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部分队员 　　前排右为吕英杰
　　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部分队员 　　后排左起翟碧文吕英杰胡秀英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有这样一对兄妹，他们弃职从军，自愿奔赴前线，出生入死，救死扶伤。他们就是洛南籍的吕书林与吕英杰。在全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对他们的后人进行了采访，也一起了解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为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兄妹携手上前线
　　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吕书林与妹妹吕英杰，是洛南县保安街人。父亲吕彦启信奉基督教，又颇懂医术，一直在洛南布道劝善，行医济世，扶危救困，颇受乡邻的爱戴。父亲的这些举动，也深深地影响着兄妹两人，使他们从小便受到宗教与医学的熏陶。
　　十几岁时，吕书林就和妹妹吕英杰一起前往西安学习医学并从事医务工作。“我舅舅在西安广仁医院，我母亲在省立医院。”吕英杰的女儿王宪琴听母亲说过，当时医院的学生主要是社会上的穷苦人，因此都是一边学习一边侍候病人。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事变发生后，从山西中条山、河北古北口、东陵沟、卢沟桥、张家口等地辗转运送到西安的伤病员与日俱增，各个医院的楼里楼外、台阶过道到处都是亟待救治的伤病员。看到战士们为保家卫国而缺胳膊断腿、腹部被刺刀戳穿甚至肠子都流出来却得不到及时救治，吕书林的心如刀绞般难过，只能暗自拿着药品、纱布等，与同学前往伤员聚集的八仙庵，给伤员喂饭、换药、洗衣服、代写家信。亲眼目睹伤员的痛苦情形，再听他们诉说抗日前线的战况及日寇烧杀抢掠的残暴罪行后，这些热血青年们义愤填膺，再也不能安心在校学习，一心想到抗日前线去杀敌。恰好在此时，同为洛南乡党、在西安同仁医院中正街分诊所从医的罗锦文发起了组建救护队上前线的倡议，兄妹俩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舅舅当时有意考验母亲的决心，就说了前线的艰苦与危险，问我母亲怕不怕，我母亲很坚决地说不怕，兄妹俩就这样作了上前线的决定。”王宪琴说，那个时候舅舅21岁，母亲才刚刚17岁。
　　■翻院墙踏上革命路
　　距离约定去前线的日子越来越近，却不知怎么被学校知道了。“听我母亲讲，学校为了阻挠他们关了校门，门房也增加了值班人员，本校师生只准进不准出，要从大门出去是很困难的，她和同学们急得抓耳挠腮，最后没办法，只能一个人踩着一个人的肩膀从院墙翻出去。”王宪琴回忆道，母亲一直记得最后剩下的同学叫胡秀英，是年龄最小的护士，最后是从太平间跑出来的。
　　就这样，包括吕书林兄妹在内的14名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终于聚在了一起，虽然来自不同单位，他们却一见如故，相互间亲如兄弟姊妹。他们先来到八仙庵附近的一个教堂里，第二天晚上到火车站爬上了“闷罐子”火车，告别西安，向山西进发。第三天下午到达陕西军事重地潼关，在教会歇息了一晚。次日早餐后，吕书林雇人力车拉着行李来到黄河边，只觉北风呼啸、浊浪怒吼、寒气袭人，码头上找不见一只船。他沿着河边找来找去，终于在一个避风处找到了一只渡船。由于队员们都是第一次坐船，看着小船漂浮在大河浪涛之上，心情都很紧张，有的脸色苍白，有的头晕恶心，但没有一个人出声，都在尽力克制着自己，并设法保护别人。约半小时后，吕书林一行顺利抵达山西省风陵渡，又从风陵渡火车站搭“闷罐子”火车前往临汾。到达临汾时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一行人在救护队队长罗锦文的带领下找到一家饭馆，洗脸、吃饭，同时打听去刘村八路军兵站的路线。饭后，各自带着行李，步行20余里来到兵站，歇息一晚后，又继续向位于洪洞县高公村的八路军总司令部进发。
　　■前线路上促成好姻缘
　　救护队员奔赴前线的路上，还孕育了一段为人称道的爱情佳话，两个志同道合又彼此爱慕的年轻人在革命的道路上结成了终生伴侣。原来，在大家长途跋涉的过程中，一位名叫崔海潮的男队员对女队员刘世杰一直非常关心、照顾，两人常常互相倾吐心声，为彼此打气鼓劲，崔海潮还经常给刘世杰讲解护理经验与医药知识，这一切吕书林都看在眼里。既然两人情投意合，又有利于工作，何不促成这对革命路上结下的好姻缘？在吕书林的搭桥牵线下，崔海潮与刘世杰终于喜结连理。
　　举行婚礼那天，礼堂打扫得干干净净，桌子上摆满了香烟、糖果，全院的工作人员和部分伤员参加了婚礼。院长在讲话中热情赞扬了崔海潮、刘世杰在革命斗争中结成的姻缘，并希望夫妇两人在救护伤员的工作中作出更大的成绩。在大家高唱抗日歌曲声中，崔海潮与刘世杰的婚礼圆满完成。
　　■救护队受左权热烈欢迎
