时光。前天几家人相约，去了大河面的刘书政贤弟家，饭饱酒足后，又应唐石虎、王小平伉俪之邀，“转场”到广东坪的邓家台小住。几年前，他们把老院子翻修得简约雅致，细节处满是用心，让人来了就不想走。
　　老唐家与我家所在的板岔沟，相去不过八里许。他和我一样，都是从这里考学出去，毕业后在西安工作了四十多年；而今先后退休，成了能自由支配时间的闲散人。偶尔回老家几天，走在沟沟岔岔里，听着久违了的乡音，心头最是惬意。
　　晚上和老唐蜷在竹椅上，唠不完当年事：谁最调皮捣蛋，偷摘邻家柿子被追着跑；谁高考前熬夜复习，煤油灯把眉毛都熏黑了；“社中”师生“学农”，修了几亩像模像样的大寨田，却经不起一场洪水的冲击；哪位老师最严厉，体罚学生毫不手软……夜深人静了，窗外的蟋蟀叫得欢实，但我睡得格外甜香。
　　次日清晨洗漱完毕，就听老唐在院里喊：“有人来看你，快出来啊。”我赶忙出门，一眼便认出了李火焰先生——我的初小老师。
　　“听说你回来了，我就赶紧过来。”李先生和我握手，指节上的老茧像粗砂纸。“应该是我先去看您啊老师，真不好意思。”我抱歉地说。先生却满脸喜悦：“见了就好，见了就好。就怕这辈子再也见不上了。”
　　见了就好，的确是好。可这份“好”，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冷漠与疏忽。几十年来，我在城里忙着养家、上课、评职称，把板岔沟小学的读书声、黑板上的粉笔字，还有教我认字算数的人，一起埋进了记忆的最底层。这次回来，满脑子都是和老友寻旧的乐趣，竟忘了先生就住在唐家附近，压根儿没想着去看望他。
　　60年代末，政府号召“队队办学校”，先生幸运地成了民办教师。1973年开春，被派到板岔沟小学。那时他二十出头，初中毕业不久，脸上还带着未脱的青涩。若我没有记错，他初任教那几年，月工资是11元，全年外加280个工分。我曾在一篇散文里写过，我的第一个母校，或许是世界上最小的小学：一间土坯房四壁漏风，一块黑板裂着细纹；全班仅有13个学生，却分为一二三个年级。四十五分钟的一节课上，先生教前排的一年级认“山、水、田”时，后排的二年级就低头默背乘法表，更后排的三年级则埋头做四则运算——这便是当时的“复式班教学”。
　　李先生是我的第二任老师，没多少教学技巧，却把心力全用在培养我们上。教我们背《小马过河》，就蹲在地上用树枝画小马，连鬃毛都画得认认真真；教我们练习归并同类项，一遍不行就两三遍，直到我们都点头；还对着报纸上的歌谱，教我们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我一直记得清楚，讲解《少年英雄刘文学》时，先生向我提问：“阶级敌人心死了吗？”我稀里糊涂地回答：“死了。”惹得先生哈哈大笑……
　　自打上了高小，我去了五里外的地方，先生也调到另一个大队教书，见面便越来越少。后来我到县城读高中，更彻底断了联系。不过这些年里，还是零星地听闻了他的一些境遇：不到三十岁就离了婚，此后再无力成家。90年代，科班出身的青年教师越来越多，师资逐渐过剩，地方上便下了政策，辞退了没文凭的民办老师。他拿着550块钱的一次性补偿，卷着铺盖回了家。教书匠复员庄稼汉，种地却已不再是把式，外出打工又没人要，日子就过得愈发紧巴。这几年乡村脱贫、振兴，水泥路修到了各家门口，新楼房起了一栋又一栋，可这些好日子，好像都绕着他走，没让他沾半分边。
　　师生重逢，都激动不已，更满心感慨。握着他的手，感觉像摸着老树皮。一起回忆当年的情景，提说一些人的名字。又聊了几分钟，便没什么可说的了。四十多年未曾见面，彼此之间能交集的话题，毕竟少得可怜。先生觉察到了这份局促，撑着椅子起身告辞：“你们年轻人好好谝，我该回去了。”我急忙伸手拽住他：“别忙走，合个影！”先生却往后缩，连连摆手：“我就不照了吧。”我哪里肯依，拉着他的胳膊往镜头前拽：“老师，得留个念想！”
　　拍照结束，我拿起手机选照片，才发现先生那件皱巴巴的衬衣上，几个破洞格外扎眼，像无声地诉说着日子的窘迫。我这才明白，他方才不大情愿合影，不是客气，是怕这份寒酸被镜头定格。再看他手里攥着的手机，是那种早已经淘汰了的款式，估计也就值二三百块钱，外壳掉了漆，屏幕边缘磕得坑坑洼洼。我尽量语气平静：“等我把照片洗好，让老唐给您捎过去。咱先留下手机号，方便以后联系。”先生点点头，嘴唇动了好几下，才小声开口：“要不……到我屋里坐坐。”我刚要应声，衣角被旁边一位长辈悄悄拽了一下，我愣了愣，只能挤出个难看的笑：“今天来不及了，等下一回吧。”先生赶紧说：“好，好。”
　　我按先生说的手机号给他打过去，他却不会保存。我凑过去试，可那些老旧的按键硬邦邦的，按下去没有反应，就请老唐来帮忙鼓捣。长辈拉我到一边，低声道：“他刚才是口前一句话，你真去了他才作难哩。家里太寒碜了，连个像样的坐处都没有。”我心头一沉，眼前浮现出先生低矮的老屋、黑乎乎的灶台与冰冷的土炕。
　　先生走出唐家院子时，脚步放得很慢。晨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孤零零地映在坡道上。
　　趁主人忙着做饭，我坐在院里翻看刚才的合照。画面中头发花白、身形佝偻的先生，和记忆中那个站在黑板前、腰板挺直的青年，不断在我眼前重叠。先生原本个子就不高，可当年站在讲台上，却透着一股精神劲儿；如今他更矮了，背也驼了，像一株被岁月压弯的老玉米。
　　我收起手机，心里满是怅然：当年，我顺着他铺的路走出了小山沟，却再也没回头看他一眼。如今他依旧困在山坳里，被命运磨成了一个干瘦老人。而像他这样的曾经的民办教师，教过我的，健在者还有好几位。面对李先生，我却只能说些“洗好照片给您捎来”“等下一回”这样轻飘飘的话……
　　“咋就没带现金呢？至少应该给老师发个红包。”妻子在一旁轻声说。
　　我叹了口气：“我刚才也这么想来着，这次只能遗憾了。”
　　愧疚感在我心底翻涌，像山间的浓雾，久久散不去。我唯有无声祈祷，愿光景能善待先生，让他在暮年里多晒一会儿暖阳，真切感受到几分世间的温馨——哪怕只是偶尔路遇老学生，听到一句迟来的“谢谢您教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