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风楼八里坡的张氏民居，建于清末。
　　过风楼水沟村的叶氏宗祠，建于清末。

　　商南的历史文化，可分为前后两段。明代之前，属于古道文化，无论是古代诗文作品或是历史文化遗存，都和商於古道有密切关系；明代之后，南方大量移民涌入，人口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形成了以移民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从移民历史、方言特点、民歌旋律和戏剧种类等方面做些探讨，以请教于大方之家。
　　商南自古有“小太湖”之称
　　众所周知，商南是个移民地区，大部分家族为明代洪武年间从山西大槐树和清代乾隆年间从安庆、江西、湖北、河南等地迁来，这些移民中以安庆移民最多。以富水、城关和试马为例，人口众多的家族都是安庆太湖、潜山、怀宁、宿松等地的清代移民后裔。他们的迁商始祖或一担两筐、或兄弟结伴、或拖家带小来到商南择地而居，繁衍生息，经过一代又一代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而他们的语言和生活习俗还始终保持着原来的特点，口耳相因，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以移民文化为主要特点的商南地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由南至北兴起了一股续修家谱热潮。商南各地绝大多数移民家族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到安庆、湖北、江西等地寻根认祖，续修家谱。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商南县共续修家谱190多部。这些家谱可能不是商南县全部姓氏和家族，但肯定包括了商南县绝大部分姓氏和家族，就人口比例而言，应该占全县总人口的90%以上。在这190多个家族家谱中，包含114个姓氏，同姓不同修的家谱70多个。这些移民的始祖分别来源于安徽、湖北、江西、山西、河南等省。其中，安庆移民65个姓氏，109个家族，湖北移民31个家族，江西移民11个家族，山西移民19个家族。安庆移民姓氏占全县姓氏的57%，家族占全县家族的60%。在安庆移民中，太湖移民52个家族，潜山移民20个家族(潜山1936年分出岳西县，潜山移民中包括岳西移民)，宿松移民14个家族，怀宁移民11个家族，桐城移民9个家族，望江移民2个家族，庐江移民1个家族，还有个别家族是六安移民，太湖移民占整个安庆移民家族48%。商南县地方志记载：“商南县有小太湖之称。”由此分析，当时的编修地方志人员曾在民间做过详细调查，这一说法符合移民史实。对于每个家族而言，人口数量和居住地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一些变化，而其家族渊源关系绝不会因时间而改变。
　　家谱是每个家族血缘关系的真实记录，是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轨迹，是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关于家庭起源、家族形成、民族融合及其繁衍生存、迁徙分布、发展兴衰的重要史籍，凝结着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传播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各种内容，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因为家谱在记录家族历史时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时代的一些重要事件，可补充史料之不足，是同国史、地方志同等重要的文献资料。
　　无论是安庆、湖北、江西、山西、河南移民，其移民始祖迁居商南时，必定操着原来的方言，秉持已有的生活习惯，在新的居住地繁衍劳作。在同当地居民长期的生产、生活交流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借鉴，潜移默化，逐步形成了一种既有自身方言和习俗特点，又融合了别种方言和生活习俗的新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具有商南地域特征的方言和民俗。
　　在涌入商南的各地移民中，安庆移民人数最多。因为人数众多，其语言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也自然最大，因此，安庆方言便成为商南的主流语言。受其影响，其他地区的移民后代也慢慢跟着学说这种语言，逐步形成了以“蛮子话”为主流方言。
　　商南县原有的土著居民，操什么口音，生活习俗如何，现在已无从考证。但从它的地理位置考察，肯定受到秦方言和河南话的一定影响。外地移民的迁入，必然对当地居民产生了新的影响。秦方言与河南话差异巨大，为什么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言区中间，会出现自成体系的“蛮子话”，除了移民外，找不出其他原因。因此，商南文化与安庆移民有着不解之缘。
　　商南方言是安庆方言的变种
