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高举“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了伟大的长征。12月8日，部队挺进陕南，开启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征程。在转战商洛期间，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语言先后起草发布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关于商业政策问题》《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穷人不替国民党当侦探，捕杀坚决替国民党当侦探的重犯》3份布告，以广而告之的形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力有效地宣传了党和红军的主张，同时又起到了施政纲领的作用，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发挥了极其独特的历史作用。
　　第一份是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名义发布的《什么是红军》传单：廓清认知迷雾，筑牢军民同心根基。
　　商洛地处秦岭南麓腹地，山大沟深、丛林密布，加之交通闭塞、信息不畅，虽先后有红四方面军、红三军和红二十六军等部队曾转战于此，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队伍的了解还很少。加之敌人反动宣传，红二十五军初入陕时，不少群众对红军如同对待国民党军一样，还有恐惧和疑惑的心理。为了唤醒民众，消除顾虑，取得老百姓的信任与支持，1934年12月10日，也就是入陕的第三天，中共鄂豫皖省委秘书长郑位三在今丹凤县庾家河立即起草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并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广为发布。此传单开宗明义阐明了红军的性质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主要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同时介绍了红军队伍的组成，强调“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贫民、士兵的出身”，是“代表穷人的利益”的，以“打土豪分财物”、免除苛捐杂税等具体斗争形式彰显“穷人队伍”的政治本色。最后还简要介绍了全国红军的基本情况和取得的主要成绩，增强老百姓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信心。《什么是红军》是红二十五军发布的最重要的一份文稿，在随后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广为宣传，最大的贡献是让群众清楚了解到红军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队伍，与代表地主、资本家利益的国民党军队有着本质区别。通过广泛发放传单和秋毫无犯的纪律，党和红军在鄂豫陕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红军形象在群众心中更加清晰和具体，从而激发了他们投身革命的热情，纷纷报名踊跃参加红军，支援革命斗争，为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在《什么是红军》的感召和鼓舞下，在整个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先后有5000多名边区群众参加主力红军，1000多名干部群众献出了宝贵生命。
　　第二份是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布的《关于商业政策问题》布告：规范经济秩序，夯实根据地物质基础。
　　1934年12月19日，红二十五军进抵今丹凤县棣花街道。这里地处丹江沿岸，土地肥沃，人烟稠密，古时为商於古道，商业曾繁华一时。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宣传和军事恐吓，部队到来时，群众大都吓跑了，商户十室九空，“致使商业停滞，商人吃亏，群众卖柴买盐都不便”。为了消除群众疑虑，稳定民心，红二十五军于12月20日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发布《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申明“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缔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同时，申明颁布七条“暂时条例”，其中第一条“凡军阀、官僚、卖国贼汉奸、民团首领以及一切反革命所开之商店，一律没收”，第二条“凡没有参加反革命（即令是地主）的商店，如能遵守苏维埃的法律，仍保证其继续营业”，第三条“凡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行动境内，准其运输行走”，第七条“一切奸商（破坏物价的，造假货的），由红军政治部依照苏维埃法律惩办”，以“法律”的形式，对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商人起到了警示作用，同时为随后建立的各级政权与倾向抗日的地主、商人等建立统一战线奠定了政策依据。第四条还明确指出征税、免税的起点标准和税收的主要来源，第五条指出税收的主要用途是用于“反日、反国民党的作战”，这两条严正声明苏维埃政府实行税收政策和税收用途，对于宣传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第六条“红军没收反革命商店的财产，当即以一部分分给当地穷人”，是红军宗旨在商业领域的具体体现。《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是贯彻庾家河会议的具体措施之一，以其严厉性、可操作性成为红二十五军创建根据地的关于经济发展、商业贸易的法律性文件，对于稳定商业秩序，促进商品流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赢得商人及广大群众的支持，为保障根据地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关于商业政策问题》发布后，红二十五军打击垄断市场、哄抬物价的葛牌镇“逢源和”等商号，对其他中小工商业户给予保护，支持其发展，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当地经济的发展。在进入洛南县城后，对土豪劣绅办的商店予以查封没收，对正当商户予以保护。受到保护的商户，敲锣打鼓为红军送菜送肉，积极支援红军。
　　第三份是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名义发布的《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布告：锚定政权方向，开启苏维埃建设进程。
　　1935年1月8日，红二十五军占领镇安县城。镇安县城是红二十五军进入鄂豫陕边占领的第一座县城。进入县城后，为号召人民群众建立“工农平民自己的镇安县”，红二十五军立即发布《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公开宣示镇安县已被红军占领，并动员群众揭发“土豪劣绅反动首领”，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创造“穷人的世界”，“组织穷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建立穷人自己的武装——抗捐军”等。这份布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宗旨、政策，体现了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创建新苏区的决心和意图，是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色革命政权的宣言书。《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发布后，加速了根据地苏维埃建设步伐。1月底，在镇安的白塔、茅坪、大小米粮川等地成立了第一批区、乡苏维埃政府，在郧西、旬阳、镇安、山阳等四县边界地区开辟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为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和继续创建根据地准备了条件。以此为起点，在根据地内最终建成鄂陕特委、豫陕特委和中共镇安县委、五星县委等党组织，以及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五星、镇安两个县、13个区、70多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
　　第四份是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名义发布的《穷人不替国民党当侦探，捕杀坚决替国民党当侦探的重犯》布告：分化瓦解敌人，保障军事斗争胜利。
　　1935年1月30日，红二十五军进驻柞水县蔡玉窑。为从政治上瓦解敌军，随即以军政治部名义发布《穷人不替国民党当侦探，坚决捕杀替国民党当侦探的重犯》布告。为了团结穷困百姓，布告诚恳指出“各白色士兵、下级官长以及地方穷困兄弟，你们都是受国民党、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的，红军是你们自己的军队，要为红军做事，不要替国民党当侦探”。同时，严正声明，以前“完全念系穷人关系，以宽大为怀，经过宣传释放了，并没有执行红军对于敌人侦探的法律”，但“自此布告之后，再发现为国民党军队、区长、团总当侦探的，红军还是按照阶级纪律严办。倘若是地主、富农分子替国民党当侦探，定处死刑，绝不姑宽。”布告展现了高超的斗争策略：对受压迫的士兵和穷苦兄弟晓以利害，强调红军是自己的军队；对侦探行为实行“宽严相济”——对穷人过往过错既往不咎，对地主富农侦探则“定处死刑”。这种阶级区分政策，既团结了可争取的力量，又震慑了反动势力。布告发布后，在打击反动势力、纯洁干群关系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从而确保了“大迂回”战略的有效实施，确保袁家沟口大捷等一系列战斗的部署得以顺利实现，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起到了很好的政治保障作用。布告发布后不久，红二十五军先后释放了蔡玉窑、文公岭两次战斗的俘虏。此外，布告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媒介，还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不久国民党陕军警备第一旅的一个连就起义参加了红军。
　　红二十五军在商洛发布的4份文稿，形成了“思想动员、经济规范、政权建设、军事保障”的完整施政体系，是创建根据地的一整套“法律”性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稿既是红二十五军革命经验的总结，更是开创、建设、巩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保障和实践探索。历史证明：唯有立足群众需求、精准回应关切，才能构建稳固的革命根基；唯有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才能在复杂环境中实现生存发展。在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进程中，四份文稿所蕴含的“民心向背定成败”的历史智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