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经做过国民政府行都的洛阳战略地位尤其重要。陇海铁路贯通全市；西有崤函之固，连通关中；东临平汉铁路，连接黄河中下游和江淮流域；北有黄河天险，南接伏牛山脉，是遏制中国西北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咽喉所在。全面抗战开始后，随着豫东、豫南的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在河南的政治、军事重心完全转移到了洛阳。1938年6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郑州迁至洛阳，河南省政府也于同年7月由南阳迁到洛阳。
　　1943年秋到1944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为了挽救其灭亡的命运，日军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发动旨在打通中国东北到东南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其中，以夺取洛阳为主要军事目际的中原战役，即是豫湘桂战役的第一阶段。为此，日军集结了15万精锐兵力，在1944年4月17日向洛阳发起进攻，又从满州、华北紧急调来两个师团计4万人，届时日军入豫总兵力接近20万。战前日本飞机就开始频繁空袭洛阳，据统计，从1937年12月至1944年5月，日军先后动用469架次飞机轰炸洛阳城，炸毁房屋数千间，居民死伤数以万计。河南省政府、洛阳发电厂、洛河大桥、伊河大桥、河洛图书馆、国民政府礼堂等要害部位建筑及公共设施均遭日机反复轰炸。
　　而此时，集结在中原的国民党军队亦有40余万之众，两倍于日军兵力，缘何到头来反使洛阳落了个“孤军守孤城”的凄惨境地？原来在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与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汤恩伯唱起了对台戏。蒋鼎文在临战之时，手中无可用之兵。按蒋鼎文自己的说法，他“当时战区所能控制部队，唯一○六师而已”，而汤恩伯所率的20万中央军却驻守在豫东一线，汤将他的长官部设在远离洛阳的叶县，根本不听蒋鼎文调遣。蒋鼎文自己当时对日寇袭击洛阳的认识也相当模糊，他以为自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之后，第一战区与日军隔河对峙已越三年，敌人一直未能突破黄河南岸防线，即得益于他所部署的从渑池到洛阳的上万个碉堡。他甚至认为日军会慑于国军的强大威力，不敢冒然侵犯洛阳。1944年5月，他召开过一次军事会议，建议大家把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带好，并看管好文件，一旦情况有变，尽快向后方转移。正因为此一战略部署，使得洛阳守军战斗力大打折扣，也为后来担负守城任务的武庭麟的15军(欠1团)及94师落入“孤军守孤城”的悲惨境地埋下了伏笔。
　　另外，大意轻敌，未料到日军会出动装甲部队配合作战，也是中原会战国民党军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蒋鼎文《关于中原会战溃败原因之检讨报告》中，蒋曾直言：“当敌人集中时，屡报敌似有装甲部队……初未料其装甲第三师团之出现……战区为应付此种部队，曾经请派山炮兵及战防炮各两营，未获邀准。……然以血肉之躯，挡装甲部队之锋，终难限制其活动。敌骑兵与装甲部队配合，行动飘忽，势如疾风，以致战局全盘失利。”
　　另有资料显示，1944年10月日军在调配架桥机修通黄河铁桥的同时，即将部署在内蒙古的第三战车师(师团长官山路)调来河南，并把关东军的一部航空兵拨归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使用，助其部署中原会战。据日本防卫厅编辑的《一号作战之河南会战》资料记载，日军京汉作战(即中原会战)期间，共动用兵力14.8万人，战马3.3万匹，汽车6100辆，火炮269门，坦克、装甲车691辆(含坦克225辆)。另外日军第五航空军第二飞行团各种飞机168架参战，还得到驻武汉的第一飞行团配合，作战期间日军共出动飞机1700架次。而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轻武器较足，而支援火力以廹击炮为主，缺乏重火炮等，尤其缺乏反坦克武器，仅12、13、14、29、85各军有战防炮，其余参战各部队均无。空军方面，因汽油供应缺乏等问题，所出动飞机仅400余架次。
