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周紫芝的《竹坡诗话》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李氏家族有一人做官极其廉洁，公私分明。一天，他正在烛光下办理公务之时，有人送来一封家书。他当即吹灭公家的蜡烛，点燃自家的蜡烛，展读信件。这则“官烛之下不展家书”的故事，无不令人心生感叹，浮想联翩。
　　历史上著名的《官箴》开篇就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这“清、慎、勤”三字的为官之道，被后人称为“千古不可易”。清乾隆皇帝曾手书这三个字刻石宣示，训告百官。而在“清、慎、勤”这三字中，“清”又是摆在第一位的，足见清正廉洁、公私分明、不谋私利，对于为官者是何等的重要！有道是，公私一杆秤，称出清与浊；公私一把尺，量出廉与贪。泾渭分明，楚河汉界，人们往往以此来评判官员的好坏和优劣。
　　封建社会，许多官员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不仅对公财巧取豪夺、以公肥私，而且对私财也肆意侵占，窃为己有，诸如和珅之流。然而，也有一些官员守身如玉，以不贪为宝，留下清白好名声。“一钱太守”刘宠，从百姓临别赠送的钱财中仅取一小铜币留作纪念；“二不尚书”范景文，在衙门堂鼓旁书“不受嘱、不受馈”，宣示清廉自守；“三汤道台”汤斌，三年为政，每日三餐以豆腐青菜汤做肴，从不奢华；“四知先生”杨震，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拒礼，令送礼者望而却步；“五代清郎”袁聿修，为官五个朝代，连一升酒的馈赠都没有接受过，着实令人赞叹！这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历史人物及他们的事迹，并没有因时代的久远而蒙上尘埃，相反，它一直鲜活在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中，成为后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读《邓拓传》，看到一个与“官烛之下不展家书”如出一辙的故事：作为书法家的邓拓，外出常遇到有人向他求索墨宝。一天，四川日报一位领导请邓拓为他题写一件条幅。他答应了，但手头没有纸笔。随行人员告诉报社的同志，请他们明天顺便带些纸笔来。邓拓听了立即制止道：”我个人送给同志们的字，怎能用公家的纸笔？”第二天，邓拓外出路过一家文具店时，自己掏钱买了纸笔和墨等。
　　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自我要求之严也是出了名的。一次，警卫员给彭总泡了一杯茶。他端起来一看，发现茶叶不对，就问警卫员：“这茶叶哪里来的？”警卫员回答：“是管理科送来的。”彭德怀一听就火了：“你就是不动脑子嘛！管理科送来的茶叶，是招待客人的。我个人喝茶，怎么能用公家的茶叶呢？”警卫员笑着解释：“就这么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彭总一听，更加生气：“事情不大，可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白占公家的便宜嘛！”最后，彭德怀拿了一斤茶叶的钱，让警卫员给管理科送去。并明确要求工作人员把公家的茶和自己的茶分开来放，个人喝茶绝不能从公家的茶罐里拿。
　　一根蜡烛、一块铜币、一管纸笔、一罐茶叶，在今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这些为官者的眼中，却并非“小事”，而是关乎是否廉洁、能否树立好形象的大事。“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所有的作风问题，都与公私有联系，都与公款、公物、公权有联系。公私这杆秤，既能称出一个人的人品官德，又能称出人心向背。公生明，廉生威。领导干部公私分明，清正廉洁，本身就是无形的感召力。共产党因此而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因此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敬仰。
　　然而，现实生活中也确有一些党员干部或受封建遗毒的影响，或受金钱物质的诱惑，或有碍家人和朋友的情面，常常忘记了党员姓“公”的属性，混淆了公私的楚河汉界，一朝公权在手，拼命为自己、为家人、为铁哥们谋私利。花公家的钱，买自己的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人民的财富当成了自己的钱仓，肆意挥霍，长此以往，滑向腐败的深渊是不足为奇的。这两年那些屡屡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不都是私欲作祟、贪得无厌而由量变到质变的吗？由此可见，常用公私这杆秤称一称，常用公私这把尺量一量，让公心主宰自己的言行，让私心杂念无处藏身，方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永葆清正廉洁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