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在梅子沟一个世代务农的普通家庭，兄弟姊妹6个，父亲为长子。1950年初中毕业后，分配到蔡玉窑区公所工作，算是梅子沟李家出了第一个吃“皇粮”的人。
　　母亲在世时说，父亲是一个“不顾家”的人。父亲参加工作后每次发了工资，都要把工资交到他妈也就是我祖母的手上，由我祖母统筹安排和支配。弟妹要上学、一大家子要花销，把家里都安顿好了，才轮到母亲和我们吃穿。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外工作，几个月不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呆上一两天就走了，母亲有时候埋怨父亲把家当成旅店，父亲说家里没大不了的事，单位事要紧些。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家里最难熬的时期，那时我们兄弟姊妹5个相继出生，一家7口人的口粮全靠母亲拼命挣工分和父亲微薄的工资支付口粮钱，父亲省吃俭用，为使我们少挨饿。1958年柞水县成立下梁示范农场，父亲被任命为场长。父亲公私分明，每天都坚持和工人一块儿下地劳动，每当瓜果庄稼成熟，分享劳动果实时，父亲总是先让着大家，从不搞特殊化。直到现在，有时和二姑谈起父亲，她感慨地说：“你爸当场长，掌管着国家一定的粮食和物资，当时你们家里姊妹兄弟多，家里特别困难，你爸从没有拿一点国家的东西接济家里，他就是一个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
　　1958年反“右”斗争开始，县上一批干部被划为右派，发配到下梁农场劳动改造，父亲很同情他们。对待这些右派生活上尽量的照顾他们，保护了一批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作为“当权派”的他也成了被别人批斗的对象，白天劳动改造，晚上接受批斗。造反派用大字报封了父亲的门，父亲从窗户爬出爬进，动不动还要拉出来批判斗争，甚至拳脚相加。农场生产处于停产状态，父亲仍坚守工作岗位，保护着农场的一草一木。
　　1969年组织任命他到城关公社当书记。期间，当时县革委会主任托人想通过转关系把自己孩子提前入党，他硬是不给面子。母亲在世时说，你爸当书记那阵子，要把家从农村搬到县城那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我多次提过，他都不同意，每次都说：“当书记，不能带头违反原则。”我们兄弟姊妹五个，父亲一个也没有安排工作。
　　每次回忆起父亲，都被他这种精神鼓舞着，激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