　　在高公村，救护队受到八路军总部卫生部的热情接待，部长姜齐贤高度赞扬了救护队员的爱国行动：“你们是全国第一个志愿上前线的救护队，长途跋涉，很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可救护队员们都参战心切，不顾疲乏的身体，纷纷前往附近的医院看望伤员，队长罗锦文还给一个患急病的病人做了切除痈疮手术，队员们的医德与医术让广大伤病员看到了康复的希望。随后，八路军总司令部设宴招待，并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会，副参谋长左权致欢迎词说：“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的同志们，不远千里，不畏艰苦，奔赴抗日前线。由于战事紧张，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不能亲自接见大家，我代表他们及八路军总部表示热烈欢迎。你们这种忧国忧民的行动，应受到人民的尊敬。你们是炎黄的好子孙，人民的好儿女，是全国青年学习的好榜样。”吃过部队精心准备的大米饭和炖牛肉后，左权与救护队的队员一一握手，吕英杰一生都对这次亲切的接见与隆重的招待深为感动。当天晚上，血花剧团还为大家举办演出，演唱了《平型关大捷》《打回老家去》等歌曲。
　　考虑到救护队成员大都是青年学生，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加之当前战地日益扩大，前方需要的医务人员越来越多，卫生部便将救护队成员分配到部队的各个医疗卫生单位去，队员们参军入伍，成为八路军战士，开始了军医生涯。“我舅舅分配到延安第二后方医院第四所，我母亲留在八路军总部医院。”王宪琴说。1938年春节临汾失守后，吕英杰与其他3名女队员一起从佳县冰桥过黄河到陕北，前往延安卫校一边学习一边训练，1939年4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塞县做了医助。
　　■战场上救死扶伤手术台上的抗日英雄
　　随着晋西北战场战斗日趋频繁、激烈，伤员剧增，救护工作异常繁忙。吕书林所在的第二后方医院驻在延安十里铺，医院设在周围10多间民房和窑洞里，分布零散。全所只有5个医生，要管四五百名伤病员，仅查一次病房就需要两三个小时、步行五六里路。除过查房外，吕书林的时间大都用来为伤病员动手术、做治疗，就连吃饭、喝水都在手术台边仓促解决。就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同抗日的当口，国民党顽固派却百般刁难，阻挠抗战，故意减少药品供给，造成前线药品、器械奇缺，大家只好冒险到敌占区购买，一些常用药如陈皮汀、生姜汀、豆蔻汀、远志汀、鸦片汀等能自己动手配制的就自己配制。药棉、纱布都是用过后再洗、蒸、煮，消毒后再用，直到不能再用为止。给伤病员做手术的条件更是现代人没有办法想象的：截肢没有锯子，就用老百姓家锯木头的锯条代替；琢骨头没有锤子，就借老百姓的钉锤；女同志发生难产，接生时又没有产钳，为抢救大人生命，只好拿伙房的秤钩钩住胎儿拉出来；破伤风必须注射破伤风疫苗，可就是没有，有的伤病员硬是因为无药可用而白白牺牲。在伤员日益增多、药品器械奇缺、设备简陋、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吕书林、崔海潮与刘世杰想办法挖掘民间土方、验方，亲自到十里铺以西的高山上采集中药材。经过吕书林的治疗，百分之八十的伤病员都恢复了健康，大部分重返前线、勇敢杀敌，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力。
　　■遭国民党逮捕险丧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吕英杰从前线回到商洛，本以为能安享和平，却因参加八路军抗日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吃尽了苦头。王宪琴据父亲冀居先早年回忆称，当时吕英杰被押解到原商县监狱收监时，国民党专员公署大门两侧墙上写着“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漏网一人”的大幅标语，令人心寒胆战。幸而父亲冀居先早年就参加共产党，并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地下工作，在母亲入狱后，父亲联系地下党组织积极营救，经多方努力，母亲终于被取保候审，直到商洛解放，母亲才彻底恢复自由。
　　全国解放后，吕书林和吕英杰兄妹俩都在商洛从事医务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王宪琴说，作为后辈的他们，舅父和母亲在战争年代那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为抗战胜利所作的贡献，值得他们永远铭记和学习，他们会把这种革命精神发扬光大，爱党爱国爱家，认真学习，积极工作，以此告慰舅父和母亲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