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子，指的是塔塔儿人，即鞑靼人。他们是生活在西伯利亚南部的一个游牧民族，后与蒙古民族融合，鞑靼人成为蒙古人的代称，在明初反元时，一般蔑称叫蒙古鞑子。之后，这也成了其他游牧民族的代称。
　　然而，令人称奇的是，在洛南县石坡镇原李家河乡有一处名叫鞑子梁的地方。高高的山梁之上，用层层叠叠的石板建成的石板房随处可见，构成了一幅独特的风景。当地至今还流传这样一首民谣：“鞑子梁，石板房，石板底子石板梁，石板柱子石板墙，石板垒墙墙不倒，情人跳墙狗不咬……”那么，这里为何称作鞑子梁？石板房是谁所建？它和当年蒙古元军有无关系？查阅《洛南县志》没有任何记载，询问当地人也无人知晓，给人留下几多遗憾。
　　偶尔，我在金末元初的重要诗人杨宏道所著的《小亨集》里的几首诗中，找到了一些元军入侵洛南的历史信息。
　　杨宏道(1189-1272)，山东淄博人。早年为了谋生曾远去辽东，由于蒙古铁骑南下，他被迫回归故里。后来家乡也遭受蒙古铁骑袭扰，他便远赴汴京，以荫获刑部差委官。后来又远赴陕西商州、洛南等地，由商洛进入河南邓州，在蒙古铁骑的逼迫下南下荆襄。据记载，他是在正大四年(1227)秋，从甘肃平凉避乱来到洛南，见证了当时蒙古军队攻入洛南的景象。此时的洛南正处在饱受战争之苦、人民流离失所的兵荒马乱年代。他在《投邓州节副刘光甫祖谦》诗中写道：“仲秋八月离平凉，胧月光寒径水黄。弱妻抱子乘瘦马，服玩附行犹一囊。鄠郊蓝水不敢住，东南深杳崔鬼藏。洛南十月戎马嘶，市人散走如惊獐。携妻抱子窜山谷，仓卒不暇持资粮……”反映了这一时期他辗转流离、流落他乡的所见所闻，记录了元军侵入洛南时“马蹄踏破洛南川，回首山城一片烟。”(《中都二首》)的战乱情景，为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外，《商洛地区志》虽无这方面的记载，但记载有“蒙古军都元帅府之印”词条，书中是这样记述的：该印为“银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钮高6.5厘米，通高9.5厘米，边长8.7厘米，重2250克。印背左侧刻‘中书礼部造’、‘元贞元年六月日’楷书两行。左侧刻‘蒙古军都元帅府之印’九字，印文为蒙古八思巴文。元代兵制有蒙古军、探马赤军和汉军之设置。元制‘蒙古都元帅’为三品，与中书令、左右丞相皆为银印。”现存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经查元贞元年为1295年，该印也就是在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25年所制。该印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距鞑子梁不远的柏镇庵附近出土的。
　　我们在考查鞑子梁时，得知这里有金鞍、刘村等村。那么为何叫金鞍？金鞍，从字面理解，是金色马鞍的意思。“金鞍”这两个字里，似乎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它会不会是为了永志不忘、纪念他们是草原马背上的民族而起的地名？
　　从以上资料和情况来看，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推断：当年有一部分元兵残部行至洛南，早已兵困马乏，无心恋战，便选择了在这个空旷无人的山梁就地取材，用满山遍地的石板做墙体、做瓦片，建成简单的房舍，开辟荒山，繁衍生息，从此告别了辽阔的大草原，永远地留了下来，过上了普通百姓的平安生活。故而当地人便将这里称为“鞑子梁”。数百年来，他们与当地人通婚、融合，逐渐被同化。
　　据说，鞑子梁的石板房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种建筑已难以满足人们生活生产的需要，村里的年轻人纷纷下山，现已很少有人居住。要想探究鞑子梁的更多历史，还有待于更多的文史爱好者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