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原名陈元喜，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丹凤，现居上海，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流浪无罪》《诗上海》《艾的门》及“陈仓进城系列”(8部)。

　　我说的陈仓不是地名，而是一个作家和诗人。原来的陈仓也不叫陈仓，叫陈元喜，丹凤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市上搞了一次文学评选，我们几个评委毫不犹豫地把诗歌类一等奖给了二十来岁的陈仓，当时有些人很不服气。近二十年过去，时间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证明。
　　那次评奖之后，陈仓便被更多人知道。不久后的一天，陈仓从丹凤上来，说他想见见著名的杂文作家屈超耘(时任商洛市文化局局长)。晚上，我就约了几个文友，带着陈仓去屈老家里聊天。
　　我们几个与屈老已经是很熟悉的亦师亦友的关系，而陈仓当时还在丹凤，又是第一次见屈老，印象中他一句话没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那天晚上的谈话，最为受益的竟然是陈仓。大家自然谈到了人生，谈到了商洛文学的现状，绕不开地谈到了贾平凹、京夫、孙见喜、方英文等等一大批商洛本土作家。屈老说，这几个人如果依然困在商洛山，恐怕就不会那么快地冒出来，就没有那么大成就了。当时他鼓励我们几个，如果可以还是到外边去闯荡闯荡，跑得越远越好，最好能去首都北京。
　　事后多年，陈仓告诉我，那时候他正处于迷茫期，不明白自己的路在何方，屈老的话顿时让他心里一亮，明白自己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过了不久，陈仓就来文创室找我，说自己想去西安看看，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不确定应该不应该鼓励他，就给一家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是1997年底的事情，我以为陈仓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在丹凤县政府部门工作，要想打破这个十年寒窗挣来的铁饭碗和商品粮身份，一般人还是没有勇气的。还有，陈仓虽然不时有诗文发表在《延河》《西安晚报》等报刊上，但是本人对西安的人与事还是一团漆黑，他找我的时候还带了一张西安地图，摊在我的面前查玄武门，查药王洞，查崇新里，满脸写着对十三朝古都的向往。
　　1998年春节过后，陈仓果然瞒着家人，收拾了一床被子几本书，就翻过秦岭去西安了。很快他从西安传回了消息，进入杂志社当了编辑记者。后来我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每次回家路过西安，都会住在他的出租屋里。出租屋是民房，非常小的一间小阁楼，不到十平方米，没有正式的楼梯，搭着一把生锈的梯子，里边更没有厕所、厨房和自来水，除了一张吱吱咛咛的木床与一张桌子之外，连把椅子也没有，写字的时候只能坐在床沿上。
　　其实那时候陈仓就写小说，只不过不是他的主业，他的主业也不是诗歌，而是纪实文学。纪实文学有很高的稿费，已经达到了千字500元，是那阵子作家们为了养家糊口普遍而为的事情。
　　陈仓离开西安，先后到过广州、北京与上海，都是奔着大城市去的，他的薪水也越来越高。陈仓似乎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还是文学的疆界。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到北京了。我说你在南方不是挺好吗？陈仓说，什么叫好？那地方大家都在数钱，根本找不到人谈论文学。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吧？在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刚进门就碰到某某主编了。陈仓所说的地儿，哪个作家会不知道呢？那可是中国作家的心脏。
　　陈仓是一个勤奋好学、悟性很高的人。由于他童年时吃过太多苦头，所以能忍受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这是成就他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常常说他，这些年什么也没有耽搁，在单位里工作不错，也混了个一官半职，是小有名气的媒体人，手下管着一群记者；在写作方面，先是诗歌，在全国的名气比较响，作品频频在各类刊物上亮相，上了《诗刊》与《人民文学》等等，还获得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奖项，参加了诗刊社的第二十八届“青春诗会”。
　　陈仓走出商洛山的十几年间，我是在背后一直注视着他的。他在广州的时候，工作干得非常出色，搞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新闻策划。2001年，有一次到深圳开会，我绕道去看望过他。当我在黄昏时分走进他位于五羊新城的办公室时，他埋头于一堆新闻稿件当中，正在给一位女记者训话，大意是稿件没有写好，没有太大的卖点。那一天，他仍然像个傻瓜似地抬起头，不认识我的样子。在回出租屋的路上，我们在珠江边上走了走，我问他，还写诗歌与小说吗？他说，那东西早就不写了。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太忙了，一天要看十几个版面啊，下班了人都傻掉了，哪有精力写那玩意儿啊？我又问，为什么那么拼命呢？他嘿嘿一笑，不拼命能行吗？流浪在外的人，你干一天就有一天的饭吃，你不干了就得去喝西北风。