　　虽然明清移民始祖们带来的安庆方言同商南县当地方言发生融合之后，产生了一些变异，略别于传统的安庆方言，但其基本词汇和语音系统没有根本变化。如称谓方言，第三人称“他”，蛮子话中称为“渠(读kie)”；普通话中的“吃饭”蛮子话读为“吃(读qi)饭”；在普通话中“家”读为jia，蛮子话读“ga”；普通话的“睡觉”，蛮子话读为“困醒”或“困”。对某些物体的称谓也非常一致，如“膝盖”，蛮子话叫“梭罗膊”；普通话中的“脚裸骨”，蛮子话叫做“螺丝骨”；普通话说“河滩”，蛮子话说“河爬”；普通话中的“喊叫”，在商南方言中称“邪乎”等方言词汇，都和安庆方言词汇相同。语言的传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只要属于同一种方言，无论相距多远，相隔多少年，都会表现出出奇的一致性。笔者1996年在广州市增槎路做公路零担运输，一天上午，突然来了一位操相同口音的顾客，以为是商南老乡，仔细询问方知来人是江西弋阳人，其语音和词汇同商南方言完全一样。查阅家谱后，才了解到家族的远祖寿二公，便是明初从江西饶州弋阳迁到安庆府潜山县沙村的。这次奇遇，使我更加确信方言其实就是一种口耳相传的活文物资料。
　　商南方言和安庆方言接近，有众多家谱为证，不足为奇。说它和江西弋阳方言相同，乍听起来，有些玄乎，但详细考证商南移民历史，便不难发现商南人口同江西弋阳移民有着必然的联系。
　　元末明初，江淮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和陈友谅在此血战数次，死亡无数，很多人对残暴的朱明政权恨之入骨，这对新兴的明王朝政权十分不利。为了减少当地民众对朝廷的不满，明廷便组织大量江西人口外迁垦荒，从洪武三年到永乐十五年(1370-1417年)历时48年。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安庆府42万居民就有27万来自江西饶州等地的移民，弋阳就是饶州所辖的一个县。根据《明史》《明太祖实录》以及大量家谱记载和历史学家葛剑雄的考证，洪武年间江西向湖北、安徽、江苏移民达210万人。这些移民大多是集中到瓦屑坝乘船往外押送的。瓦屑坝地处鄱阳湖畔鄱江口，是明代江西饶州的一个重要渡口，是当时移民外迁的集散地，是中国古代著名移民圣地之一。至今商南方言中，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就与瓦屑坝移民历史有关。据祖辈传说，当年先祖从瓦屑坝外迁时，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走的，途中要上厕所时，必须请求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才能腾出手解开裤带。于是“解手”一词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很多家族明末从江西瓦屑坝被强制迁到安庆，经过200多年繁衍生息，人口骤增。到清代乾隆年间，遇到连年水灾，民不聊生，又响应朝廷号召，携妻带子重新踏上迁徙之路，移民至陕南安居。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西是多数安庆迁陕移民祖居之地。商南县西街的江西会馆，不仅是江西移民的聚会场所，也是安庆移民怀念祖先的重要场所，是商南移民文化的标志性古建。如果把它拆掉，毫不夸张地说，是拆掉了商南移民文化的根脉。
　　商南民歌与黄梅戏旋律对白相近
　　以商南方言为基础的商南民歌，曲调旋律也和安徽黄梅戏接近，以抒情见长，韵味丰富、优美、动听，节奏如行云流水，委婉清新，细腻动人，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且通俗易懂，易于普及，深受群众喜爱。如《双探妹》《单探妹》《十杯酒》《闹五更》《梳妆台》《小对花》《十爱姐》等曲牌，都和黄梅戏曲调相近，婉转动听。歌词的句式也和黄梅戏相同，多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式，七字句大多是二、二、三结构，十字句大多是三、三、四结构。有时可根据需要以七字、十字句为框架，字数可压缩或增扩，曲调则常使用垛句。句数不一定为偶数，有时奇数句重复最后一句凑成偶数。从商南民歌的旋律、结构和题材比较，都有黄梅调和黄梅戏的影子。这些民歌，都是上辈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可以断言，这些民歌都是安庆迁商移民始祖们从安庆各县带到商南，然后又传至儿孙。
　　黄梅戏清初起源于安庆府怀宁县石牌镇，其曲调源于怀宁上游的民间小调——黄梅采茶调，道白以安庆方言为标准，经过民间艺人不断传承和改造，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剧种。辛亥革命之前，安徽省称为安庆府，治所在现在的安庆市。现在的安庆市区则属于怀宁县管辖，县治亦设于安庆城内。石牌镇距离安庆市仅有几十里地，属于安庆方言区。
　　黄梅采茶调是源于湖北黄梅县的一种古老的民间小调，随水流传入了下游的怀宁县石牌镇，才使这种民歌小调变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戏剧种类。怀宁县是安徽、湖北、江西三省毗邻地区，自古戏剧繁荣，民间戏剧人才众多，戏剧史家称此地为戏曲“金三角”，而石牌则处在这个金三角的中间，俗称“戏窝子”，唱戏的人多，听戏的人也很有戏剧造诣。中国戏曲主要是从许多“戏窝子”中孕育而流传的，黄梅戏就是从石牌镇这个戏窝子中孕育出来的。现在湖北黄梅和安庆都在争黄梅戏的发源地，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笔者认为，黄梅戏是在黄梅调基础上孕育出来的，这是戏剧史家都认可的事实。但是，黄梅调不仅在黄梅地区流行，在与黄梅交界的安庆西部也同样流行。黄梅调在黄梅境内并没有发展成为黄梅戏，由黄梅调变成黄梅戏，是在安庆怀宁县石牌镇创造完成的。因此，说黄梅戏起源于安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