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同事小王倾诉了一桩心事：年过八旬的外公不慎摔倒，舅舅将老人送至其家门口，便驱车离去。最终，是小王与父母承担了送医、陪护的全部责任。他心中沉重：这本应是子女之责，为何落到了他们肩上？
　　类似的故事并不鲜见。另一位年近花甲的友人袁先生，每逢岳父母住院，便成了全天候的“义务护工”。老人的儿子远在百里之外，除了偶尔的电话问候，几乎从不露面。袁先生不禁自问：赡养父母，难道仅是女儿女婿的本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小区里的一位“孝子”。他靠着门卫值班和捡拾废品的微薄收入，十余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着年迈的母亲。
　　这些故事，映照出一个令人深思的现实：在家庭养老的责任网络中，有人正悄然进行着“选择性退场”。
　　这背后，固然有“距离远、工作忙”的现实困窘，但更深层的，或许是一种对“出了钱便是尽了心”这一认知误区的自我合理化。然而，在亲情的账簿上，陪伴是无法折现的珍贵“通货”，而关键时刻的在场，才是孝心最硬的“支付凭证”。
　　故事里的舅舅与儿子，并非没有承担能力——他们或事业有成居于城市，或生活条件颇为宽裕。他们也并非全无孝心，逢年过节的探望与有限的财物支持，成了他们履行义务的“替代流程”。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然而，当父母真正需要贴身照料、情感陪伴与病痛中的守护时，他们却退到了责任的边缘，将最沉重、最琐碎、最耗心力的部分，移交给了其他家庭成员——常常是姐妹、女婿或孙辈。
　　于是，不少老人在现实的冷暖对比中慨叹：“养儿不如养女！”这声叹息背后，远非简单的家庭分工问题，更触及了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激变中遭遇的深刻“偏移”。
　　“养儿防老”的观念深处，凝结着对反哺之情的深沉期待。然而，当赡养被简化为定期的经济支持，陪伴被异化为节庆的短暂问候，甚至照料之责被全然推诿时，所辜负的已不仅是责任，更是对养育之恩的疏离、对手足之情的透支、对家庭伦理基石的松动。
　　这种责任的系统性缺位，其代价具体而深远：
　　于父母，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艰难，更是情感上深刻的被遗弃感与孤寂。物质尚可计量，病榻旁无人守候的凄清，却是任何金钱都无法填补的生命缺憾。
　　于那位“被选中”的尽责者——无论是勉力承担的外孙，还是任劳任怨的女婿，往往承受着超负荷的身心压力。他们个人的生活、事业乃至自己的小家庭，都可能因此陷入长期的被动与疲惫，成为沉默的负重者。
　　于社会，此种风气若蔓延，将悄然侵蚀“老有所养”最根本的家庭根基，加重社会保障体系的隐性负荷，更会持续磨损尊老爱老孝老的温情底线。
　　我们赞赏那些默默付出的亲人，他们的坚守在对比中愈发显得珍贵而光亮。但这份敬意，绝不应成为责任缺位者自我开脱的慰藉，更不应让“能者多劳”演变为对逃避者的无形纵容。
　　真善美的更高境界，在于责任的自觉共担、亲情的自然流转，在于每个角色都主动归位，不让任何一份爱在代际传递中“掉队”。
　　指出问题，并非意在家庭内部挑起指责，而是呼唤一场深刻的伦理自觉与行动复位。孝道，从来不是一场可择时出席的礼节性演出，而是一场需要全程投入、代代接力的生命长跑。它既关乎物质的供养，更关乎精神的陪伴与日常的温暖；它既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更是血脉深处流淌的本能。
　　当父母年华老去，逐渐变得如同我们幼时那般需要依靠，儿女的角色便迎来了生命的庄严对照——这不仅是生命必然的循环，更是对为人子女者良知最本真也最严厉的叩问。
　　我们都将老去。今天，我们如何对待父母，不仅仅是在定义彼此的关系，更是在为未来的自己，预先写下晚年的注脚。若习惯于在责任面前转身，或许也在不经意间，为自己铺下了一条同样寒凉的长路。
　　唯有每个子女都挺起责任的脊梁，让陪伴成为看得见的守护——是病榻前的一杯温水，是日常里的一通挂念，是唠叨时的耐心倾听，是琐碎中的一份分担……让孝道落回它本来的位置，才能共同筑起一个让父母心安、让家人温暖、让文明不失温度的人间。
　　莫让至亲的晚年，在责任的“空席”旁，独自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