　　5月14日拂晓，日军向洛阳发起全线总攻击。洛阳守军奋勇应战，双方肉搏数次。15日凌晨，日军数次冲入东关、南关及山陕会馆等处，均被洛阳守军击退。5月22日，国民党飞机给15军投送蒋介石20日手令：“着仍固守洛阳，勿轻信谣言，至迟一星期，我必负责督饬陆空军增援洛阳。”根据这一命令，洛阳警备司令军武庭麟(15军中将军长，河南伊川籍人士)再次变更部署，除东、西车站各置有一部保持据点外，15军主力全部撤入城内，与94师合力守卫城厢。但是，蒋鼎文、刘峙拒不执行蒋介石驰援洛阳的命令。早在5月7日晚，蒋鼎文即带大部队逃出洛阳，将岌岌可危的洛阳城交给了武庭麟。5月10日凌晨之时，蒋又将第一战区指挥所由宜阳转移至洛宁。坚守到5月26日早，洛阳守军伤亡已很惨重，弹药也已告罄，蒋介石手令中所说的援兵又迟迟未到，武庭麟部与第一战区司令部通信联络也失去联系。20天的浴血奋战，15军1.8万名官兵仅存官佐316人，士兵1795人。在此情况下，武庭麟只好命令部队开始突围，洛阳城终于陷入日寇之手。
　　据国民党后来编写的《抗日战史》记载，第一战区在此次战役中，共伤亡官佐817名、士兵18327人，日军伤亡4000人。而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统计，日军伤亡3350人，中国军队阵亡32290人，被俘7800人。第一战区在战役结束后所作的检讨中也承认：“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确也属于事实。
　　(二)
　　中原会战前后历时38天，国民党失城38座，河南省几乎全部陷落于日寇手中，气得身在重庆的蒋介石一个礼拜寝食难安，两眼发赤，逢人便骂，一怒之下，责令将蒋鼎文、汤恩伯二人双双撤去职务。同时，任命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郭寄峤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蒋鼎文自己也认为中原会战的失败是他“治军、从政40年来最大挫折”，“此一段血的教训，深足警觉，确有坦白的检讨之价值”。所以检讨中，一方面自请罪责，另一方面又找出诸多理由为自己开脱罪责。1945年后蒋鼎文弃官经商，基本脱离军界。
　　撤职后的汤恩伯，觉得继续呆在河南甚是尴尬，遂于1944年7月中旬，带着幕僚和随从机关来到豫陕交界的商南县。新任商南县县长杜德霖对这位败军之将仍不敢怠慢，殷勤接待，将其住地安排在城关小学之内，并于次日在城隍庙召开欢迎宴会，为汤恩伯接风洗尘。
　　这时的商南县城里已是人满为患，不仅是郭寄峤所率的国民第27军及第一战区商南指挥所的驻扎地，而且第七后方医院这时也由中原撤至商南，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充塞东岗坡塬。加之，为加强陕东防线攻防，作战部队调动也颇为频繁，使本来就狭小的商南县城一时显得十分杂乱而且拥挤不堪。在这种情况下，心情沮丧、情绪低落的汤恩伯已无心在县城再继续呆下去，欲选择一处比较幽静的地方赋闲静养，在杜德霖的热情推荐之下，终于选定了西距县城约30里地的清油河镇一个叫做涧场的小村落。这是一个有山有水、环境十分幽静的地方，村前有阵阵飘香的稻田，村后有层层梯田和茂林修竹，村子人家也较少，离清油河街距离也不远，镇街之南即是通畅车辆的西荆公路，所以汤恩伯对暂居于此较为满意，遂将自己的行辕设在村东靠近河边的王子文家。王家是一个独立小院，有正房6间，厢房4间，汤下榻于正房，卫士们则居住在厢房。其余警卫营、参谋处、副官处、人事处、军需处、通讯处、军法处、分监部、情报处、军马队、军乐队、军事法院等均围绕汤的行辕分散安排在刘家凸、小房沟、何家湾、三官庙等处和清油河街上。
　　汤恩伯在清油河安顿下来之后，9月上旬履新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便借这块“风水宝地”召开了“豫中会战检讨会议”。会场设在清油河街上的小学大操场。会议规模较大，第一战区所辖的部队团职以上的将官和河南省专员以上的行政官员全部出席。会场四周布满了大幅标语，其主要内容是沉痛悼念在中原战役中为国捐躯的抗日将士和要为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讨回公道之类的口号，会场气氛相当郑重严肃。