　　我才了解到，就是从那一年开始，陈仓离开了他喜欢的文学，这一离开就是整整7年时间。其实，在崇拜金钱的时代背景下，不是陈仓一个人在离开，很多作家都放弃了当初的梦想，即使没有放弃也认为写作是一件很“没劲”的事情。但是陈仓与别人不一样，当他在物质与精神方面聚集了巨大的能量之后，他在不知不觉中归来了。陈仓告诉我说，2008年，上海世博会召开前夕，他参加了一个大奖赛，一首诗拿到了一万块钱，这首诗不但上了电视，还在世博会中国馆里进行了朗诵。在领奖的时候，著名作家赵丽宏鼓励他继续写下去，于是他又重新回归了文学之路。
　　目前，陈仓定居上海，在一家报社工作，他用“打仗”来形容自己的生活状态。问他哪来的时间写作，他回答说，别人休息的时间就是他写作的时候。他经常上夜班，凌晨下班后他会写诗；写小说需要整块的时间，当别人喝酒打牌、游山玩水的时候，他就在家里写小说，清明节一个中篇，端午节一个中篇，中秋节一个中篇，春节一个中篇。作家不怕辛苦，但是最怕的是后顾之忧，陈仓不但解决了生存问题，小日子还过得风生水起，在上海算是有房有车一族了。
　　陈仓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借着出差的机会，转道去看看他。每次见到他，都让我感慨万千，他的进步与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他定居上海之后，我们在上海见过两次面，发生过三件事情。第一次见他，他开着车来接我，我们一起闲逛，一到景点，他就开始打电话，然后就从贵宾通道直接进入了景点。我开玩笑说，陈仓，牛呀！陈仓笑笑说，其实门票也不值几个钱，不找人的话停车太麻烦，而且要排半天的队。第二次是女儿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春运期间买不到火车票，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办法解决，他告诉我说，这事你就别管了，保证咱侄女按时回家！第三天，女儿果然就回到了家。我问女儿，陈叔叔是怎样把你送上车的？女儿说，是乘务员把她接上车的。第三次好像是世博会期间，我到上海开会，凭着陈仓的协调联络，参观一些热闹场馆是不用排队的。这三件事，让我知道，漂泊的陈仓终于在上海生根了，他在这个大都市有了自己的人脉。那天晚上，另一位朋友的客人留宿，我没有办法订到新的房间，正好被陈仓知道了。他说，去我家吧。我也想去他家里看看，等我走进陈仓的家门时，才发现他一家并不住在这套新房里，一百平方的房子成了他的书房。我独自一个人享受陈仓的书房，看看那一排排的书架，看着四处摆着的奇石与字画，发现今日的陈仓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吃穿都有问题的陈仓了。他终于安定下来了，根在向那块土地里扎了。临走的时候，陈仓还送给了我两本书，一本叫《诗上海》，是赵丽宏先生作序的，被评论家称为一部“诗歌导游手册”，还有一本是《传世博》，八十幅世博图片是陈仓给配的诗歌。
　　2013年的一天，陈仓给我打电话说，他见到了莫言。那是在山东高密莫言的老家，因为他的又一本诗集《艾的门》获得了第三届红高粱诗歌奖。陈仓回归文学后，他除了诗歌还在继续，突然在小说方面有了不凡的表现，先后在《花城》《江南》《清明》《钟山》《上海文学》《长江文艺》等刊物陆续推出了16部中篇小说，且大部分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转载，4次进入“年度作品选”，多次入围年度小说排行榜，4个中篇小说被推荐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还获得了“上海市首届(2013年度)作品奖”和“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展大奖”等权威奖项。
　　他的进城系列小说被认为是当下的《陈奂生上城》，是为“一代进城者写史，为大移民时代立碑”，引起了中国文坛不小的关注。今年4月份，红旗出版社一下子推出了他的8本“进城”系列小说集，不但被《北京晚报》《钱江晚报》《东方早报》《青年报》大篇幅报道，成了社会关注的文学事件，还引起一系列的社会话题。
　　今年正月，陈仓带着一大队人马，有导演，有摄像，有作家，不远千里，直接冲进了丹凤县的塔尔坪。他们一方面是根据陈仓的小说，前来拍摄一部微电影，也是为把陈仓的小说搬上银幕而来踩点的；另一方面，他们是带着好奇心踏上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的，因为在陈仓的每一部小说里，都有一块神秘的、即将消失的、让人魂牵梦绕的土地，那就是陈仓的故乡塔尔坪。
　　刚得到消息，经过相关部门推荐，陈仓即将进入鲁迅文学院参加“中国作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相信这既是对他创作成绩的认可，也为他未来的创作提供了帮助。在文学非常不景气的今天，陈仓能够突破重围在全国的大舞台上冒出来，这应该是他坚持理想的结果，也是岁月到了应该偿还他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