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头的工作堆积如山，红笔圈点的标准参数像一张网，将指尖的温度与自然的本真隔开。加工厂的机器轰鸣震耳，消毒水的气味驱散了泥土的芬芳。每当目光在数据间穿梭，我总看见崖畔的山花在风中摇曳——那些生命不懂“合格标准”，却深谙生存的真谛；不知“品牌价值”，却坚守着生命的本真。
　　重访丹凤那日，秋阳如碎金般洒在船帮会馆的飞檐上。这座清代会馆，是船工们用血汗筑起的精神家园。匠人将“八仙过海”刻进青砖时，何尝不是把整条丹江的波涛、船工的号子都囚在了方寸之间？那些商船云集、纤夫弓背的岁月，都凝缩在镂空的雕花里。船工们修建会馆，就像山花在石缝里扎根，既要在风浪中求生，更要在艰辛里活出姿态。同行的老师指尖抚过墙砖，轻声说：“这些石头会呼吸。”是啊，每一道刻痕都是与命运较劲的印记。
　　商山四皓碑林的古松苍劲挺拔，守林人指着树干说：“它的根，比树干长三倍。”松根在岩石下蜿蜒盘结，如巨龙探爪。我忽然想起1981年那个黄昏，在淳化老家，第一次读到《山花》时的悸动。我感受到的是山野生命无法选择的苦楚，是逆风生长的倔强。于是提笔写下：“即就是我羡慕得叶子发黄/牡丹、玫瑰、红梅/又不是我的干爸”——这不是叛逆，是山花不愿攀附、只想开给自己看的倔强，是陕南儿女骨子里的硬气。
　　棣花古镇的午后，阳光穿过平凹文学馆的窗棂，落在手稿上。那些字迹多像商洛山间的藤蔓，在贫瘠的土壤里蜿蜒出丰饶的曲线。贾平凹把故乡的烟火、秦岭的风骨都装进文字，字字句句都带着泥土的气息。解说员说：“他写《秦腔》时，经常对着秦岭发呆。”我懂这种发呆——那是与故乡在进行心灵对话。山花若要绽放，先要听懂大山的沉默；写作者要读懂故乡，先要沉下心来与土地对视。
　　高兴家的豆角藤爬过矮墙，在清风街的炊烟里摇曳。他拿出自己种的花椒，“香得很。”我想起三原的老师傅，坚持用古法熏制腊肉，柴火慢烤，香料细腌。有人劝他改用机器，他却说：“机器做的肉没有魂。”那份固执，与眼前的刘高兴何其相似。突然明白：所有坚守本质的人，都是开在各自领域的山花。不管是作家、匠人，还是审核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生命最本真的模样。
　　在船帮会馆，我说起食品工作与文学创作的相通之处——都要在标准与个性间寻找平衡，在规范与初心间守住底线。就像山花，既要顺应四季规律，又要在风雨中活出独特姿态。当我把诗集翻到《山花》时，窗外掠过一群归鸟，朝着秦岭飞去，它们的身影仿佛在呼应山野间那些沉默的生命。
　　暮色中的丹江依旧东流，水面浮着花庙的倒影、四皓的松涛、平凹的墨痕，还有高兴的花椒香。我终于懂得，山花的宿命不是在春天争艳，而是让根系穿过石壁，抵达泥土最初的记忆，是在山野间活出长久的坚韧。它有自己的风骨——那是在逆境中不屈的勇气，在平凡中坚守本真的执着。
　　回到三原，案头还堆着未写完的诗稿。我知道，我的每首诗都是一朵小花，带着关中大地的厚重，带着陕南山水的灵秀。而有一朵山花，已经在丹凤的晨雾里重新生根，也在我的心底扎下了根。它的使命，就是让每片花瓣都浸透生养它的土地的颜色——那颜色里有船工的号子、隐士的情操、作家的笔墨，还有所有不肯折腰的平凡人的清晨与黄昏。
　　这沉默的山花，是秦岭的魂魄，是丹江的精灵。它开在山野间，开在文字里，开在每个坚守本真的人心中。而我们，都是这沉默山花的化身，在各自的领域里，带着生养之地的印记，倔强生长，从容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