　　在检讨会上，陈诚拉下老脸，并不顾忌同乡的情面，借着整肃部队军纪作风的名义，对汤恩伯横加批判指责，将豫中败退的责任几乎全都归罪于汤恩伯所率部队的“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和官兵不和。方策、鲁涤平、马乘风等高级将领及河南省政府的大员们，还在会上厉色指控汤在中原会战中的“十大罪状”。时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长少将刘培初，也跳出来按陈诚会前所定调子，狠批汤恩伯，并声言要求蒋介石予以严惩，勿纵罚魁。在陈诚的胁廹下，汤恩伯昔日骄横不世的威风顿扫一空，只好硬着头皮检讨自己在豫中会战中所应承担的罪责。当然，与蒋鼎文长达八页将近7000余字的《关于中原会战溃败原因之检讨报告》的诚恳态度绝不相称，但也多少打掉了这位专横跋扈的悍将的威风和嚣张气焰，达到了陈诚召开检讨会的预期目的。
　　汤恩伯(1898-1959)，浙江金华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26年投靠蒋介石，成为蒋的亲信。1934年因进剿江西苏区有功，1935年4月由陆军第13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晋升为陆军中将。抗战中期成为主政河南的一方诸侯，开始疯狂扩军，着手建立自己的派系，其主要将领有王仲廉、石觉、陈大庆、张雪中等，当时与陈诚、胡宗南并称为黄埔系的“三大派系”。由此引起蒋介石的猜忌，豫湘桂战役遭到惨败后，蒋便开始肢解汤的派系，汤的嫡系部队13军从此再也不交予汤指挥。
　　1941年，河南省因连续两年大旱，赤地千里，二麦绝收，秋禾亦多枯萎，八九月间蝗虫又起，遮天蔽日而过，庄稼被其吃光，百姓无以为生，成村整庄地弃家逃难。灾民纷纷沿陇海铁路逃往陕西，沿途饿殍满地，树皮都被逃难的灾民吃光，物价涨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为了活命，许多人被迫卖掉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仅只能换到四升粮食。但汤恩伯这时却无视河南百姓的苦难，他的十几万军队的粮饷仍然要向穷到骨髓里的河南百姓强征，从而造成许多“无人区”。因此，凡汤军过处民怨鼎沸，老百姓将其列为当时河南省的“四大灾害”(即水、旱、蝗、汤)之一。当时豫西的土皇帝别廷芳虽死，他的队伍仍由儿子和部将刘杰卿率领着。这批地方势力以“地方自治”和“治安联防”为名，公开喊出“宁让鬼子来烧杀，不愿汤军来搜刮”的荒谬口号，蛊惑河南平民倒戈帮助日本人到处袭击汤军。汤军各部这时成为惊弓之鸟，只要听到枪声就丢盔弃甲，夺路而逃，或者干脆相率缴械投降。三十一集团军总部直属部队曾被地方民团包围在一个寨子中而全部缴械，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虽然侥幸逃脱，但因电台丢失，与总部失去联系。据说有一次汤恩伯的卫队也被民团缴了械，汤本人化装成烧饭的伙夫方才逃了出来。汤恩伯所辖的三十六集团军的总司令李家钰就是在豫西被平民百姓打死的，战后总结时汤恩伯却将其谎报为“洛阳撤退中牺牲”，事后还在成都为李召开追悼会，并追赠上将军衔。
　　随后日军飞机轰炸了西坪镇的八庙村，汤恩伯感到清油河地形太过开阔，目标比较突出，住在涧场安全没有保证，于是就将他的行辕搬到清油镇以南七八里地的老虎沟八龙庙，住进了建造较为讲究的邱家祠堂。为了通行便利，还令工兵营连夜修通了七八里的简易公路，并架设了电话，老虎沟俨然成为他的私人领地，戒备森严，凡人百姓不得进入。他的随员幕僚及“八大处”则仍驻扎在清油河。
　　1944年4月，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节节败退，日军很快便攻占了长沙、衡阳等10座城市，西南各省遂致危急。贵州方面的守军张发奎不断向蒋介石告急。11月，蒋在无将可调的情况下，便又启用赋闲在陕南的汤恩伯出山，任其为黔桂湘边区抗敌总司令。汤遂于11月上旬经大岭观、荆紫关、老河口，又乘船由长江巴东转抵重庆受命。12月初，独山县陷落，陪都重庆震动，国防部急调汤恩伯部孙元良的第29军，由四川入贵州解围。1945年3月汤旋被任为陆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并兼任滇黔战区前线总指挥，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和湘西会战，收复独山和广西桂林等大片国土，中原败绩的耻辱方才被一床锦被暂时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