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离开我们近半个世纪了，他虽是商洛山中一位普普通通的教师，但他的传略却载入了《丹凤县志·人物志》，彪炳史册。
　　祖父生于1893年12月4日。祖籍今丹凤县龙驹寨镇刘家河社区。其父是清末秀才，祖父秉承“砚田无税子孙耕，农田虽苦可传家”之家风家训，自幼笃学，1922年西北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留西安的机会，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毅然决然地回到故乡商洛山中当起“教书匠”。先受聘于商县龙驹寨(今丹凤县城)紫阳宫高等小学，因在该校革新教育理念难以实现，愤然辞职。即与周之桢先生1927年一起创办了商县茶房两岭村(今属丹凤县棣花镇)朝阳乐育高等小学。当时受聘乐育小学的大多数教师都是祖父的学生，师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刘老老师”。他所提倡的学习白话文，反对八股文，男不蓄发、女不缠足等革新办学理念很快得到广大师生的支持拥护和实施。
　　祖父不仅认真地讲好每节课，而且还经常利用假期给学生补课，分文不取；既要亲自授课，又要扎扎实实地抓好全校的校务工作，尽职尽责，成绩斐然。在他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1943年和1946年在全商洛专区两次举办的小学会考中，两岭高等小学均获得第一名。祖父从1927年至1946年先后在两岭(先叫乐育，后叫两岭)小学培养的学生共17届，20多个班。1946年秋，凤麓中学代校长马可民先生“三顾茅庐”，赴两岭小学点将，说服时任两岭小学校长彭希祖，聘任祖父到凤麓中学任教(今丹凤中学)。1948年，李含正先生出任商县上寺坡中学校长，李先生又把祖父从凤麓中学请到该校任教。
　　祖父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特别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祖父昆弟7人，他居其首。1937年11月，正在商县中学简易师范班上学的小弟刘焕彩(字丹东)捎信告诉他，要和几个同学赴延安。祖父连夜步行百余里去商县，让小弟放心走，家中的事由他照顾。并反复叮嘱他学好本领，报效国家，把日本鬼子早日赶出中国。刘丹东不负重望，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返回商洛任豫鄂陕边区二地委商洛县委书记兼二十三支队政委，1947年3月12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祖父支持宣传抗日，投身革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省委派王柏栋任商洛工委书记，回商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柏栋早知两岭小学有他的恩师我的祖父刘焕堂(字筱斋)等一批进步教师，于是他以母校为据点，在这些进步教师的支持下，两岭小学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祖父的抗日思想在柏栋的影响下也得到升华。他亲自给学生排演新话剧《半夜鸡叫》《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给学生编快板《张三熬活》等，积极宣传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及时排演岳母刺字、送子从军等十几出社火，宣传、教育群众，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我从事地方党史资料征编工作13个春秋，经常接触陕南游击队副司令员薛兴军等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他们回忆说，之所以地下党将两岭小学作为活动的重要据点，得益于有刘筱斋等一批进步教师的支持和帮助。两岭小学仅1938年毕业的学生中先后有十多人去陕北学习，参加革命工作。祖父的学生中有的成为新中国的党政高级干部，有的成为共和国的将领，有的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专家学者，也有大批中小学教师……他们是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中流砥柱。如今的两岭小学已成为丹凤县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49年6月，商县解放后，56岁的祖父以年事已高，听力视力衰退，辞去中学教师职务返乡务农。他的衣食皆和普通农民一样，经历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他虽已年近古稀，但仍然吃糠咽菜。祖父活到老学到老，当了农民仍坚持读书看报，看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是县上统战部门给赠订的。祖父德高望重，深受百姓的爱戴。新中国成立后，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始，他一直担任丹凤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即使1958年丹凤县制撤销，龙驹寨合并到商县的三年，他仍然担任商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民谏言，为国献策。
　　祖父晚年一直坚持读书看报，才能以知识分子独有的政治敏锐和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分辨大是大非。“文革”时，他告诫我们晚辈不要参加“武斗”，不要批判老干部，不要参与打砸抢……还经常指着报纸上林彪、“四人帮”的头像，对儿孙们悄悄地说“这些狗东西是祸国殃民的当朝奸贼，一天不除国无宁日。”可惜，祖父未能目睹党和人民一举粉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但他一生热爱祖国、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至今仍然是我们每个后来者学习的榜样。
　　祖父于1969年12月23日寿终正寝，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